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格里与石门坎

在贵州毕节地区,人们对于英国传教士柏格里,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一个外国传教士,仅仅在毕节地区威宁县的一个小山寨中生活了十年左右,为什么就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毕节地区的广大群众,特别是成千上万信仰基督教的群众,在谈起柏格里时,仍然怀着深深的敬意。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砸了柏格里的墓碑,人们也没有改变对他的看法。所以,十年动乱结束以后,在平反冤假错案时,一些信教群众也要求为柏氏落实政策,修复他的墓碑。这一切应该如何解释?本文想对柏     

为了历史的尊严——评《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

章开沅先生是我非常敬仰的历史学家 ,也是一位非常可亲的长者。一个偶然的机缘 ,他在耶鲁神学院发现了以贝德士博士 (也是章先生早先的老师 )为代表的原金陵大学以及当时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部分外籍教师和传教士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证词 ,并由此一头扎进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研究 ,终于在古稀之年迎来了又一个学术高峰。他先后整理出版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南京 :193 7 11— 193 8 5》(合编 )、《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 ( 193 7— 193 8)》等一系列著作 ,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章先生对南京大屠杀的…     

美国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裨治文

裨治文,近代早期来华的著名传教士之一,也是美国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属美部会成员。1830年到广州,到1847年后居上海,他的大部分传教活动是在广州完成的。裨治文出色地演绎了传教士这一角色,由他创办并主编的《中国丛报》,则成为当时了解中国的桥梁。一、裨治文生平及来华简介裨治文(1801——1861),1801年4月22日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贝尔彻城,其父母是公理会教徒。1822年考入阿默赫斯特学院,大学读书期间即有志于海外传教,在给其父的信中他说:“你有你的领域,我知道你的领域就是你的每英亩土地,但我不能这样,我必须到我不知道的地方去工作…     

艺术市场露面的郎世宁作品

郎世宁(1688—1766年)是一位在清朝宫廷中供职的欧洲传教士画家,自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来到中国后,就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祖国意大利去。他死后葬于北京阜成门外的传教士墓地内。郎世宁在中国的宫廷中为皇帝画了数量很多的作品,按照乾隆、嘉庆时人胡敬所著的《国朝院画录》一书中的记载,收入《石渠宝笈·初编·续编·三编》的郎世宁的作品共计56件(其中包括合笔的2件),手卷、立轴、册页均有,数量仅     

瑞士传教士韶波《儒教衍义》的文献价值

在近代中西文化的互动交流中,基督新教传教士承担了重要角色。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瑞士巴色会传教士韶波所著《儒教衍义》即是一部反映清末民初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著作,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该著站在中西比较的立场上,从儒教人性论出发,对儒教中人的德性、五伦关系、教育以及强国富民措施等都提出了较为深刻的批评和看法。虽然这些批评和看法有的地方不免偏激,但仍对儒学思想史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也反映了戊戌运动中传教士的思考和参与,是研究清末民初政治、思想变革的重要历史文献。     

清朝皇帝与西洋音乐

清朝康熙年间,有两位耶稣传教士,一位叫费迪南德·维比斯特,另一位叫托马斯·佩雷拉,他们不远万里来到当时的紫禁城,除带来一些书籍之外,还带来了许多西洋乐器。康熙十分喜欢那些长长短短、或大或小的西洋乐器,每到夜晚,宫廷乐队除演奏一些清新婉转的民乐,另外还要为康熙演奏一些西洋音乐。据史料记载,康熙皇帝不仅十分欣赏西洋音乐,有时还要亲自演奏。对此,传教士费迪南德·维比斯特在他的传记中也有详细记载:"清朝康熙皇     

我的民国故事——刘绪贻回忆录(十七)

正除美国师长外,还有两位关心过我的师长也应提一提。一位是当时在芝加哥大学讲授《中国古文字学》的清华教授陈梦家。由于他夫人赵萝蕤当时也在芝加哥大学进修,他们在当地有个家。他虽是位著名诗人和考古学家,但为人热情,不时邀请我们这些在芝加哥大学的清华同学到他家聚会,因而相识。1947年上半年,他了解到我因未按照陈达教授要求重点攻读社会统计学而未被清华聘请时,主动地多次为我向国内著名大学联系工作。另一位是南京中央大学教     

