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杞伯簋浅谈

本文介绍一件形制特殊的豆形杞伯簋,通过与其它相关陶器、青铜器的对比研究,并结合杞国的历史地理情况,指出这件豆形杞伯簋是杞人的一种创造,对认识青铜簋的演变以及杞国的历史文化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论吕大临《考古图》对先秦青铜器的定名

吕大临《考古图》中共著录先秦青铜器计148件,除11件因无器物图或仅存器盖而无法判断其定名正误之外,定名准确的有82件,定名欠妥的有55件。其定名欠妥的原因主要有三:其一,吕氏占有的先秦青铜器材料有限;其二,铭文误释;其三,泥于自名原则,将大共名作为类名。     

青铜提梁卣的保护与修复

1985年春天,潍坊市坊子区农民在院上水库取土时,发现青铜器3件,青铜提梁卣为其中之一。院上遗址位于坊子区眉村乡院上村西,文化层厚1-2米,地表散见较多商周时期陶片,还有簋、豆、罐等商周器物残片。发现青铜器的墓葬位于遗址西北断崖上。这3件青铜器的出土,为研究潍坊地区夏商以来的古史面貌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扶风县齐家村四号墓出土青铜器的修复

2004年5月至7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文保室对扶风县齐家村北M41出土的铜尊、铜簋、铜卣等三件器物进行了修复.修复的方法是运用我国传统青铜器文物修复的矫形和焊接、去锈以及着色做旧等技术,并与德国现代文物修复技术相结合,使三件变形的器物重新修复完好.     

西周重食文化的新认识——从甘泉县阎家沟新出青铜器谈起

2005年6月14日,在陕西省甘泉县下寺湾阎家沟发现一座商代晚期墓葬,随葬有57件青铜器,包括礼器、兵器、杂器等,器物类型丰富,年代关系较为明确,是迄今为止陕北地区一个墓葬出土青铜器数量最多的一次①.特别是其中出现的四鼎五簋的器物组合,表现出相当明显的重食倾向,这在商代晚期墓葬器物组合中十分罕见,值得加以关注,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一探讨.     

荣■铭文考释及其意义

故宫博物院青铜器馆展出的西周时代的荣簋,是一件研究价值较高的重要器物。本文拟对此器铭文略加考释,并论述一些有关问题。荣簋(封面),圆浅腹,平唇,高圈足。四兽耳,将腹四等分。每耳均有长下垂     

几例罕见的改制铜器

改制铜器就是通过增添或删减等办法对已经成型的器物进行二次加工。由于青铜器可以回炉重铸,因此目前所能见到的改制铜器数量稀少。本文以■侯簋盖、小臣■簋和柞伯簋为例,重新考量改制的部位、时代以及目的和用途,认为铜器的改制与当时流行的社会风尚是分不开的。     

陕西扶风五郡西村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

五郡西村位于陕西省扶风县城以西5公里的城关镇,2006年11月,当地村民在村北台地修渠时,发现一青铜器窖藏,共出土鼎、簋、尊、甬钟、斗、矛、马器、玉饰等器物27件(组)。出土器物中5件青铜器有铭史,其中2件大口尊铭文一致,可与传世的五年、六年琱生簋铭文连在一起,正好完整地反映了西周厉王时期一场旷日持久的"仆庸土田多刺"官司,为研究两周时期的土地制度提供了更加具体的金文资料。     

蓝田县出土一件西周青铜簋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三日,蓝田县城关镇东关村农民郑新强,在取城墙土时发现青铜簋一件,当即送交县文管会收藏。这件青铜簋,通高24厘米,口径19.5厘米,腹深10.5厘米,圈足高9厘米,重1.7公斤。兽首耳,耳下有长方珥,颈腹外部饰饕餮纹,圈足饰夔龙纹。器物完整,纹饰精美,式样庄重古朴。此簋之纹饰、体形,与宝鸡市渭滨区文化馆收藏的两件西周早期青铜簋基本相同(《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四》第十九、二十页)。宝鸡出土的这两件器物,一件腹颈高圈足均为饕餮纹,一件腹胫与圈足全为夔龙纹,而这两件青铜簋颈腹外部为饕餮纹,     

五年琱生尊铭文考释

2006年11月,陕西省扶风县城关镇五郡西村发现一座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窖藏,出土器物27件(组)。其中两件带有铭文的五年琱生尊最为重要,它们与传世的五年琱生簋、六年琱生簋(又称召伯虎簋),是记述同一事件的不同阶段,为理解该事情的来龙去脉,提供了新的金文资料。本文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试对铭文进行考释,不妥之处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