章太炎与袁世凯

懂得民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二次革命”失败之后,章太炎被袁世凯囚禁了。章太炎最初对袁世凯是抱有一定幻想的,后来袁世凯复辟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章太炎开始发表文章针砭之。当黄兴等起兵讨袁的时候,他也发表文章表示支持。     

柏文蔚与二次革命

辛亥革命后,柏蔚亲统“中华民国陆军第一军”坐控津浦线,改任安徽军政府都督后,多次婉拒袁世凯的拉拢、收买,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宋教仁案发生后,他力主武装讨袁,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并通电反对善后大借款,却因革命党人意见分歧,步调不一,而错过了讨袁大好时机,终被袁世凯免职。二次革命爆发后,柏蔚先被黄兴委任为安徽讨袁军总司令,至蚌埠督师,旋又被任命为安徽都督,回安庆平息皖省政潮,辛勤奔走于苏、皖之间,亦未能挽回二次革命之败局。柏蔚对二次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对袁世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事先未作必要的准备,临事因过于依赖领袖人物而未能当机立断,事发后又未能真正掌握军事指挥权,对二次革命的失败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陆荣廷与“二次革命”

发生于1913年7月的“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失败后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势力同以盗国大盗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独裁专制势力的一次重大武装斗争,其目的是要保卫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这次斗争虽然很快失败了,但它唤醒了人们对袁世凯独裁反动统治的警觉,并给袁世凯独裁反动统治以一定的打击,为以后护国战争粉碎袁世凯的皇帝梦和推翻袁世凯的独裁反动统治起到了准备作用,     

“宋案”后孙中山、黄兴政见新析——与冯祖贻同志商榷

一、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冯祖贻同志所撰的《1913—1916年孙中山与黄兴关系的剖析》(载《贵州社会科学》1986年第12期)一文,在论证1913年3月“宋案”发生后,孙中山“主张以武力对付袁世凯”,其“革命坚定性”“是黄兴难以比拟的”时,主要引用了孙中山在此事过去两年后写给黄兴的信和10年多后的演说,以及陈其美于1915年春写给黄兴的信,作为依据;而在说黄兴“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主张法律解决”时,却主要引用了黄兴当时发出的《讨袁通电》等,作为自己评说的凭证。     

黄兴所遭遇的财产清算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流亡日·本的孙中山把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归罪于掌握军政实力的黄兴（字克强）等人的不服从。在这种情况下,黄兴在革命党内部不仅面临着以孙中山为首的激进派的政治清算,更面临着孙中山身边陈其美（字英士）、戴季陶（号天仇）、张继（字溥泉）、何海鸣等人的经济清算。     

读1915年5月黄兴复孙中山书

孙中山和黄兴是辛亥革命的两大领袖。孙、黄之间,在1913年3月革命党骨干宋教仁被袁世凯政府收卖的流氓暗杀之后,在讨袁的策略问题上发生分岐,黄兴一度主张法律解决,不赞成孙中山关于迅速起兵讨袁的主张。后来,黄兴在二次革命中也态度消沉,未能血战到底,在尚未完全失败之际,就丢下三军,一走了之。因此,二次革命失败之     

宋案后孙中山并非一贯主张武力倒袁

在论述辛亥革命的诸多著述中,几乎一致认为,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案发生以后,孙中山主张武力倒袁,黄兴则主张法律解决,由于黄兴的掣肘以及其他原因,时机一纵即逝,导致了二次革命的失败。 事实并非如此。     

黄兴在日活动秘录(1913.8——9)

二次革命失败后,黄兴于一九一三年八月流亡日本。一九一四年六月底,由日渡美。在日本逗留近一年时间。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收藏的外务省档案《有关各国内政之杂纂(中国部)——包括流亡者在内的中国革命党问题》(简称《中国革命党问题》)中的第六至第十二卷内,记录了黄兴一九一三年八月至一九一四年六月期间及赴日经过在日本的活动情况。特选译成组,题为《黄兴在日活动秘录》。这里发表的为1913年8月至9月部分。     

《黄兴致白朗书》的新发现

《黄兴致白朗书》是“二次革命”期间资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白朗起义军共同讨袁的一份重要历史资料,最初发现于1913年8月21日的天津《大公报》上,同年10月10日出版的《癸丑祸乱纪略》(介北逸叟编著,上海有益斋印行)据该报全文辑入。解放后的一些资料丛书和论著,如《黄兴集》(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白朗起义》(杜春和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黄兴年谱》(毛注青     

民国史上著名的祭文

宋教仁为民族、民主革命之先驱。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建立后,为第一届内阁即唐绍仪内阁的农林总长,由于袁世凯实行独裁统治,宋与唐绍仪等愤而辞职。1912年8月,宋教仁协助孙中山,黄兴组建国民党,代理干事长,为实际负责人。在第一次国会召开前夕,宋教仁奔走呼号,到处宣扬责任内阁制主张,争取议会斗争,遭到了袁世凯的忌恨,命其爪牙,当时的国务总理赵秉钧指使国务院秘书洪述祖收买凶手将宋教仁刺杀。“宋案”惊醒了沉醉于实业迷梦中的孙中山及革命党,他们认清了袁世凯的狰狞面目,从而发动武力讨袁,进行了“二次革命”和讨袁战争。     

