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中国东北与俄国贸易的变迁

有清一代中国东北与俄国的贸易大致可以分成自由交流、边境互市贸易、商埠贸易三个阶段;在贸易性质上,从作为外交关系的副产品转变为近代经济行为;在贸易规则上,由自发无序到法制有序;主要贸易场域则由边境蔓延至东北腹地.清代晚期中俄间的贸易始终是在俄国侵华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俄国为获益最大方.但中俄间经济联系的长期存在,对清代中国东北的开发及东北亚国际关系皆产生了重要影响.     

铁路与东北的现代化进程——以奉系自建铁路为中心的考察

从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以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为首的奉系当局着力推动东北铁路交通的自主化,初步形成了东北自建铁路体系,使东北成为中国铁路自主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这些自建铁路的建设与运营改变了东北的交通运输格局,改善了东北部分地区农、林、矿等各类资源和物产的流通困境,促进了东北的资源开发,形成了新的铁路经济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东北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也对东北的移民开发与社会治理产生了积极影响。     

近代云南省际贸易研究

在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际贸易备受关注,而国内贸易却很少有人问津,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近代经济发展脉络的准确把握。本文认为近代云南省际贸易在曲折的发展过程中,贸易范围扩大,商品结构改善,贸易量增加,省际贸易与国际贸易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促进了云南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区域市场的形成,使云南成为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桥头堡。     

“建设”还是“侵略”:战后日本右翼的“建设东北论”辨析

战后日本右翼分子推出“满洲国兴亡”三部曲,提出“建设东北论”。该谬论称：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是“解放”东北民族,建立“理想国家”,实现“经济繁荣”,“完备”工业体系,“奠定”东北发展基础。实际上,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是压榨东北人民,扶植傀儡政权;实行“人肉开采”,用人命换经济;打断东北正常的工业化进程,建立畸形的工业体系;消耗大量资源,严重破坏东北的生态环境。日本殖民统治给东北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严重影响和制约了东北经济的后续发展。“建设东北论”传递错误的史实和史观,误导日本民众,催生了中国的“精日”分子,在中日两国都产生消极影响。揭示这种错误论调的来龙去脉、历史根源、社会影响,有助于两国人民客观认识近代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和侵略活动,形成正确的历史认识。     

近代中国东北森林的殖民开发与生态空间变迁

中国东北素有"林海"之称。近代以来,先是俄国以合办营建东省铁路为名,大肆砍伐滨绥(哈尔滨至绥芬河)、滨洲(哈尔滨至满洲里)铁路沿线以及中俄边界中国侧森林。随之,日本通过日俄战争攫取了俄国在南满的权益,鸭绿江、浑江流域森林从此遭受空前浩劫。九一八事变日本独占东北后,包括大小兴安岭、长白山、张广才岭、完达山、老爷岭等资源丰富的林区均遭到毁灭性砍伐。俄日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对东北森林破坏性的殖民开发,前后攫取东北木材达4.4亿立方米之巨,致使东省铁路沿线、鸭浑两江流域森林资源消失殆尽,长白山、大小兴安岭等重点林区也变成过伐林地。东北森林资源的锐减造成东北生态环境的恶化,也引发了人类生存环境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生态空间的变迁。     

早期中美茶叶贸易的兴起与美国茶叶消费

茶叶是前近代社会中外贸易的大宗商品,是中国主动与世界联系的纽带之一。美国建国后开始与中国直接进行茶叶贸易,并很快成为华茶贸易的第二大国,茶叶贸易对美国建国早期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早期中美茶叶贸易数据的统计与分析,还原近代中美茶叶贸易的兴起与美国茶叶消费市场的形成。     

五口通商后中国外贸重心的转移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开放连同原有广州在内的厦门、上海、宁波和福州等五个口岸对外通商。自此十余年间,中外贸易发生一个明显的变化,即中国对外贸易重心很快由广州向上海转移,使上海在近百年间踞于对外贸易的首要地位,并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近代经济史必须涉及的重要问题。     

