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箕雅》朝鲜汉诗用韵研究

《箕雅》是朝鲜汉诗规模最大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朝鲜时期的汉诗占绝大篇幅。通过对朝鲜时期汉诗用韵情况与《东国正韵》及《洪武正韵》韵部的比较来看,汉诗用韵与两部韵书的相合率均较高,且《东国正韵》与《洪武正韵》的韵部大部分对应严格。说明一方面《东国正韵》的编纂参考了《洪武正韵》,另一方面朝鲜诗人作诗用韵有的依据《东国正韵》,有的遵循《洪武正韵》。     

朝鲜诗人金尚宪《雪窖集》探微

朝鲜诗人金尚宪的《雪窖集》,以"丙子胡乱"后朝鲜文臣入质盛京为背景,再现了作为人质的朝鲜文臣群体于特定历史语境下的生存状态和清初辽东地域风貌,是沈馆宗藩外交时期朝鲜汉诗的代表性作品。《雪窖集》蕴含了三重情感内涵,即乡关望断之离愁:对亲情血缘的认同,使人在分离情境中产生强烈的心灵感应和心理诉求;壮志难酬之悲慨:诗人对韶华遁逝、请缨无门的郁结之情,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与文化基础;乐天知命之旷达:作品渗透出强烈的生命意识,隐逸、游仙与雅趣构成豁达心境的外化形式。探讨《雪窖集》成书始末、情感内涵与价值,对全面了解十七世纪前中期朝鲜汉诗与士人心态,促进中朝(韩)文化交流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十九世纪初朝鲜漂流人崔斗灿与江南文人的交游北大核心CSSCI

《乘槎录》是朝鲜文人崔斗灿1817年漂流到浙江后的中国记录,为现今所发现朝鲜漂海录中年代最迟的一部,其中有大量篇幅记述作者在被送往北京、再经由陆路返回朝鲜半岛过程中,与各地文士诗文唱和、书画相赠、共作笔谈的情景。《乘槎录》现存有刻本和抄本多部,抄本当出现在刻本之前,为作者原作。依据抄本内容可以看到,崔斗灿漂流到浙江,沿途在定海和杭州与清朝文人交往最为频繁。凭借着对江南景物的熟悉和优秀的汉诗文水平,崔斗灿为当地文士所接纳,一时成为文人雅会的中心人物,这不仅基于共同的汉文化背景,而且还有赖于当地从官员到普通文人对朝鲜礼仪之邦的认同和对朝鲜文人的友善。虽然两地交通不易,但是汉字、汉诗和江南的风物成为两地文人相互信任和理解的媒介,双方的文字情缘诚挚而富有情怀。     

十九世纪初朝鲜漂流人崔斗灿与江南文人的交游

《乘槎录》是朝鲜文人崔斗灿1817年漂流到浙江后的中国记录,为现今所发现朝鲜漂海录中年代最迟的一部,其中有大量篇幅记述作者在被送往北京、再经由陆路返回朝鲜半岛过程中,与各地文士诗文唱和、书画相赠、共作笔谈的情景。《乘槎录》现存有刻本和抄本多部,抄本当出现在刻本之前,为作者原作。依据抄本内容可以看到,崔斗灿漂流到浙江,沿途在定海和杭州与清朝文人交往最为频繁。凭借着对江南景物的熟悉和优秀的汉诗文水平,崔斗灿为当地文士所接纳,一时成为文人雅会的中心人物,这不仅基于共同的汉文化背景,而且还有赖于当地从官员到普通文人对朝鲜礼仪之邦的认同和对朝鲜文人的友善。虽然两地交通不易,但是汉字、汉诗和江南的风物成为两地文人相互信任和理解的媒介,双方的文字情缘诚挚而富有情怀。     

日本汉诗文简议

日本汉诗文,即日本人创作的汉诗和具有文学性的汉文。日本汉诗文是日本文学的一种样式和组成部分,是日本人民的精神财富,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成果。日本汉诗文兴起于公元七世纪中叶的近江时代,到明治维新时代开始学习西方,汉学走向衰落,约有一千二百年的悠久历史。公元三世纪,《论语》、《千字文》传到日本,其后随着中日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发展,日本学习中国语言文学,用汉语写作的人越来越多。七世纪中期,日本产生了大友皇子、大津皇子等最初的汉诗诗人。八世纪的奈良时代,汉诗写作成风,贵族宴饮,迎接     