阳夏战役中的黄黎关系

《辛亥首义回忆录》二（第194页）上有文章说,阳夏战役期间,“黄兴上有黎元洪,黄的命令不能统一;下面的人事安排不能尽如黄意。战时情况,瞬息万变,黄、黎往返磋商,不能当机立断,最后使汉阳失守”。其他论著如《武昌起义史》、章士钊著《论黄留守》文（《民立报》1912年6月18日）等多将黎元洪“掣肘”作为阳夏战役失败的原因之一。事实并非如此。黎元洪在阳夏战役期间对黄兴是持支持态度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黎元洪派军队袭击清军后方,以配合黄兴正面作战。11月21日,黎元洪在阅毕宾土礼、姚金镛对汉口的侦察报告后…     

马英九致黄兴长孙的亲笔信

2005年10月24日是黄兴先生诞辰131周年纪念日, 上海黄兴公园举行了黄兴铜像揭幕式。10月10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发出颂词并致函黄兴的长孙黄伟民,称赞黄兴的事功品格将永垂后范。马英九亲撰“黄兴铜像揭幕颂词”如下：     

有关孙中山、黄兴反对袁世凯斗争的日本外交文书选译

在日本外务省所编纂《日本外交文书》1913年第2册《事项三:二次革命与流亡政客渡日之件》文书档案中,对于从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暗杀到同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期间孙中山、黄兴等人的反袁活动、黄兴逃亡日本情形以及日本驻华使节对时局发展的观测、日本政府对华策略等都有连续的反映,其中有不少是过去国内中文史料中所未有见过的,或与中文史料的记载有出入,可供我们互相参照,作深入一步研究的参考。以下选译外交文书中的十五篇。原文是用日语文言文写成的,没有标点。翻译时以直译为主,力求保存原文的语气和格式。原书所编的顺序号码(由二六八号到三三六号),也一律保留,以利读者查对原文时便于检索。本件资料的日文本,是由日本神户学院大学中村哲夫教授搜集赠予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副所长段云章副教授再向我提供的,在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昙花一现的民初国民捐热潮

国民捐的提出 民初财政窘迫以及与之相关的外债交涉是一个敏感的问题。袁世凯任北京政府总统后,向银行团寻求财政支持,银行团借机提出监督债款收支、监督裁撤军队等要求,使民初政局更加动荡、险恶。１９１２年４月初,黄兴对外债交涉的前景颇为担忧：“现今财政支细,外债交涉要挟,制我死命,国势发发,不可终日。”他开始把关注的重点转移到国内,他寄望四万万同胞“急公好义,慷慨乐输”。为此,他在１９１２年４月２９日发出通电,举起了劝募国民捐的大旗。 黄兴的国民捐构想是,采用类似所得税的办法,“中人以上之产,即人以银币一…     

二次革命《开封民立报》被封案

国民党成立与《开封民立报》的创建 1912年8月11日,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于北京安庆会馆集会,决议合并为国民党,13日发表宣言,24日孙中山抵京,主持25日在湖广会馆举行的成立大会,通过《国民党政见宣言》及政纲。国民党成立后为国内第一大党,因要选举大总统,始公开悬旗挂牌。袁世凯自任总统后,一意排斥共和,打击革命党人。1913年3月20日暗杀宋教仁,接着又非法向五国银行“善后大借款”。袁的面目逐渐暴露,孙中山、黄兴决心发动二次革命,“非去袁不可”。7月初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兴兵讨袁。     

云南杨春魁起义——“二次革命”的尾声

一九一三年发生的“二次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为反对袁世凯独裁、为保卫共和制度而进行的一次武装斗争。一般说“二次革命”是以七月十二日李烈钧在江西湖     

1914,蒋介石的东北之行

1914年,蒋介石曾有过一次鲜为人知的东北之行。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复员整军会议上的演讲中说：＂记得我在民国三年到东北去考察的时候……我在日本人的掩护招待之下,在东北的满洲里、哈尔滨、长春等地,住了三个月。＂那么他当年为什么要到东北,在东北又做了些什么,于他的人生又有什么作用,以致让他在事过30年后还念念不忘呢？受命1913年,孙中山发动了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终因力量悬殊以致革命失败,孙中山、黄兴、     

柏文蔚与安徽“二次革命”

“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1912年3月,袁世凯窃据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后,图谋“帝制自为”,残害革命党人,蔑视议会,独断专行,致使辛亥革命的成果只剩下一块“共和”招牌。1913年7月,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发动反对专制独裁、维护共和政体的革命战争,因它是辛亥革命的一次补课,故史称“二次革命”。在这次革命中,涌现出名的“讨袁四督”,安徽都督柏蔚即是其中的一位中坚人物。本对柏蔚领导安徽“二次革命”的曲折生动的经历介绍如下。     

黄兴的纪念

1984年3月17日,美国马里兰大学政治学教授、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薛君度先生来到武汉,在参观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及其武昌起义的史实展览后,欣然提笔,写下了“辛亥革命,世以孙黄并称,我们研究辛亥革命,应该尊重历史事实”的题词。这段题词,充分肯定了黄兴在辛亥革命中与孙中山齐名的历史地位。武汉是黄兴“讲业视师之地”。在武汉这座长江中游的重镇正在迈向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的行列的今天,回顾黄兴在武汉学习和战斗过的经历,循着散落在城区街巷中的革命遗址追寻他的足迹,不忘前贤,尊重前贤,师法前贤,或许是我们对黄…     

同盟会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寻觅记

1905年7月孙中山到达日本横滨。经日本友人宫崎滔天的介绍,在东京与黄兴首次会晤,相约将分散的革命力量,建立一个有组织的革命同盟团体。7月30日由孙中山、黄兴邀约各省革命志士代表七十余人,在东京赤坂讨论筹建新的革命组织团体,经共同讨论后新团体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并决定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