日本对中国东北苏打工业原料盐及产品的掠夺(1905—1945)

苏打工业是近代化学工业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近代日本亦极力谋求此项工业之发展,但由于原料盐极度匮乏而倍受制约,遂妄图通过对中国东北盐业资源以及苏打工业产品的掠夺,达到弥补自身发展劣势、充实本国苏打工业实力之目的。日俄战争后,日本强占“关东州”并以之为据点,开始对苏打工业所必需的原料盐进行掠夺,使“关东州”沦为日本苏打工业原料盐的重要供给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东北盐业资源的掠夺范围进一步扩大、程度愈深,同时对东北苏打工业产品进行二次掠夺,致使中国东北盐业资源和苏打工业产品大量流失,助长了日本苏打工业的发展,为日本持续扩大侵略战争提供了物资保障。     

日据台时期闽台贸易考略

闽台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属边疆区城,开发较晚。近代以降闽台贸易增长迅速。日据台时期闽台区间贸易骤变为国际贸易。国际贸易仍无法抹煞闽台贸易的互补性。该地域的边疆区域贸易生命力由此可见一斑。     

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内地——厦门、泉州常关内地税个案研究

地理概念上的口岸与内地分别指沿海港口和内陆腹地。但在近代中国,口岸是根据中外不平等条约的规定而对外开放的商埠,称为通商口岸,或称条约口岸、约开口岸。除此之外,即便是沿海港口亦属内地。这是中国近代半殖民地社会的特殊产物,完全是一种政治概念。作为出入境口岸,厦门充当了对外传播中华民族文化和吸纳外来文化的枢纽,同时也必然首当殖民文化之冲击。在经济贸易方面,在厦华商得以分沾外国商人在通商口岸所享有特权利益之余沥。厦门对地处沿海的泉州等内地具有通商口岸的优越感,并力图保持和维护这种经济贸易主从关系的优势地位。这在中国近代社会是一种相当典型的现象。     

市场、权力与资源流失——近代东北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再探讨

市场机制在近代东北地区农村扩张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权力通过市场逐步获取资源的过程。在由权力掌控的市场机制中,资源不等量地进行传递。市场机制中资源的流动,不但造成资源流出地区生态系统的恶化,也造成了该地农民的贫困化。权力不但使东北农村与外界市场间通过资源的传递实现了贫困的传递,也使近代东北农业因资源匮乏而不能通过引进近代技术走上一条良性发展之路。     

芜湖开埠与安徽近代经济的发展

芜湖开埠与安徽近代经济的发展王鹤鸣在近代中国众多的通商口岸中。无论从开埠时间,抑或所处地位及其影响而论,芜湖商埠是颇为普通的一个口岸。从微观角度论述芜湖开埠后进出口贸易的特点及其对安徽近代经济的双重影响,有助于从宏观视野加深认识中国海关与近代中国社会...     

近代上海与朝鲜的海上贸易(1883-1904)

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缔结不仅为中国商人进入朝鲜提供了政治保障,而且标志着两国关系开始从传统的"宗藩朝贡体制"向"近代条约体制"过渡。受中日甲午战争等国际局势影响,上海的对朝鲜贸易虽然有所波动,但整体上呈快速增长态势,这主要得益于双边贸易具备了货源、市场、航运和商人网络等方面的条件。上海对朝鲜贸易的两大特点是上海腹地资源的出口和洋货的转口。大量物资从上海流向朝鲜,使上海的贸易顺差一直处于高位,朝鲜金银的大量流入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朝鲜的贸易赤字,不受海关监管的中朝陆路贸易和红参的走私也起到了一定的弥补作用。在近代转换期,上海与朝鲜的海上贸易使相对封闭的朝鲜对接了中国的贸易网络,从而间接地融入世界贸易体系;上海则获得了朝鲜的金银,也使中国商人具备了在朝鲜市场上与日本商人竞争的能力,上海与朝鲜贸易的兴衰也折射出转换期中朝关系的变化。     

