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下奉文案探析——以抗战胜利后的新闻报道为中心

马尼拉特别军事法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盟军在远东设立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开端,法庭判处山下奉文死刑。山下奉文案不仅在法庭授权、审理程序、确立战争罪名等方面,为东京审判积累了审判日本战犯的经验,而且与中国关系密切。它既反映了战后军事法庭追究日本战犯罪责的合法性、正义性,以及其个别方面的不彻底性,又因其所引发的法律问题而受到法学界的广泛关注。     

抗战胜利后国统区工业述评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东北、华北、华东、华南等地敌伪工业的接收和处理,是国统区工业方面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关系到整个国统区工业和经济命运的一件举足轻重的大事。国民政府对敌伪工业接收的主要部门是经济部。除铁路机车厂、汽车厂由交通部接收,农林产品加工厂由农林部接收,兵工厂、被服厂由国防部接收,面粉厂、碾米厂、榨油厂由粮食部接收外,一切非专业的工厂、矿山和企业,均由经济部负责接收。据1946年6月经济部的统计,该部在7个区共接收工矿企业2407个,其中工厂1837个、矿场77个、电气事业45个、公司行号435个、行政学校机关13个。据估计,国民政府各有关部门接收的敌伪工矿企业总价值高达20亿美元。     

抗战胜利前后国民政府惩治贪腐探析——以黄金提价舞弊案为中心

抗战后期,国民政府为了抑制严重通货膨胀,平抑物价,促进财政收支平衡,利用美国提供的5亿美元援助购买黄金,试图通过以抛售黄金、举办黄金存款以及法币折合黄金存款等业务为核心的黄金政策回笼法币。但黄金与法币竞相逐涨使得重庆形成了规模巨大的黄金投机市场,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1945年3月爆发的黄金提价舞弊案即是典型的一例,提前获得内幕消息的官贾竞相购买黄金,利用时间差获取暴利,一时间舆论大哗,蒋介石要求彻查此案,但无论是孔祥熙与宋子文围绕此案的博弈,还是主要涉案人员郭景琨、王绍斋等人背后的较量,都使得案情变得复杂,审判结果也与民众观感大相径庭。透过此案不难看出,抗战后期,尽管国民政府有意对贪腐予以严惩,但面对涉案人员复杂的背景,惩治贪腐的效果也大打折扣。     

抗战胜利后第十战区对日接收工作初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将中国战区划分为16个受降区（地）,对日接收随之展开。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受命主持苏皖地区对日受降与接收工作,其将战区分为固滁地区、安庆地区、徐海地区三个接收区,分区进行军事接收,而地方党政与事业接收则由苏皖两省分别接收。在接收过程中,国民政府中央与地方各派...     

基层选举与派系纷争——以抗战胜利后汉口市复兴区第八保保长选举为中心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汉口市复兴区第八保保长选举中,国民党党部人员王干臣虽获得多数选票,但三青团方面却极力反对。党团双方借助各自资源,分别公函负责处理选举纠纷的汉口市政府,汉口市政府将纠纷交由湖北省民政厅裁判。最终,在三青团、汉口市政府、湖北省民政厅三方合力之下,王干臣保长当选无效,复兴区第八保重新民选保长。在战后各地的基层选举中,由派系纷争引发的选举纠纷颇具有普遍性,而这些选举纠纷共同折射出国民党基层统治的弱化。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东北决策研究

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的中国政治风云中,国、共、美、苏四方之间围绕东北问题的纵横捭阖与矛盾冲突,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以至决定了战后中国历史的走向与结局。国民党在东北的失败,从根本上说是由其坚持独裁专制统治,反对民主进步潮流的本质所决定的,但就其军事和政治战略而言其决策失误加速了国民党在东北的失败。     

腐败丢掉民心: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对日伪占领区的接收

1945年8月,中国人民历经八年艰苦抗战,终于迎来了最后胜利的一天。然而就在抗战胜利之时,国民党当局在从日伪占领区接收了相当大一笔物质财富的同时,却因为大规模的贪污舞弊而失去了全国的民心,     

抗战胜利后湖北省对“密报物资”的接收与处置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立即着手接收原敌伪统治区的资产,除了敌伪移交清册中的物资外,以“敌伪人员让渡、转移、藏匿他处的各种物资”为主的“密报物资”也是接收不可忽视的部分。湖北省“密报物资”的接收与处置由第六战区接管日方物资委员会以及湖北省政府先后负责,包括接收保管、调查审核、估价标售以及发放密报奖金等事项。湖北省意图利用“密报物资”变价款拨充教育经费,推动战后重建工作。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密报物资”变价款实际所得不仅低于预算,而且在使用中又因政府挪借他用、工作人员贪污、通货膨胀等因素导致了部分流失,对复兴战后湖北省教育事业的作用极其有限。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划东北为九省述评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对全国行政区域作了重大调整,特别是东北地区,将东北划分为九省。它的划分,在全国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和影响。1945年9月19日,国民政府正式将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划分为辽宁、吉林、黑龙江、东安、辽北、松江、合江、嫩江、兴安九省,热河省仍恢复“九一八”事变前旧有境界,未列入东北新省区以内。东北划分为九省,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1945年8月前东北在日本伪满统治时期,省制划分混乱不堪。日本侵略者为了便于统治和压榨东北人民,在1943年以前,曾将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划分为十九个     

抗战胜利前后中间党派对民主的诠释：以经济民主为中心

加世纪40年代,中间党派及自由知识分子为反对国民党垄断国家资源的一党专政体制,提出了融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教育民主、国际民主于一炉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这种民主观试图扩大民主的范围,其目标是社会方方面面皆民主化,以保障人权和实现社会正义,体现了超时代的理想主义色彩。中间党派对社会民主主义的颂扬,具有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的进步意义,是近代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留给后人的一笔精神财富。     

