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对日交涉

冀察政务委员会存在期间,在冀东察北问题、共同防共问题、华北走私问题、经济提携问题上与日本进行了多次交涉。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根据南京政府的对日方针,与日本进行了艰难曲折的交涉,维护了国家主权,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利益。     

试论冀察政务委员会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阴霾密布的北平,爆发了一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反对蒋介石出卖华北,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汹涌洪流——“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这场运动在抗日救亡中所起的伟大作用,史学界已有比较系统深入的研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什么性质的机构

在日本侵华的华北事变中,曾出现过一个“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机构。关于它的由来、内部成分、所作所为、与日本的关系及存废演变等,以往论著涉及甚少,多系语焉不详。本文拟对该机构的上述诸问题作一辨析。     

内政外交的顿挫: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出台

1933年塘沽协定签订后,南京政府尚未实际控制的华北地区多方派别并存的局势,为日本谋划分离华北提供了机会.此后,外相广田倡导的“协和外交”也符合南京政府的“安内”政策,至1935年初“中日亲善”氛围形成.然此间南京政府昧于对日政情的了解,疏于对华北局势的准确研判和应对,且为“中日亲善”而对日在华北的分离活动多加妥协,及至11月份冀察局势恶化之际,南京政府既难以获得冀察当局的诚心拥护,又无法遏阻日本分裂华北的野心,只有妥协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此举标志着南京政府对华北危机的处理,既算不上安内,更不足以攘外.     

揭秘冀察政务委员会——天津博物馆藏刘绍禹致程克信函解析

1935年,针对日本谋划的"华北自治运动",国民政府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史学界历来对此政权的性质褒贬不一。本文通过解析天津博物馆所藏刘绍禹致程克的一组信函的内容,披露二人暗中运作成立"华北自治政权"的内幕,并探讨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政治性质。     

冀、察、晋在革命战争年代里的文物保护

<正> 文物保护,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千秋事业。一个重视现代文明建设的国家和民族,必须高度重视和珍惜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我国历史上有着保护文物的优良传统,许多有识之士历来把文物视为“国宝”,精心收藏,潜心研究,使之世代相传。我们党和人民政府继承发扬这一优良传统,一贯重视文物保护。在革命战争的艰难岁月里,党和人民政府就千方百计地兴办博物馆,举办各种各样展览会,收集和展览文物(包括生产展览品和各种矿、植物标本),同时命令人民军队所到之处要宣传群众保护文物,减少和防止战火对文物的破坏。当时的冀、察、晋在革命战争年代里的文物保护就是一个典型。为了保护文物,冀、察、晋的党和政府曾发出了文件,当时的党报也进行了这方面的报道。发出的文件种类有:文物征集办法、启事、布告、通告、指示等。这方面的文件和报道,鲜为人知,是研究我党关于文物征集、保护史的重要资料。为了研究工作者的方便,择其要者摘编介绍,以供参考。 启事 我军解放张垣之际,敌伪仓皇逃窜,所遗文献、图书、仪器、标本等,一时无人看管,附近居民,恐其散失,搬取回家,代为保存,现本市秩序,业已恢复,本处负责统一清理敌伪文献。即希各区居民,将以前搬取回家之敌伪文献、图书、仪器、标本等,归还本处。为便利收受计,并     

忆冀察游击军第二支队在武安的抗日活动

在抗战初期,隶属国民党第 一战区的冀察游击军第二支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抗日武装,曾在武安坚持了一年余的抗日游击战争,其战绩、军纪在当地人民中有口皆碑。当年我在该部任纠察队长,随军转战,至今难以忘怀。近年来我与几位第二支队的幸存     

盟友之争:战后中美接收日舰的折冲(1945—1947)

抗战胜利后,盟国预商接收敌产的若干事宜即将付诸实施。1945年10月底,美国代表同盟国施压国民政府,要求美、苏、英与中国共分日舰。这与中方呈交美国"对日舰全面接收以弥补战争损失"的方案截然相悖。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为此展开与美国的数次角力,试图填补海上力量空白、抢占受降先机以期独大;美国势必维系由其主导、势力均等的在华模式,因而形成盟友连番对峙的诡谲格局。蒋苦心筹谋,但仍绕不过美国支持的大前提,最终的"抽签分配"与此前初衷已相去甚远。在这场主动开局、被动定盘的博弈背后,是蒋、美对构建战后亚洲新秩序的巨大分歧,亦揭露国民政府倚仗对美外交逐渐中空的残酷事实。     

关于冀、察、晋、豫、鲁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文物保护资料

<正> 中国文化艺术的遗产必须保护,是我们党的一贯立场和态度。关于冀、察、晋、豫、鲁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文物保护资料,就是一个不言而喻的证明。冀、察、晋、豫、鲁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文物保护资料,主要是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中对历史文物的保护;二是冀等各地的党委和民主政府根据《中国土地法大纲》之规定而制定的保护历史文物的具体政策。它反映了当时革命战争推动了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运动又支持了革命战争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因此冀等各地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文物保护资料,是研究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军史、土地改革运动以及文化艺术遗产的重要资料。     