从英美烟公司广告看近代外国企业的本土化意识

近代驻华英美烟公司的产品广告在网络建设、文化认同以及把握国人心理特征等方面成功地完成了与中国商业文化的融合及其自身广告理念的跨文化转变,它所具有的本土化意识在近代外国在华企业中极具代表性。英美烟公司成功的本土化广告案例表明,本土化经营策略是近代外国在华企业有效利用中国传统社会资源降低社会经营成本的重要因素和必然选择。     

东北近代勃兴的开发精神的历史考察

东北地域与我国大西北等地的贫瘠、荒凉的大漠有所不同,这里虽然气候寒冷,但土肥水美、自然资源丰饶。在这荆天棘地、茂密山林、荒寒的原野上,东北先民们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生发出一种艰苦创业的开发精神。特别是进入近代,这种开发精神全方位勃然兴起,成为关东文化价值取向的底蕴之一,成为东北人所共有的集体无意识,成为一种内在的惯性动力。它驱动着东北各项事业的发展,使东北边疆地区与中国其它边陲地区相比,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加速,更具有现代色彩。     

近代东北地价变动趋势初探

近代东北土地价格的升降变动趋势与东北经济开发和社会局势息息相关,本文就此问题进行初步探讨。清代东北由于可开荒地颇多,加之田赋和地租率略低于北方省区,因此东北地亩典卖价格也较北方省区便宜。乾隆朝以后,旗地典卖价格极廉,后由于“地僻民众,野无旷土”,地价稍有升高,但仍低于关内北方省区。因而有清一代鲁冀等省区流民冲破封禁,纷纷到东北谋生。他们当中的一部分,有机会和能力成为自耕农或中小地主乃至大地主。鸦片战争后,东北逐渐开发,东北大地以伟大的胸怀哺育着来自祖国各省区的各族人民。人口的增加促使了地价的上涨。请见下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北农民收支及其相关因素分析

近代的东北在中国属于一个特殊的地区,他有着丰富土地资源,但是以土地为生的农民却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艰难生活,特别是在日伪建立伪满洲国后,加重了东北农民的苦难,在日伪的侵略下经济情况日趋破产。本文通过对东北农民的家庭收支的分析,发现农民的生活水平极其低下,入不敷出。农民的贫困是因为粮食价格的低落、沉重的苛捐杂税、高利贷的盘剥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于东北近代史的开端问题——与王振科先生商榷

近来,笔者拜读了王振科先生的《浅议近代东北史分期问题》一文。王先生在该文中明确提出了东北近代史的开端应该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的1860年。这无疑是对传统的全中国的、也就是东北的近代史1840年开端论的一个突破。但此点仍然值得商榷。除此,笔者对王先生的下列观点也难于苟同。如:(1)认为划分历史时期应该基本以社会经济形态为依据;(2)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就是近代历史时期的开端;(3)中日甲午战争和庚子之战     

区域史研究理论与近代东北区域史研究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地方史研究的复兴,区域性历史研究也日益繁荣,并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一个新取向.在这种形势下,近代东北史的研究也逐渐突破了传统的地方史研究模式,兴起了一股区域史研究的浪潮.然而,在近代东北区域史研究中也存在着概念混淆、理论研究不足、研究方法单一等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些关键性的问题,才能更好地推动近代东北区域史研究工作向纵深方向发展.     

《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国:福建人的活动与英国、清朝的因应》

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1月版,61.1万字,168元晚清中国沿海贸易的实际状况如何,贸易秩序是怎样构建的?华南沿海地区如何开展社会管理?英国在中国近代又扮演了何种角色?本书将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初华南沿海的鸦片贸易、通商口岸贸易、海盗、船难、秘密会社与叛乱、征税、移民等问题放在"海洋史"的框架下展开讨论,通过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