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传统与中国民俗学者的责任——评周星主编《国家与民俗》

民俗学者习惯于把"民间"定位于下层民众,从而把民俗与国家政治完全割离开来。事实上国家和民间之间的关系并非绝对对立,而是紧密相连,民俗学者在其中恰好可以起到沟通二者的作用。中国民俗学在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并未像德国等欧洲国家那样建立起一种可称之为浪漫主义的传统。目前应国家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之需,正有必要重拾和发展这一传统,让民俗研究能更好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现代国家的文化建设服务。     

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部力作--评金其祯所著《中国碑文化》

江南大学金其祯研究员用十余年时间著成107万字的煌煌巨著《中国碑文化》,2001年11月由重庆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部专著对学术最大的贡献是将碑刻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来研究,改变了以往将碑刻单纯作为书法艺术研究或考据学研究的传统研究方法,不但在研究方法上是一个飞跃,而且拓展了碑刻的研究领域,揭示了碑刻的文化内涵,使碑刻作为一门文化史上的新兴学科昂首立身于学术之林。该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从碑的起源一直阐述到现代碑文化,既是一部碑刻本身的发展历史,又是一部反映碑刻与人类历史相关的关系史。下篇为碑文化专题论述,多角度的探讨了碑与…     

宋代科技碑刻研究

科技碑刻在宋代碑刻中成就突出,它们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宋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其中天文图碑不仅是中国之最,而且是世界之最。地理图碑反映了我国古代在制图学上的成就,平江图碑可谓古代城市市政规划的典型,禹迹图碑的“计里画方”法在古代制图史上是很先进的方法。水则碑、安养院碑则记载了宋代水利、医学的发展。     

碑刻民俗宗教文献的史料批判研究——以明清以降雁北关帝庙碑刻为例

民俗宗教是在民间信仰、民间宗教的基础上发展、成熟的一个学术概念,指民众日常生活中制度性宗教之外的各种宗教信仰和习俗。碑刻民俗宗教文献是以石头为载体的民俗宗教记录。作为一种历史书写,与历史本相间不可避免的矛盾关系是其史料价值探究意义之所在。作为一类出土文献,它具有文献和文物的双重属性。明清以降雁北关公庙碑刻无论从碑刻书写范式及撰述意图,还是文物特点和背景,都具有真实而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尤其是其文物史料价值,对于历史学、民俗学、宗教学研究,以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宋大中祥符元年《源神碑》碑末所见“西河任姓”家族考

《源神碑》立于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碑文主要记述了宋初介休洪山泉水利开发和农商相关产业状况等。碑刻正文研究论述颇多,本文抛开正文,另辟蹊径专门对碑末的"任姓"家族诸人的职衔进行研究探讨,以其反映当时地方大姓与当地寺院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达到补史证史的目的。     

武侯祠碑刻沿革与现状考述

致力于考述成都武侯祠碑刻沿革与现状的《武侯祠碑刻之沿革与现状》的（一）、（二）、（三）等文,已先后刊载于《四川文物》和《成都大学学报》。本文为其续篇。至此,祠内1949年以前镌刻的碑刻除唐代镌刻的《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外,已全部整理完毕。唐碑之沿革与现状,因其内容庞杂,拟专文考述。     

黄土高原的山水渠与村际水利关系——以《同治平遥水利图碑》为中心的田野考察

水利图碑是一种特殊的水利文献形态,虽然总体数量不多,但空间分布却比较广泛。水利图碑可被视为某一地域社会整体开发历史进程的缩影。尤其在水资源紧缺的地区,它既是水权意识的集中表现,又反映了人们对待水资源的态度,是人们在水紧张条件下协商、谈判、冲突的结果。以水利图碑为线索,进一步挖掘与之相关的人物和事件,可以在既有的水利社会史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化和拓展,更有助于深入地认识水在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     

“挡箭碑”及其民俗学意义

“挡箭碑”及其民俗学意义王建纬四川渠县历史博物馆收藏有一方题为“当箭碑”的青砂石碑刻,乃是１９９０年３月２２日该馆田野调查队在农村征集到的。此碑原立于土溪乡赵家村一三岔路口,保存完好。碑长７３、宽４６、厚１１．２厘米。弧形碑首。碑眉为字径８．５Ｘ５．...     

