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旱魃”形象的起源与嬗变

旱魃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旱神,最初在先秦时期以天女的形象出现。东汉以后,旱魃逐渐演变为善行疾走的小鬼形象。宋元时期,民间出现了以产妇所生鬼形儿为旱魃的说法,至明代则出现浇淋产妇以除旱魃的恶俗。随着官方对这种恶俗的禁止,明代中期以后旱魃逐渐变为僵尸的形象,并由此衍生出"打旱骨桩"的恶俗。清中期以后的小说中,又出现僵尸旱魃可变犼的说法。旱魃形象的演变是中国古代普通民众与文人士大夫相互影响的结果。     

宋代文人士大夫与荒政变革

荒政在宋代发生了思想、制度、机构的变革,完成了制度化的过程,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荒政构架。在这个过程中,宋代新兴的"文人士大夫"阶层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通过研究"文人士大夫"阶层在宋代的形成和政治地位论证其参与荒政变革的可能性,并考证"文人士大夫"阶层的荒政思想于荒政思想史中的重要变革以及其在荒政实践中的具体创新,以期还原宋代文人士大夫在宋代荒政变革中的重要贡献。     

晚唐士大夫乌托邦幻想的消失——以《唐传奇》《花间词》歌妓形象为中心的考察

恩格斯认为＂：古代所仅有的那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1]即使在包容开放、胸襟博大的唐朝也不例外。唐代士大夫将自己的＂歌妓情结＂,变成一种《唐传奇》歌妓形象包蕴的乌托邦幻想。反映了其婚姻重门第、尚冠盖,并直接与仕途相关的现实。而这种乌托邦压抑被晚唐士大夫转化为《花间词》中的肉欲宣泄与释放时,则复原了晚唐末世的到来和商品经济及俗文化的进一步发展的真实状况。     

宋朝的治国方略与文臣士大夫地位的提升

在宋代历史上,士大夫集团无疑担当了政治精英的角色。学们已经注意到：宋代士大夫影响力的增强对皇权产生限制,出现“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现象。宋代士大夫地位之所以提高,学界以往更多地侧重在大力推行科举制度等具体“重”方面的原因,而于宋朝在政治上对士大夫阶层的选择,特别是其相关治国方略及处理武关系所产生的作用仍然探究不足。     

魏晋南北朝时期维摩诘服饰研究

维摩诘形象最早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隋唐及其以后历代都有所体现,其从魏晋时期带有少数民族特征的胡人居士形象到南朝逐渐转变为汉化的汉族名士形象,而且魏晋时期与南北朝时期的维摩诘形象都存在差异。本文从维摩诘服饰角度入手,结合当时社会环境和政治状况,详细论述了魏晋与南朝维摩诘形象在服饰上的变化,同时把维摩信仰与维摩诘服饰结合起来,说明维摩诘在中原受到士族名流推崇的原因;把维摩诘服饰与同时期的士大夫服饰进行了比较,发现在不同时期二者在服饰上的相应变化,反映了维摩诘形象逐渐汉化的过程,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与佛教义理的完美融合。     

雅的裁量权——论明代士大夫集团在文化商业化中对话语权的垄断

在中国传统社会,士大夫集团在文化—政治的权力架构中处于支配地位。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使文化的商业特征得以充分展开。士大夫通过文化商品品第与艺术内涵的决定、新风尚和消费模式的引领等,掌控了文化商品价值的裁量权,同时参与到文化商品的供给、交易中,得以进一步强化其在文化的垄断地位,并使其文化创造活动兼具经济意义。新崛起的商人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挑战士大夫对文化资源的独占性与权力的排他性。但由于士大夫对文化核心价值定义的垄断,商人只能从而导之。在文化商业化的进程中,士大夫凭借其在文化上的垄断,成功地强化了其在文化、政治、经济权力架构中的地位。     

康熙五彩“耕织图”纹瓶

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五彩"耕织图"纹瓶,洗口、折肩、圈足,足内有青花双圈,无款识。高46.5、口径12.3、足径13.2厘米。口部以绿彩墨线勾回纹一道,颈部绘通景人物山水,肩部绘梅花锦纹及四组开光,开光内分绘琴、棋、书、画。瓶身通体彩绘纹饰四组,内容为"舂碓"和"分箔"两组题材,色彩繁缛,画面富有变化(图版捌:4)。     