《圣经》在十七世纪的中国

自十六世纪末以降,天主教一直持续不断地在中国出现。然而,第一部天主教的圣经全译本却是在1953年才得以印行,而新教的多种译本早在十九世纪就已经可以见到。马歇尔·布鲁姆霍(MarshallBroomhall)在其所著的《圣经在中国》一书中,对天主教圣经译本之阙如深表诧異:“当我们回想起耶稣会士曾翻译过诸如托玛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这类著作,而且教宗曾收到过一份献给他的中文弥撒书时,我们便有强烈的理由质问:为什麽我们没有听到更多的关於圣经翻译的消息?”①任何一位当代的天主教徒也肯定会深有同感。在本文中,我们将力图探究传教士在何种…     

清香留字内 到处觉春融——满族书法家王佐贤

对王佐贤先生早有所闻。也看到了《黑龙江日报》和《北京晚报》介绍他的文章。近年来,王先生给我刊《满族研究》写过几篇小稿(有的以其号“木叟”发表),因此也时有书信往来。王先生有一封信是用毛笔写的。好漂亮的字!一纸行书,洋洋洒洒,摇曳多姿,具有很强的节奏感和浓郁的笔情墨趣。所录新通信地址,虽蝇头小字,但毫厘锋颖之间,仍灵活有致,气脉贯通。真令人难以置信这是一位八旬老翁之手笔。于是我去信邀请王先生为《满族研究》题词。王先生虽久已不写大字,但终于还是写了一幅,仍为行书,骏逸飞动,气完神     

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在河南的活动

怀履光,这位加拿大传教士的名字是他在大使馆登记的汉文译名,也有人译为白威廉。他于清朝末年来华传教,在中国居住了40年,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有影响的外国人之一。他的名字已编入《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     

传教士薛田资的山东历险

晚清时期的中国,被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许多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对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产生了重要而复杂的影响。一100余年前,一批年轻的德国传教士,越过大洋,来到中国这块陌生的土地。这些传教士自称"斗士",将自己从事的传教视作至高无上的事业。到了中国之后,等待他们的却是未知的命运,他们有的病死,有的被杀,有的则在华多年,从事传教、教育、医疗事业。     

卵生徐偃王传说试解

一个世代传承的文化母题早在两三千年以前,今苏北大地上曾经存在过一个历史悠久、国力强盛、文化发达的古徐国。而在徐国的历史上,徐偃王无疑是一位声名最为显赫、影响最为广泛的国君,《荀子》、《韩非子》、《淮南子》、《尸子》、《楚辞》、《论衡》、《说苑》以及《史记》、《后汉书》、《水经注》等早期的文献都曾记载过他的事迹,有的其至还将他和尧、舜、周公、伊尹、周文王、孔子等     

明义士与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北大核心CSSCI

明义士(James MellonMenzies,1855—1957),加拿大人,从1910年以传教士身份来到中国至1936年回国(间有去法国及回美休假),20多年中实现了从传教士到汉学家的转变,在甲骨收藏、研究及商史研究方面成就斐然,在学术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促进了中国甲骨文化的海外传播。学界对于明义士的研究更多集中在他的甲骨收藏和研究方面(如方辉:《明义士和他的藏品》,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魏敬群:《明义士甲骨收藏始末》,《史海钩沉》2010年第2期,第52~55页;董延寿:《明义士与甲骨文研究》,《中州学刊》2005年第6期,第189~192页)。     

卷首语

安徽省省长王金山可能是一位京城媒体"出镜率"不算高的省长。这可能是由于他的谦逊,也可能还由于媒体对他的关注不够。然而,我们愿意关注他,并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他。在《封面人物》栏中,我们对他作了一番"扫描"与"勾划",标题直书《尽情挥洒正逢时》。我们有理由作出这样的判断,因为这不仅在于他个人的志向和抱负,也在于全国发展的大局。东部已经领先,西部开始崛起,东北渐振雄风;那么中部,     

你的衣服为何不扣扣子？

民国时期,有一段时间,实行新生活运动,规定不能不系衣扣。一天,江西有一位传教士穿着西装在街上散步,交通警察拦住他说：“你的衣服为何不扣扣子？”传教士很讶异地说：“我穿的是西装,西装不用扣扣子的!”     

