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的融合与再造——以鲁西南地区的黄河大王与秃尾巴老李传说为例

秃尾巴老李传说在山东各地流传甚广,它们与地方风物及历史相联系,数量繁多。其情节主干基本相似,枝节各有不同。民众口中的秃尾巴老李传说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地发展演变,具有代表性的主流传说与各地文化交汇融合,形成新的传说模式并广为人知。流变性是秃尾巴老李传说具有无限生命力的真正所在。笔者在鲁西南地区的调查中发现,该地区秃尾巴老李传说中有着与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情节类型。这种差异的造成与鲁西南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     

层累的“地方”——以青岛即墨小龙山地区秃尾巴老李传说的在地化为例

民间传说虽与某个地方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并不只面向"一个"地方,尤其是像秃尾巴老李这种传播范围极广的传说,本身就是融合了地方和超地方的产物。一方面,秃尾巴老李传说的在地化,既是地方与地方之外"内外"促生的层累过程,也是动态建构地方历史的过程。另一方面,随着当地人变通"内""外"的身份与归属,在大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下,传说所统合的地域逐渐扩展,"地方"的范围也依据异乡的属性与规定而发生相应的扩展与变化。青岛即墨小龙山地区的秃尾巴老李传说,正是在时间、空间的延展中,逐渐形成了当地富有特色的人文叙事与空间景观,呈现出层累的"地方"特色。     

“秃尾巴老李传说”的结构与意义

本文以10则"秃尾巴老李"定居黑龙江的传说为研究对象,采用叙事结构分析方法阐释了这一传说类型的叙事结构和意义。纵观情节的历时和共时结构,该传说表现为三个层次:在地理方面,主人公寻着从南向北移居、又从北向南回乡的路线;在经济问题上,贪吃与饥饿导致的离乡觅食,在异乡通过争夺而重新分配资源并成功地安居;在社会关系上,它体现为从割断血缘、地缘到重建地缘、血缘的过程。该传说归结为由对立统一的最终命题形成的二元结构,它浓缩了一代代东北移民的奋斗历程。     

地方传说与传说的地方性——以山东省沂源县牛郎织女传说为例

民众面对眼前之物除了好奇之外,就是进而解释它的形状、来历等,这种满含民众情感的解释结果就是传说,所以说传说必定是与某地的人或物相联系的叙事作品。创作传说的过程又是民众想象的过程,过程之后形成的结果不仅满足自己和别人的情感需要,还形成一种区域内的公共知识被区域内的民众接受传承,民众的思想被化成传说这种"可信"的叙事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得以阐述,这是地方传说产生的根本原因。传说研究者在将地方传说作为研究对象时,不仅要关注地方传说本身,更要比较研究不同区域内的同类传说,从对她们的对比研究中挖掘出支撑地方传说形成的地方性知识,这种地方性知识是传说地方性形成的基础,更是不同地方传说得以区别他者的深层原因。我们只有深刻理解了传说背后的地方性知识才能真正理解传说的地方性,进而更清晰准确地理解流传于不同区域的同类传说。     

漫话黑龙江省的史前动物恐龙

提起恐龙,一些读者很自然地会联想到黑龙江省的民间传说《秃尾巴老李》的故事。故事说,很久以前,黑龙江里居住着一黑一白两条龙。黑龙善良,不发水淹没村庄和良田;白龙凶恶,常发水淹没良田和村庄。而且,这凶恶的白龙还想驱逐黑龙独霸大江,以便它为所欲为。因此缘故,它们时常大动干戈,     

匮乏与获取:龙王结亲传说的社会隐喻

在山西东南地区民间普遍流传的"龙王结亲"故事,实际上是对当地社会生活资源匮乏与获取的现实隐喻,人与龙神之间形成的妻子-雨水互换是源自满足人类自我利益的一种社会交换。民众缺乏水资源,促使他们构建出与龙王结亲的口头叙事和行为仪式。传说一方面表达了民众对生产资料匮乏的恐惧,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民众对如何获取资源的思考与探索。将龙王结亲传说纳入日常生活实践进行社会隐喻分析不仅可以改变以往单纯以故事文本为分析对象的研究倾向,也是传说动力学研究范式的个案补充。     