会道门组织在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演变述略

中国会道门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产生的带有宗教和封建迷信色彩的民间秘密结社组织,几百年来曾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抗战时期,面对全民族统一抗战的时代大潮,在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会道门组织也在这一时代潮流的影响下发生了与前期不同的变动、分化。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中共采取了政治说服、宽大为怀和打击消灭等策略方针,对会道门组织进行了改编,成效显,表现了灵活的政治原则和高度的智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以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为中心

迄今为止,关于战后中国对日讲和政策之研究,大多以1952年4月28日签订之《日华和约》为主要对象,而对于1945年至1949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之研究则明显不足。部分学者主要将焦点集中于战争赔偿、战犯处理、战俘和日侨之遣送等问题。近年亦有学者关注战后日人留用等问题。但是,这些研究都不足以揭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之全貌。笔者利用《蒋介石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外交部档案,以及国史馆等相关资料,考察国民政府外交部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所制定的一系列对日讲和政策,揭示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之全貌,从而加深人们对那段历史的理解。     

“对日战争与亚太社会经济政治变动”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正2018年8月25—27日,由昆士兰大学历史与哲学研究学院、华商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和南京大学、西南大学、南开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共同主办的"对日战争与亚太社会经济政治变动"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召开。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以及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英国等地的40余位近代史专家、青年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共收到24篇论文,从国际化、多元化的视角对抗日战争史的多个领域进行了探讨。英国谢菲     

中日两国现代化变动特征的比较

本文基于中日两国的现代化同属于传播型、后发型现代化这一史实 ,参考现代政治学、社会学等理论提出了“思想→政治→经济”这一比较中日两国现代化的分析模型。“思想”作动于“政治”是利益表达过程 ,利益表达有“内表达”和“外表达”两种形式 ;“政治”作动于“经济”是政治输出过程 ,政治输出也有“硬驱动”和“软驱动”两种形式。在两国现代化过程的不同阶段 ,两国三个子系统间 (思想、政治、经济 )的作动方向是相同的 ,但由于两国三个子系统的内外环境、作动者和受动者的性质不同 ,因而每一作动环节出现的两种作动方式在转换和结合上存在着差异 ,正是这些差异影响了作动力度和效果 ,并最终导致了两国现代化的不同结局。本文还提出了上述分析模型的现实意义 ,即不同所有制形态下的现代化模式存在相互比较和借鉴的可能性 ,同时也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内外表达的协调转换机制和软硬驱动的有机结合模式进行了探索。     

战与和之间的折冲者:孔祥熙与西安事变的解决

西安事变发生后,孔祥熙以国民党中政会成员和代理行政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以及蒋介石亲属的多重身份,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当局内"主战"和"主和"两种对立声音之间充当了一位折冲者,以求在政治、经济的稳定以及蒋介石的安全都不受威胁的情况下,迅速解决事变。     

米仓道的踏察与考证

米仓道是历史上从今陕西汉中循濂水河谷翻米仓山再循南江河谷入四川的一条重要通道(图一)。虽然,这条古道在历史上曾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此道陡险难行,历代就未设驿站,至今已荒芜。又因资料短缺,故迹难寻,对它的考古研究甚为簿弱。笔者去年对米仓     

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的五年

一项战略性的决策 1984年3月的一天上午,文化部副部长吕志先同志的秘书打电话到我办公室。当时,我在外文出版局任副局长。外文出版局在两年前的1982年5月,因国务院机关实行机构改革,已经与文化部合并,成为文化部的一个局,但我从未与吕志先同志有过接触。     

大革命失败后党的组织基础的变动及对它的不同认识

大革命失败后,随着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党的组织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动。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这种变动,是关系到加强党的建设,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问題。对此,共产国际、党中央和各根据地的领导人,是有不同认识的。对于他们的不同认识和态度,本文将略作分析。     

评苏圣雄著《战争中的军事委员会——蒋中正的参谋组织与中日徐州会战》

正近年来,抗日战争研究成果丰硕,领域日渐扩展,许多过去模糊不清的问题得到解决。然而,抗战时期中国军事指挥体系的研究并不尽如人意。换句话说,战争是如何指挥的?与作战相关联的机构是如何演变的?有哪些人物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些都不明晰。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台北"国史馆"修纂处助修苏圣雄所著《战争中的军事委员会——蒋中正的参谋组织与中日徐州会     

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对冀钞的币值管理

<正>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更加成熟,在政权建设和经济金融工作方面的实践与探索,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恢复和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正如薛暮桥同志所说,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经验“不但在当时对改善人民生活,供应革命战争需要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个时期,我们利用这些经验和依靠在战争年代培养的经济工作干部,顺利地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完成了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