早稻田大学所藏《星岩集》《吁天集》等汉诗集评析

梁川星岩是日本江户时期著名的汉诗作家,早稻田大学所藏《星岩集》《吁天集》是其代表性的汉诗集。《星岩集》以时间为序进行编纂,题材丰富,纪行诗占据了其中较大的篇幅。集中论诗之作亦颇具特色,展现了星岩对中国古代诗人及诗作的独到见解。《吁天集》主要展现了星岩的政治见解。所附《红兰小集》和《玉池吟社诗一集》分别著录了星岩妻子和弟子的汉诗作品。对以上诸作的系统把握有助于读者从多个角度了解星岩其人其诗以及日本江户后期汉诗的创作风貌。     

早稻田大学所藏久保天随汉诗集评析

久保天随是近代日本汉学家、汉诗人,是历经明治、大正、昭和的三代诗翁。他才学宏富,历涉诸子百家,长于诗,生平诗作二万余首。早稻田大学所藏其《秋碧吟卢诗钞》《赞州游草》《关西游草》《续关西游草》等汉诗集作为其代表性的作品,全面展现了久保天随的创作思想、志趣主张和艺术追求,深入解析,能够让我们对这位异域的汉诗人形成更直观、切近的了解。     

崔致远与汉文诗

崔致远是朝鲜新罗时期诗坛的代表作家,卓越的进步诗人和杰出的散文作家,同时,也是朝鲜古代文学皮上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和朝鲜汉文诗文学的最杰出的代表。崔致远在中国留学和做官吏期间,在继承和发展本民族文化遗产的基础上,不断吸取其他民族的文学精华,特别是汉族诗歌创作方法,创作出大量既有汉族特点,又有本民族特色的“汉文诗”。自古以来,崔致远就被公认为朝鲜古典文学的“先世”。中国朝鲜族是十九世纪中叶由朝鲜半岛大批迁入并定居于东北而逐渐形成的一个少数民族,因而中国朝鲜族文学与朝鲜半岛文学有着渊源关系。崔志远的作品是可以做为朝鲜族的古典文学研究的。同时,他在中朝文化交流中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也是我们研究朝鲜族文学     

朝鲜王朝时期高灵申氏文学世家考——以《箕雅》为中心

高灵申氏起自高丽时代,自家族伊始便是朝鲜半岛名门望族,以诗书传家。尤其是在朝鲜王朝时期达到盛极,文人辈出,大放异彩,有九人诗作入选韩国文学史上汉诗规模最大的诗歌总集——《箕雅》,足见其文学世家之盛,堪称朝鲜王朝时期朝鲜半岛数一数二的文学世家。笔者以《箕雅》为中心,对其文学世家略作考述,并对其文运昌盛的原因初作探究。     

津阪孝绰《夜航诗话》的诗法:文字、典故及诗礼

津阪孝绰《夜航诗话》作为日本江户时代最重要的汉诗批评著作,讨论了大量的汉诗的"诗法"问题,其对诗法的重视程度甚至不亚于中国的批评家。津阪孝绰在《夜航诗话》中,通过汉诗格律中的用韵、对仗、平仄、炼字、句法,及诗家礼法、文字辨析、典故考释等诸多方面,来体现其对"诗法"问题的高度重视,并以此为标准来批评汉诗创作中的优劣,因而被其友人称为"诗家商君"。     

朝鲜族风俗习惯概论

朝鲜族风俗习惯概论金喜成在历史上，朝鲜以“礼仪之邦’而著称于世。长期以来，朝鲜人民在劳动生活与社会活动中，逐渐形成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民族风俗习惯。虽经漫长的、曲折的历史过程，但都固守其俗，其风俗习惯不仅在朝鲜半岛的韩国和朝鲜，就是移居在异国它乡的朝...     

朝鲜诗人金昌业与清人诗文交游考略

康熙五十一年(1712),朝鲜诗人金昌业随燕行使团来到中国,在与清初官宦文士、商贾僧侣的交往中创作大量诗文,收录于使行作品集《燕行埙篪录》和《老稼斋燕行日记》。金昌业在中国的诗文交游不仅彰显其文学理念与性情怀抱,也透视出清初中韩文化交流的整体风貌,为朝鲜北学派文士与乾嘉名儒的切磋互访开启了门径。系统考察金昌业与清人的交游经历和创作情况,对客观理解宗藩体制下两国文化交流历程有所助益。     

津阪孝绰《夜航诗话》的诗法(二):汉诗格律批评

津阪孝绰《夜航诗话》作为日本江户时代最重要的汉诗批评著作,讨论了大量的汉诗的"诗法"问题,其对诗法的重视程度甚至不亚于中国的批评家。津阪孝绰在《夜航诗话》中,通过汉诗格律中的用韵、对仗、平仄、炼、句法,及诗家礼法的文字辨析、典故考释字等诸多方面,来体现其对"诗法"的问题的高度重视,并以此为标准来批评汉诗创作中的优劣,因而被其友人称为"诗家商君"。     