华北三皇姑的传说体系与层累生成

在华北,千年流传的女神三皇姑传说盛行不衰。这位女神的身份,以隋文帝女、南阳公主、千手千眼佛三说最具代表。在碑志等地方文献中,隋文帝女和南阳公主说居于主流;在民众口耳相传的故事中,千手佛的传说流传更广。这揭示出文人士绅重"教化"与民众求"灵验"的迥异心态。近代以来,三皇姑传说被再次整合,南阳公主身份与千手佛故事主体层累、叠加一处。如今,化约、趋同的三皇姑传说是旅游经济驱动和传统文化定性互动的结果。     

多面性“箭垛式人物”的形成原因及其启示

箭垛效应是我国民间文学中的重要现象。我国多数学者认为,萦绕在箭垛式人物周围的传说故事多为情节相似的正面形象堆积。然而,箭垛效应同时也存在着反面人物形象的堆积、正面人物的侧面形象堆积,甚至是正(反)面人物的反(正)面形象堆积。这与民间文学的集体性有着莫大关联:先民对自身集体力量的艺术加工、古代社会一大堆相似人物的集体存在、民众集体的"类型化模拟"和"本土化改造",以及民众集体式的鼓吹附会,促成了多面性箭垛式人物的形成。多面性的人物形象虽然削弱了箭垛式人物核心形象的光芒,却依然起到了惩恶扬善、缓解冲突等积极效果。     

甘肃牛站村九天圣母传说与民众传承心理研究

在甘肃永登连城镇牛站村流传着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的九天圣母传说。这些传说以民间写意的手法塑造了一个地方保护神的形象,表达出民众的英雄认同、和平愿望、价值追求,生动展示了口头叙事与村落信仰民俗的双向建构过程,满足了民众多方面的信仰需求,也以特殊的方式完成了村落史的记忆过程。传说的文化功能与民众传承心理紧密胶合、互为支撑,在这个意义上,传说不仅仅是神圣性的,更是世俗性的,甚至带有某种些微的历史气息,立体综合地表达出了一种地方文化的鲜活面貌。     

旅游跨文化学习中的主客互动——阳朔太极拳的教与学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对于实现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关注了近年火热的“外国人赴阳朔学太极”现象，综合运用非参与式观察法、深度访谈法与文本分析法，以“身体符号”的意义变迁为研究脉络，探讨“外国人学太极”这一跨文化情境下的主客互动活动，分析外国人赴阳朔学太极的动因、互动过程与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从互动媒介来看，身体作为符号在跨文化情境中发挥着重要的媒介作用，身体符号的意义也在跨文化互动中逐渐深化；从互动过程来看，不同主体的角色和观念以身体符号为媒介在跨文化互动中实现交互协商，由此加深主体对于自我的认知。人与人之间的学习型紧密联结强化了人与地方之间的关系。     

运城关公传说的民俗学解读

传说是民众的集体记忆,是信仰的显性表征和＂思想史＂的一部分。作为关公的出生地,运城当地民间流传着大量的关公传说。笔者将这些传说分为关公诞生传说、斩恶霸传说、显灵传说和风物传说。本文从民俗学视角,对传说的类型及其传说得以流传的动力进行解读。     

历史镜头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点是不脱离民众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主要表现手段,并大多凭借口、手、耳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     

春节:中华民族的时间元点与空间元点

时间意识与空间意识轨范着民族的生活节律,隐含着集体的世界观与生活哲学。春节是中华民族的时空坐标,除夕是中国文化在自然时间上标记的元点,家庭是中国人空间认知的元点。时间元点回归空间元点,是人类复归生命起点的一种本能。中国民众通过民俗活动和空间改变来对时间元点神圣化,表达了自己的文化诉求,体现了独特的世界观与审美观。今天,春节作为中国文化创造性重构的时间元点,应特别关注其神圣化的符号形式和精神复归的情感价值。     

明代汉传佛教观音菩萨形象——用文物解读《西游记》系列

观音菩萨是我国汉传佛教中最为广大民众所信奉和崇拜的神祇。人们以其所具备的大慈大悲的性格特征,编撰了许多救苦救难的显化故事。明代小说《西游记》中就描述了观音菩萨的多种变化形象,这些形象其实都是明代常见的神祇形象。本文简要介绍如下。一、观音形象观音菩萨是佛教中最被人尊崇的一位神祇。传说其能根据不同场合幻化出不同形象来解灾救难。     

