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代学人对国学分类的探索看大学国学学科设置

国学与我国现行学科目录体系虽然有着一定的冲突,但在我国现行的教育科研体制之下,国学要在我国高等教育科研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取得长足发展,确有将其纳入学科目录的必要。若将国学纳入现行学科目录体系,国学如何分类分科就是一个必须回答的关键问题。自近代以来,诸多中国学人于此问题已有不少有益的思考与实践。借鉴近代中国学人有关国学分类的思考,可尝试将国学划分为经学、国史学、诸子学、文章学、小学、国学理论与国学史等具体学科。     

“述文化于史”:宋育仁与近代经史之学的省思

近代以来,新文化派推动经学史学化、以史代经,质疑老辈学人学术。他们以方法和材料为准则判分新旧中西,无形割裂传统学术与现代学科、知识与价值之间的关联。老辈学人宋育仁则提出"述文化于史",尝试以孔门四科统摄现代学术分科,贯通义理与制度,在共和语境下重构儒学人伦与政教体系。其浓厚的复古、尊孔意识或有可商榷之处,但若以宋育仁与胡适等趋新学人的学术分合为线索,梳理近代学术流变的复杂理路,则既可丰富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路径,又能为当下反思以西律中的分科之学,谋求沟通中西、融汇新旧的新学术体系提供思想资源。     

章门弟子与中国近代史学转型

在章太炎的熏陶下,沈兼士、朱希祖、钱玄同等章门弟子以北大史学系与国学门为依托,从学科体制方面积极致力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他们一方面秉持章太炎具有近代意义的“六经皆史说”,主张“捐除经学之名”,缘此大大动摇了经学的垄断地位,促进了史学的独立;另一方面,他们还充分弘扬了章太炎“以新理言旧学”和“熔冶哲理”的学术精神,号召借鉴西方近代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史学,并强调史学研究必须注重条理系统,由是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的科学化进程。     

由黄侃善骂说起

<正>国学家黄侃(字季刚)是近代史上的名人,其出名者有三:一是作为同盟会会员曾出生入死,发动民众推翻清廷,为辛亥革命建功立业。二是在经学、小学、文学诸方面造诣精深,作为一代学术大师影响深远。     

晚清知识层的差异及士人的边缘化

晚清知识层存在明显风尚差异,概括起来就是“锢蔽者自锢蔽,开通者自开通”.传统士人和新知识分子在相同的时代背景下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话语体系,其差异的产生概因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同步、风尚地域差异的存在、与西方文化的亲疏、新旧职业的影响、新知与旧学的结构不同而不同.知识层的风尚差异造成统治阶层的分化和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其影响一直持续到民国年间.     

浅析领导干部从政道德建设

从政道德在社会道德体系中处于关键地位,所以要用官德、官风带动和促进整个社会道德的进步和发展。从政道德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职业道德,说白了就是当官者的职业道德。     

论刘师培《左庵集》的学术思想

刘师培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在经学、文字学、训诂学等方面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著名学者黄侃曾说:“余于经学,得之刘先生者为多。”《左庵集》是刘师培早期学术思想的荟萃,其内容涉及经学、文字学、以及训诂、校勘、地理、天文历法等方面。本文试图对《左庵集》在经学、语言文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就作一论述,以期对刘师培早期的学术思想有一较全面的认识。     

百年河大国学旧著新刊

河南大学是一所有近百年历史的老校。自建校以来,一向重视国学研究,并形成了一支实力雄厚、传承有序的研究队伍,近百年的国学研究领域可谓人才济济,成果丰硕。在河大工作过的有高深国学造诣的学者（包括大师级学者）有数十人,出版有关著作近百种,内容涉及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等传统国学的各个方面。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建制及治学精神

清华国学研究院(1925-1929),是在"整理国故"运动中涌现的一个著名学术机构。与同时期其他国学机构相比,清华国学研究院既有援引西学,重建现代学术体系的一面;又有继承儒家教育理想与治学路径,结合西方知识工具,致力于阐发传统学术之特质的一面。因此,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建制,学术社群的治学精神,皆有其鲜明的特性。     