向西方报道中国红军长征第一人薄复礼

正在红军长征队伍中,有一位传奇的外国人,他就是英国传教士薄复礼(原译名勃沙特)。薄复礼曾被红六军团俘虏,于1934年10月到1936年4月随红六军团行军。薄复礼应萧克请求翻译的法文贵州地图,对于红六军团转战黔东南发挥了重要作用。薄复礼1936年11月在伦敦出版的长篇自传体回忆录《神灵之手》(英文版),是西方首部介绍长征的专著,比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早了一年。     

西方苗学的三个历史阶段

尽管早在17世纪初叶,一些西方传教士出于猎奇和探险而与苗族有过初步的接触了解,但绝大多数的西方人对这个古老的民族仍一无所知。直到19世纪,西方学者才在他们的著作中零星地提到苗族的有关情况特别是其种属问题。我姑且谓之为“早期西方苗学阶段”。这个时期的代表学者和作品有：1861年英国传教士洛克哈特e关于中国的苗族或土著居民》,1862年英国军人布勒契斯顿《长江上的5个月》．19世纪80年代法国人类学家德·卡特勒法热《人类种族通史》、韦尔努《人类的种族》和拉戎基埃《在越南北部的两年》,1894年英国传教士克拉克《中国西部的…     

一文一武多隆阿

清代,有两位多隆阿。由于清代的各种文献书籍之中,对少数民族人士往往是直书其名,而省略姓氏,使研究者误把两位多隆阿混为一人。其实一位是著名的学者兼诗人,一位是行伍出身的将军。 舒穆禄·多隆阿(1795年—1853)年)字雯溪,隶满洲正白旗,辽宁省岫岩县人。他仕途不得意,仅做平阳(今山西临汾)太守何晓枫的家庭教师兼佐幕事,平时则以吟咏自娱,并用大半生的时间研究《诗经》、《易经》、一生著述颇丰,有《慧珠阁诗钞》、《毛诗多识》、《阳宅拾遗》、《地理一隅》,等等。被人赞誉为“嘉道间经学名家”。另一位多隆阿(1818年—1864年),字礼堂,姓呼拉尔特氏,蒙古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人,他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军。     

中西文化的一次对话:清初传教士与《易经》研究

18世纪初期,在传教士内部发生的“礼仪之争”已经演化为清王朝和梵蒂冈所代表的欧洲礼仪文化之间的冲突。康熙为使入华传教士遵守“利玛窦规矩”,重新思考他的宗教政策和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安排法国来华耶稣会士白晋、傅圣泽等在清宫研读中国典籍《易经》,并就白晋等人的《易经》研究与传教士展开对话。这场文化对话,不仅揭示出“礼仪之争”发生后在来华耶稣会士内部出现的矛盾及白晋所代表的“索隐派”的文化倾向,也表现出康熙在“礼仪之争”中对待耶稣会传教士的策略以及对待西方文化与宗教的态度。     

译名之争与早期的《圣经》中译

在早期的《圣经》中译史上,“译名之争”是一个影响颇为深远的事件。这个争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清代前期的“礼仪之争”,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这场围绕着God或Theos等基督教核心名词如何中译而产生的争论,在1843—1851年来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集体合作修订《圣经》中译本期间达到高潮。在这期间,英国传教士与美国传教士各自坚持己见,展开长期的论战。“译名之争”导致了早期新教传教士合作译经事业的结束,但也促使多种《圣经》中译本相继问世。它不仅在中国近代基督教传播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记,而且波及近代中西化交流的其他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