毛文龙与《轩纪事》

随着后金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崛起，处于明朝、后金及朝鲜之间的明朝边将毛文龙的作用变得尤为重要，作为牵制后金的重要军事力量，毛文龙与明朝和朝鲜之间的关系不仅直接影响着其实际作用的发挥，而且影响到明朝、朝鲜及后金之间的关系。但此时毛文龙与明朝及朝鲜的关系却并非十分融洽，本文主要以明朝使臣姜曰广所著的《輶轩纪事》为史料依据，试析毛文龙与明朝和朝鲜之间的矛盾所在及产生这些矛盾的原因。     

牛郎织女神话叙事结构的艺术转换与文学表现——由汉代“牛郎织女”画像石而引发的思考

牛郎织女神话具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即口头承传的话语形式（文本形式）和以星宿形象为依托的物象形式（画面形式）。缘于上述两种神话表现形式的比较研究,促使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进一步审视牛郎织女神话,从而发现牛郎织女神话独特的叙事结构和由这种叙事结构所构成的独特的情感和情感表达形式。上述叙事结构和依托这一叙事结构而构成的情感和情感表达形式,因缘于社会普遍存在的情感基础与情感认同而获得了汉代诗人的共鸣,并通过艺术实践和文学创作,构建了独具汉诗特色的诗性审美模式。至唐代,牛郎织女神话完成了向内涵丰富、功能多样的节俗形式的演变。随之,这种由牛郎织女神话的确立而建构起来的审美模式遭到“解构”,其所具有的艺术范式作用,也被唐代诗人所抛弃。     

九一八事变前中日两国关于朝鲜族移民问题的政策交锋——以本溪县达贝沟事件为中心

<正>1910年8月22日，日本吞并了朝鲜并实施残酷的殖民统治。从此，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数以万计的朝鲜人被迫移民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宣称朝鲜人为“日本臣民”（赵中孚等主编：《近代中韩关系史资料汇编》1，台北：“国史馆”1987年版，第508页），多次以“保护”朝鲜族移民为借口，侵占中国土地并干涉中国内政。为防止国土流失，中国政府不得不对朝鲜族移民采取限制、排斥和驱逐政策。     

咸丰辛酉朝鲜赴京城三使臣手迹

董文涣(1833—1877),字尧章,号研樵、研秋,岘嶕山房、藐姑射山房为其室名,山西洪洞杜戍永乐堡(今东堡)人。咸丰六年 (1856)进士,历官翰林院庶吉士、翰林检讨,文宗显皇帝实录馆协修、总纂,巩秦阶兵备道等职,是晚清书法家、诗人和外交活动家。 董文涣在咸丰、同治年间,居北京菜市口米市胡同兵马司后街16号(现为后兵马司街31号大杂院,旧宅遗迹尚存),曾与朝鲜赴北京使臣交往甚密,仅他所著《岘嶕山房日记》与《岘嶕山房诗集》中出现的朝鲜人名即达93人,并保存了朝鲜使臣诗144首,与朝鲜使臣交往史料12万字,其所存著作,从史料、民俗、外交、医药、古文字诸方面来分析皆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观点

朝鲜的轮盘赌 朝鲜这几周的挑衅行为是非比寻常的。虽然朝鲜肯定打不过韩国和美国，但也不要怀疑那些武装部队为国献身的热情。战争给人类造成的损失将是巨大的：朝鲜半岛有170万现役士兵，朝鲜的炮兵部队还以阿尔为目标进行训练。美国有些将军预测，     

“亲日”与反日——抗战时期朝鲜华侨的艰难抉择

卢沟桥事变后，滞留朝鲜的华侨无奈下必须谋求与日本当局保持和睦关系，尤其是驻京城（汉城）总领事馆面临二选一的艰难抉择。南京陷落促使驻汉城中国总领事范汉生脱离蒋政权，支持南京汪伪政权，朝鲜华侨遂宣布支持临时政府，成为日本友邦国国民。1940年代，八路军利用朝鲜华侨进行反日，仁川事件使朝鲜华侨与日本殖民当局矛盾激化，日本对朝鲜殖民地的统治开始受到来自南京汪伪政权管理下的总领事馆和普通华侨这两方面势力的动摇。     

朝鲜朝使臣李肇源燕行诗探微

朝鲜朝使臣李肇源曾于嘉庆和道光时期两次赴燕,留下许多燕行诗。他的燕行诗多以纪行和遣怀为主,内容丰富。"我诗如我行"的诗行合一,呈现出李肇源的燕京之旅,是中朝朝贡历史的缩影。诗中表现出对明朝故国的怀念,羁旅思乡之情以及诗人与清朝文士的交往,是李肇源燕行诗的重要内容。诗人在两次燕行体验中,通过对清朝经济、文化的深入了解,改变了"胡无百年之运"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