试论抗战胜利后我党在北满地区的政权建设

东北根据地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党的最重要的根据地之一,而北满地区又是东北根据地的基础,所以在北满建立巩固的政权是关系到东北、乃至于全国解放战争进程的重大问题。抗战胜利后我党在北满地区的政权建设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1945年9月至11月底,是我党对北满政权的和平接管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虽然在名义上用和平的手段接管了各级政权,但旧的社会秩序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造。事实上,我党与各种敌对势力、中间势力各自发展,武装共处。 在日本投降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北满地区出现了一个中国国家权力的真空,于是各种各     

抗战胜利前后国民政府忠烈祠功能之嬗变——以江苏省为例

忠烈祠是国民政府为祭祀在战争中为国家忠勇牺牲的官兵和民众的神圣场所.国民党江苏省地方各县市筹建忠烈祠的活动经历了抗战胜利前后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国民政府根据变化了的社会、政治环境,对忠烈祠功能进行了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诠释.忠烈祠功能的嬗变,使民众与政府之间在国家象征体系的构造上,产生了或互补、或冲突的关系.这对江苏地方忠烈祠的筹建产生了深层影响,从而导致前后两个时期不同的建祠结果.     

抗战胜利后台湾日军投降及南京国民政府军事接收档案资料选(下)

11.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接收总报告第一章本部编纽经过一、本部本部于三十四年九月一日暂假重庆国府路第一四○号为临时办公处,正式成立,并开始办公。当时因编制尚未奉颁,仅使用少数人员办理必要工作。九月一日,奉军事委员会中微令一亨签字第397号代电,颁发本部组织规程及编制表。本部计设机要室,第一、二、三、四处、副官处、经理处、军法处、调查室,并辖特务团一团、通信一连、军乐队一队,除调查室由调查统计局迳行派员组设,其人事不归本部管辖(直属部队分列后面)外,当即着手于本部内部之正式编组,一面向各有机关调用干部,一面自行甄选。九月十七日,复奉颁     

抗战胜利后台湾日军投降及南京国民政府军事接收档案资料选(上)

1、中国战区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备忘录1945年10月5日台军字第一号日期: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月五日致:台湾日本第十方面军司令安藤利吉将军由:中国战区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一、本人以中国战区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地位、奉中国陆军总司令一级上将何应钦、转奉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特级上将蒋之命令,接收在台湾省(含澎湖列岛,下同。)日本高级指挥官及其全部陆海空军与其辅助部队之投降。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日械部队研究

日械部队在国民党军制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抗战胜利时,受外援减少和自给能力不足等因素影响,蒋介石在抗战末期确定的美械、国械列装计划实施受阻。为摆脱部队整体装备水平不高的局面,国民党军将利用重点转向收缴的日军装备,日械部队由此出现。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时,日械部队已占国民党军的半数以上,规模和数量远超同期的美械、国械部队,形成了包含主力军、师部队,要塞炮兵和特种兵部队,宪警和地方保安部队在内的完整结构体系,成为国民党军在战争期间的绝对主力。但由于国民政府工业基础薄弱和组织能力低下,日械部队显露出筹划管理不善、装备整修缓慢、军畜配备不足、物资分配不均衡等诸多问题,最终在消耗巨大而难以补充的困境中走向消亡,成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编制和装备体系改革失败的一个缩影。     

抗战大后方的民众教育馆——以四川省和重庆市为中心的研究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增强抗战力量、强化社会控制,赋予民众教育馆"训练民众、动员民众之重大使命"。抗战大后方四川省和重庆市的民众教育馆,在蒋介石推动国民精神总动员及新生活运动的背景下,致力于民族精神、传统道德的教育;协助政府检查民众读物、剧本、宣讲资料;利用集会仪式等渠道对民众实施国民精神动员及日常生活改造,为战时民众动员与训练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由于工作范围过于宽泛,人员缺乏专业训练,经费不足,以及部分职员工作敷衍懈怠,尤其还须面对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使民众教育馆工作力不从心。不过它毕竟是政府体制内的社会教育中心机构,较之体制外的民众教育力量,具有被政府强力推广的优势,因此在社会精英和政府官员心目中依然"比较卓异"。     

导入美国医学: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对伪北大医学院的接收与改造

抗战胜利后,如何利用日伪时期遗留下的师资设备,重新为华北地区建立医学教育中心成为国民政府急需解决的问题.教育部指派北京大学启动对伪北京大学医学院的接收与改造工作.最初,代理校长傅斯年为扫除战时日本医学的影响,留用前北平协和医学院教员建立新的北京大学医学院,后来校长胡适积极寻求美国援助,进一步学习协和模式,延长学制、建立研究生教育.通过引入美国医学完成去日本化的北大医学院成功崛起为国内顶尖的医学教育机构,为1949年后中国医学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棉纱布抛售政策研究

本文主要探讨抗战胜利后在纺织事业管理委员会(代表国民政府)之管制下,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代表国营纱厂)和上海及苏浙皖区棉纺织工业组成的第六区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代表民营纱厂)实行棉纱布抛售政策的过程,进而探析纺织资本家对该政策的态度及其与政府的关系.     

战时日军对山西物质环境的破坏——以晋东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日军侵入山西后,在其所到之处,大肆抢掠破坏,致使山西人民赖以生存之物质环境遭受重创。晋东南地区则是受损极为严重的地区之一。本文旨在通过对该地区的考察揭露侵华日军对山西物质环境的破坏程度及由此造成人民生活之困难境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