大理古代水利碑刻研究

大理地区历史悠久,碑刻资料众多,内涵丰富。而其中的水利碑刻资料,作为珍贵的"同时资料",佐证着大理地区的历史文明。近年来,随着大理地区自然灾害多发,人们对大理地区古代水利碑刻的研究也越来越多,越来越细。本文从史料价值、社会功能和法文化研究价值三个方面对大理古代水利碑刻进行了深入研究。     

清朝高平乡约碑刻初探

乡约对地方民风的形成具有非同一般的导向作用,高平乡约以碑刻的形式从社会生产、生活以及社会关系等方面对当地人进行了约束和规范。其内容有禁约碑、禁凿窑碑、禁赌博碑、禁樵牧碑、禁堆柴草碑、禁娼妓碑、议工价碑等。这些乡约碑刻的内容和类型反映了民间自治的程度和乡约在当地民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影响。     

唐石经碑式与中古书册制度关系探微

唐石经碑式改变了汉魏石经"一行直下"的形式,而采用"分层横刻"这一类似于后世刻帖的经文排列形式。结合中古书册制度,碑刻书丹、镌刻流程以及唐石经前身"壁本"形制等影响唐石经碑式形成的诸要素,可以推测唐石经采用"分层横刻",是为了在不改变传统碑石形制基础上,最大程度保留当时经籍写卷形式,减少书丹和阅读的疲累,是在长幅的中古写卷与直立的碑刻之间作出的折衷,客观上利于拓印后的装裱与流传。同时,始自大历五经壁本的"壁经"传统,可能使得唐石经在安排经文书刻形式时将连成一体的碑石视作整个宽广的平面,不受单个碑宽的限制,更多考虑经文底本的构成形式,从而采用了以卷为中心,而非以碑为中心的排列方式,因此在"分层横刻"碑式基础上伴生了"跨书"这一独特现象。     

清代湖州民间敬惜字纸传统论考——以《惜字林碑记》及地方志为中心

《惜字林碑记》是记载清代湖州民间敬惜字纸传统的碑刻文献,反映嘉庆年间湖州府敬惜字纸的行为主体、建筑的"场所精神"和仪式的"水边行事"等。通过对《惜字林碑记》的释读,结合地方志的梳理与研究,不仅可以大致管窥清代民间敬惜字纸传统的整体情况,也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和理解敬惜字纸传统在清代形成崇学重道的社会风气和助人成才、遏制异端邪说和维护社会道德秩序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礼俗互动中的人生礼仪传统研究

试图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找应对现代性问题的资源,是近年来颇受关注的议题。基于学术传统与问题意识,民俗学的传统礼仪研究尤为关注礼俗互动,在田野调查和史籍考辨的基础上,探讨传统礼仪与民间社会、日常生活之间的复杂关系。唯有反思"礼""俗"等本土概念,梳理礼俗传统,深入观察传统礼仪在当下的传承与实践,才能更清晰的思考传统礼仪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意义,找到延续传统的可能路径。我们对人生礼仪传统及其当代重建与传承的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立场而展开的。     

明清福建民间戏曲碑刻考略

明清时期,福建各地民俗活动频繁,城乡演剧之兴盛,已成为民众文化生活之大事.故福建地方文献中就有了戏曲活动的记载,戏曲碑刻即其重要组成部分,内容涉及戏班、戏神、演剧、罚戏、习俗等,折射出民间演剧之缩影.碑刻是我国古代的重要记事方式,福建各地宫庙林立,庙多立碑石记述其历史、祀神或重建修缮事宜,随着戏曲的形成与发展,碑刻与戏曲结下了不解之缘.戏曲碑刻是记录戏曲信息的载体,属于戏曲文物型文献,其碑文少则十几字,多则数百字,甚至达千余言.福建传世的戏曲碑刻多见于明清,包括庙碑、护林碑、墓碑等,其中尤以庙碑为主,反映出戏曲碑刻与宫庙的密切关系.它们出自历史上地方戏盛行的福、莆、泉、漳等地,是研究福建戏曲的珍贵史料,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辽宁北镇庙现存碑刻调查、整理与研究