锦衣卫监察职能略论

以秘密侦缉为主要手段的锦衣卫监察职能从其诞生伊始就存在,但执行者仅限于行事校尉,且有相应的制度约束。锦衣监察与科道监察具有大体一致的功能,且互相制约,共同组成大明帝国的监察网络,明代的监察体系因此呈现出二元化倾向。由于独立于文官体系之外,士大夫群体始终对其怀有敌意。明中叶,锦衣卫的缉查重点逐渐转移到打击妖书妖言和"捕盗"方面,对文武官员的监察功能让渡给走到前台的东厂。"厂卫"开始合称,锦衣监察逐渐沦落为从属。随着锦衣武官群体出于多重考虑主动向士大夫靠拢,以及士大夫子弟不断通过恩荫等途径进入锦衣卫并成为各级军官岗位的主要把持者,明中后期部分士大夫试图通过强化厂卫秘密监察手段以打击官僚贪腐的努力未能奏效。明末,东厂系统亦出现放弃监察百官,主动向锦衣卫"捕盗"靠拢的现象。厂与卫主动放弃监察职能是明帝国行将灭亡的一个反映。     

“华亭鹤唳”考

《晋书·陆机传》载陆机被害,临刑叹曰"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言不胜其悔之意,然而,关于"华亭鹤唳"历来疑点颇多,笔者拟从"华亭鹤唳"其真实性、出处、意义和华亭具体在何处等方面略作考证,以期还原其真实面貌。     

世界上唯一的高原鹤类——黑颈鹤

黑颈鹤在西藏被称为“冲冲嘎亩”,即吉祥的鸟,是全世界15种鹤类中唯一生活在高原的鹤。黑颈鹤是国际上最受关注的濒危物种之一,被我国列为一级保护动物。同时,黑颈鹤又是在15种鹤类中最晚被发现的。1876年,由俄国探险家尼古拉·普尔热瓦尔斯基在我国的青海湖首次发现并定名。之后的百余年中,人类从科学上对它的认识和了解还十分有限。     

形象塑造:宋代士大夫的历史书写——以韩国华的碑铭和传记为例

在不同的时代,历史的书写总是会呈现出与其时代相吻合的特点。在宋代,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思想观念不断涌现,进而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士大夫对历史的撰写。以北宋前期的韩国华为例,其墓志铭、神道碑出现于不同的时代,经由多人撰写。这些碑铭以及传记的书写在两宋时期具有某种典型意义,在重新塑造韩国华形象之时,作者大体上都遵循着宋朝士大夫撰写人物传记的某些基本原则,除了形式而外,传记的内容符合两宋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人生观、价值观的,这与他们所处的时代是息息相关的。     

试论宋代士大夫的一种从政精神——以范仲淹“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为中心

范仲淹所云"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主要在于倡导士大夫做官要清正廉洁,严于律己,勇于任事,敢于担当。这是一种宋代士大夫为官从政的现实准则,体现出积极向上的人生理念与处世精神。其形成原因大致包括民族传统精神、儒家思想影响、现实社会促动以及特殊个性等内容。范仲淹的言论身行和人格风范在宋代社会广泛传播,直接影响周围一些文官士大夫的处世态度,对改善当时的士风产生了一定作用。在当今社会,这种从政精神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鄱阳湖 天是鹤家乡

2月的湖床上苔草将绿未绿,长期被水浸泡的湿地和初春的风都是湿漉漉的,但我和阿宽各持着一个长焦镜头就这样躺在地上,取景框里掠过的一群群被夕阳镶了金边的白鹤让我们忽略了其它一切。这些来自西伯利亚的精灵经受着年复一年的迁徙“训练”,其飞翔姿态是何等的自由与优美!伴随着鹤阵悠长的唳叫声,相机快门声响成一片,明知胶片上记载的瞬间永远无法企及天空中这种灵动的美,但我们知道这些照片已足够打动身边的无数人。     

浅谈柘荣的马仙文化信仰

马仙．尊称马元君．于唐开元年间正月十五日子时，出生于浙江秀州华亭白马山，其父马二公．进士出身，为仕宦之家。元君自幼聪慧，深明玄理．怀有慕道济世之心．在浙江景宁县鸬鹚鹤横山狮子岩采药带体得道成仙。《柘洋方志》记载：“清康熙间，贡生魏憬有志：‘仙，故秀州和亭人也．居白马，世以道济人。唐开元间，偕舅卢氏。     