延安地区婚嫁礼俗考察

婚嫁礼俗是中国人最重要的礼仪之一,也最能体现和反映人民的生活及思想观念。作为中国民俗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延安地区的婚嫁礼俗以其特有的形式结构"承载着民众的生产和生活愿望,塑造着民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孕育着民众的品格和素养,积淀着民众的文化和创造精神"。通过考察延安地区婚嫁礼俗,可了解本地区人民的生活状况,发现其中的变化和审美意义,满足人们感性和理性层面的需求。     

欧文·戈夫曼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22-1982）．美国社会学家,符号互动论的代表人物。他的“拟剧理论”,关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运用符号预先设计或展示在别人面前的形象,即利用符号进行表演．并尽量使表演取得良好效果。显然．其研究重点在人际互动,即“在互相直接见面的时候,一个人与另一个人行动的交互影响”。     

歌声诗意里的消费政治:近代“国货歌”的文本解读

国货歌为了说服民众购用国货,采用了大量文学修辞与政治谋略来阐释国货消费的政治意义。这些修辞与谋略体现了近代中国人精神深处的内在"戏码"。中国文化人在这些"戏码"的规约下,有意无意操控塑造了文化"他者"即洋货的形象,也操控了"我者"即国货的形象。国货歌对国货消费的意义阐释主要通过四种方式来完成:丑化或者妖魔化外国货品,赋予其"猛兽""吸血鬼""强盗"及"恶魔"等意象;美化或理想化国货,歌咏其"真真好""呱呱叫",赋予其价廉物美、质压群雄的特点;强势引导消费者选择国货:爱国就要爱国货,消费了国货,才是"同胞""朋友""知音""爱国者",否则就是"亡国奴""养强盗者""山中豺狼""冷血动物"等;在憧憬未来的景象中,为人们勾画"国货全球都欢迎""咱们中华要称雄"的美好画面。"国货歌"的作者们通过这些方式构建起了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国货"符号。这个符号穿越近代中国社会阶层的藩篱四处流播,影响着国人的价值取向与政治实践。     

地名叙事的去污名化实践——基于“盗泉”地名历史记忆的考察

自孔子不饮盗泉之水的传说产生后,历代文人儒士都将其视为修身养性的道德典故,盗泉则成为一种象征污浊、邪恶的符号,为君子所不齿。盗泉虽是微观地名,但历代地理志均对它青睐有加,盗泉也成为汇入泗水的一泓名泉。可在清代的地理志和地方志中,却出现了盗泉不可考、盗泉不外流的说法。这两种说法的背后实际上是地方官绅、民众避谈盗泉,极力为本乡风土去污名化的行为,目的是维护地方的文化形象。作为象征符号,地名的产生和消失都与其蕴含的文化使命密切相关,地名叙事映射出不同群体对地方历史记忆的取舍态度。地理志的书写并不总是真实地理的客观呈现,其中有着强烈的政治意图、文化表达和精神诉求。     

冀南醮仪中“功”的逻辑与实践——兼论民俗语汇作为民俗学研究的一种可能路径

中国民众对自身行为的认知向来是自成体系的,历经长期生活实践形成一套本土概念体系即民俗语汇来表述自己的意义世界。民俗语汇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体系和地方性知识,能够直接传达民众对自身行为的解释,暗含着民众对民俗活动意义的理解,成为进入民众内心世界的一条捷径。冀南"打醮"活动是理解民俗语汇极好的田野案例,在当地人话语体系中"功"是具有普适性意义且使用频率极高的民俗语汇,以"功"为研究对象,从历史传统与当下实践两个维度解读其语义体系和应用逻辑,进而从一个微观的视角探讨中国社会礼俗互动的运作机制,并以此验证民俗语汇作为一种分析路径的可行性。     

生命的“自由空间”形式——山东阳信秦台民俗信仰中的红马

山东省阳信县秦台红马是一种原生态的线构立体剪纸艺术,它以日常的叙事方式隐秘地讲述着民间信仰得以生发的神圣空间、构造的生命形式和超验的秘传神力。作为集历史时空、民俗信仰、审美风格等多重元素为一体的生命活体,红马借助秦台这个恒久的"交往地带",与民众实际的行为活动进行象征式的互动,丰富了民众"神游冥想"的精神空间,其中的超验意味构成并形塑了民众精神生活的"自由空间"。这种生命的自由空间形式丰富了民众的精神想象,激活了原生态剪纸的创新活力并推动了本地文化产业的再发展,成为解读当地民俗信仰文化的重要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