辽宁北镇庙内现存元明清三代碑刻共56通，其中元代碑刻12通、明代碑刻15通、清代碑刻29通。庙内碑刻多数记祭祀之经过，此外还涉及封山、修庙、游山等诗文、纪事，为还原与解读元明清三代历史文化提供了丰富且宝贵的原始资料，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通过实地调查北镇庙现存元明清碑刻，现场拍摄原碑及拓片，集中说明庙内现存碑刻信息，遵照原碑，比对众方志所著录的北镇庙碑文，集中汇校，查缺补漏，尊是黜非，继而探析碑文之意，发掘其历史价值。     

从走向民间的田野到走在民间的实地:意识形态范式的转换

作为一个学科的民俗学,其形成基础就是通过"田野"获得文本。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做田野"成为民俗学和相关的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基础。但是,中国民俗学是建立在所引介的西方概念之上的。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反思这些学术概念的历史背景,从意识形态范式转换角度,将其与学科的方法论范式转换共同审视,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为此,提出在观念上以"实地"取代"田野",以"走在民间"取代"走向民间",其目的是抛砖引玉,引起同仁的进一步反思。     

论民间信仰的城镇化空间——一个异地城镇化村落传统信仰重建的考察

中国传统社会民间信仰常常被称为"农民的信仰",沿袭着中国农耕文明的轨迹而在广大乡村生生不息。观照当下,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已成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特征,由于城市的扩张或国家建设的需要,一大批村落被"征用"而消逝,一大批世代附着于土地、靠天吃饭的农民也迅即结束了农耕生活转而成为城镇居民。在此过程中,"新城镇居民"内卷化所致重建传统信仰的行动与城镇化生活中国家的强势在场产生了巨大的张力,村落传统信仰的社会迁移往往陷于"水土不服"、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一个异地城镇化村落的传统信仰重建实践表明,信仰的迁移之于农民的迁移及其城镇化融入有着特殊的意义,对传统信仰的恰当"征用",或可成为有序城镇化的一种有效"策略"。城镇化不应成为传统村落信仰的终结者,应当成为中国当代社会民间信仰调适转型的催化剂,要以文化之理性和政治之理性的结合,建构有利于更好聚合传统村落文化要素价值集成的制度空间,重建民间信仰的当代意义,从而创造出新型城镇文化力提高与释放的过程,彰显新型城镇的地域特质和"文化担当"。     

《大唐易州刺史田公德政之碑》校勘

《大唐易州刺史田公德政之碑》现立于保定市的古莲花池内,是莲池收藏的年代最早、书法价值最高的碑刻,近年《河北金石辑录》、《古莲池碑刻萃集》、《保定名碑》等书籍先后载入此碑,并收录有碑文。笔者通过与原碑的新、旧拓本进行对照,发现了录文中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陕西古代碑刻概述

陕西地区,尤其是汉唐旧都及京畿所在的关中地区,古代碑刻遗存十分丰富,有"古碑渊薮"之誉。在前贤以全国碑刻为著录对象的《金石录》《金石萃编》等金石著作中,陕西碑刻的条目几乎占去半壁江山。据初步统计,陕西境内现存碑刻类文物达万余种。以其分布状况计,关中约占70%,陕南约占20%,陕北约占10%。陕西是中国碑刻文化的发祥地,唐代发现于凤翔、被称为"碑刻之祖"的《石鼓文》,属战国时代秦国刻石,是我国境内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碑石刻铭。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5次出巡。     

民俗资料学的建立与意义

民俗学是一门特别重视资料的学科,但民俗学者在传统上往往将民俗资料与文本类的民俗志和民俗文献互为等同。广义的民俗资料概念与此不同,意指一切能够为民俗学研究提供有效信息的文字与非文字资料,包括文本、图像、文物和影音资料等。民俗资料学借鉴史料学、文献学、文物与博物馆学、图书馆学、信息科学等的理论与方法,从民俗学的学科需求出发,着重研究民俗资料的搜集整理、分类属性、保存利用等问题。开拓这一学术研究方向的目的,在于坐实民俗学"资料之学"的名义,对内促进民俗学的学科发展,对外与历史学、文献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等形成对话,并为政府、社会团体与个人提供民俗资料方面的咨询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