论“朝鲜中华主义”的实与虚

朝鲜后期,北伐论激起朝鲜士大夫小中华意识高度发展,因此有学者将其称为"朝鲜中华主义"。然而从事实来看,朝鲜士大夫虽然有很强的文化自尊意识,但是这种自尊意识是建立在春秋大一统之上的,小中华意识的发展反而使一元的天下观进一步强化,将中华秩序理想化。所以,朝鲜后期小中华意识的发展并不表示朝鲜士大夫以朝鲜为中华之正统或中国之正统,反而继续承认朝鲜为小中华,而在事实上更不证明朝鲜为当时东亚的文化中心国家,所以我们在使用"朝鲜中华主义"概念时尚需仔细斟酌。     

吴汝纶对淮军形象的书写及其意义

晚清桐城派代表人物吴汝纶,将自己与李鸿章的关系定位为"不深不浅",实为李鸿章不在幕的幕僚。他既依庇于李鸿章,参与政事,谋求自存与发展,又与其保持距离,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传统士大夫文人特立独行的姿态。甲午战争前后,吴汝纶为淮军昭忠祠作记,为程学启、张树声等淮军将领撰写墓志铭,肯定淮军平内御外的功绩及其在军队近代化方面所做的贡献。李鸿章去世前后,世人对其多有毁谤,吴汝纶积极为李鸿章编辑文集,撰写神道碑、事略等,对其一生功绩予以表彰。吴汝纶通过古文创作,树立李鸿章及淮军的正面形象,对人们全面评价李鸿章及淮军具有积极意义。     

近八十年来汉魏之际士大夫研究综述

<正>士大夫是指学习儒家文化并践行儒家学说的特殊的社会角色。陈寅恪认为:"主要之士大夫,其出身则大抵为地方豪族,或间以小族。然绝大多数则为儒家之信徒也。"(《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载《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2页)阎步克认为士大夫为"亦儒亦吏,学者兼为官僚的特殊社会角色"(《士·事·师论——社会分化与中国古代知识群体的形成》,《北京大学学报》     

塑像与木主:明朝祭孔形象的变迁及其原因

明初孔庙祭祀使用塑像,至洪武十五年,南京国学祀孔改用木主,但地方府州县仍普遍使用塑像。正统至成弘间不断有士大夫提出改易孔庙塑像,均未被采纳。嘉靖九年,世宗进行孔庙改制,撤去孔子塑像,改用木主,并令天下各府州县遵行。洪武、嘉靖两朝对祭孔形象的更革各有因由,士大夫对此亦有不同的主张,但始终将孔子置于儒师、君师而非王者的地位予以尊崇,并通过祀孔以明道立教。就木主与塑像两种形式而言,前者更具抽象性的符号化意义,在礼学上较贴近古礼原初含义;后者则较接近佛、道及民间信仰之意象,远礼而近俗。祭孔形象的争论反映了儒家理念与佛、道等狭义宗教意识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体现了礼学与民俗交融互动的复杂情态,也显示出谙熟儒家政治学的士大夫在国家体制层面强调理,在基层实践层面更尊重俗。     

广东地方社会建构的明初女官形象

明初女官在正史和地方文献中均有记载,正史略述制度,地方文献多关注女官个体。明清广东地方文献对明初广东五位女官的记载,弥补了正史、官方文献的不足。广东士大夫书写和民间传说在叙述女官的生命历程时,表达了各自的立场与观点,呈现了女官在朝野的不同生活状况,建构出广东女官知书达礼、恪守职责、严守妇道的形象,使正史隐蔽的女官形象通过个体得以鲜活起来。     

童宾何以封神——基于景德镇风火仙师传说个案的方法论反思

明代以前,景德镇并无风火仙师传说的记载。明清以来,文人士大夫为了振兴官窑的瓷业,以明万历年间童宾投火祭窑事件为蓝本,在传统冶炼人祭主题的基础上,建构了风火仙师的形象,并大力推广。经过文字的传播和象征物的塑造,至清中后期,风火仙师已成为景德镇家喻户晓的神明。时至今日,景德镇民间留存的风火仙师文本多以唐英的《火神童公传》为源,足见清代督陶官员唐英及其文学作品给予童宾形象重塑的功效。伽达默尔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出的"前见"观念,开启了作者与创作文本互动性命题的关照。基于此观念,唐英在风火仙师传说个案中的历史视域得以进一步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