近代学人关于国学书目及大学国学教育的思考

近代学人为后学开设国学书目者甚众,但以大学生为对象拟定国学读书书目的并不多,其中较有名者有吴汝纶、梁启超、胡适等人。他们三人为大学生所拟国学书目虽各异其趣,却有诸多相通之处:一是所拟书目均以传承国学为宗旨;二是所拟国学均有学习程度上的层级划分,以适应不同层次大学生的学习需求;三是所拟书目基本上是按传统图书四部分类法分类筛选,这种书目筛选法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所拟国学书目能系统、完整地传承国学。他们关于国学范围的界定、国学书目的筛选、国学书目的分级与分类等问题的思考对于当今中国大学的国学教育仍然有一定借鉴意义。     

百年河大国学旧著新刊

河南大学是一所有近百年历史的老校。自建校以来，一向重视国学研究，并形成了一支实力雄厚、传承有序的研究队伍，近百年的国学研究领域可谓人才济济，成果丰硕。在河大工作过的有高深国学造诣的学者（包括大师级学者）有数十人，出版有关著作近百种，内容涉及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等传统国学的各个方面。     

长春市小学国学教育现状之浅析

上世纪90年代,在王贵福、南怀瑾等人的积极倡导下,国学教育开始走进小学。通过对长春市小学国学教育的调查、分析得出,长春市小学国学的教学现状可谓喜忧参半。本调查小组深入长春市城郊不同程度小学后发现：城乡国学教育程度差距较大、对国学教育理解大相径庭、教材体系化缺失、专业国学教师缺乏、学校教育形式单一等不足。小学国学教育需要以科学的教育理论为纲,结合学生自身智力、知识能力,在相关教育部门的政策保证下开展,以期获得关于长春市小学国学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关于中国古代经学逻辑体系的思考

<正>儒家经典从六经扩展到十三经,除了经目的增加,逻辑体系也在不断变化。经学逻辑体系,指的是历代经学家阐释经典时,基于对经典内容与功能的不同理解,使经典彼此构成一个具有同一指向、彼此互证、有内在逻辑关系的结构性整体。而经学体系的逻辑结构,源于经学家们对经典的认识,基于他们的思维逻辑,更与帝王政治的需求有关。考察经学体系逻辑结构的发展变化,有助于理解经学的本质、揭示经学与现实社会的互动,并由此构筑新的经学史。     

因革损益:五四前后文化调和论的道德改革主张

道德是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对道德的态度往往可以作为判断一个人或一个流派文化观的重要考察层面。五四前后的文化调和论者提倡道德进化,主张斟酌新旧,调和中西,因革损益,熔铸新道德,维护社会稳定,其道德调和论以是否适用于现实需要为取舍原则,不固守体用之别,观念较为开放,不能与传统守旧者等同视之。     

《国学概论》"今文"、"古文"观商榷

经学研究是钱穆学术研究的重点之一,尤其是经学的今古问题。《国学概论》是钱氏早期经学研究的代表作。今敢就钱氏《国学概论》中所涉“今”“古”概念之运用提一商榷。钱氏今古观之误莫不在于固守先秦诸子晚出今之论;《概论》之弊,要不出“泛化”亦即混淆今古之争。究其原委,思想渊源系出于他对先秦诸子学的社会性质之认识,即先秦时“字已有古今,而实贵族、平民间一大分野也。”此说虽新意可喜,然不切历史事实之真相也。     

宋代理学家的《春秋》学

东汉末年在何休时代,今古文经学已经合流,而佛教传人,道教形成。儒家经学在思想意识方面已不能发挥巨大作用,遂渐从统治地位而潜流于野;于是经师变作人师,无论其政治地位,思想情况,童年教育总是自儒家经学启蒙。以此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佛、道俱有大师,儒家经学虽不寂寞,却步入训诂注疏之整理阶段,所谓“南学简约,得其英华;北学繁芜,穷其枝叶”者,盖南学承玄学流风,北学袭服郑余荫。经学注疏虽云短于思想而长于名物训诂,但因儒、佛、道三家之思想交浸,在经解中亦渗透佛、玄思想,于是唐宋时代正义之学,亦具理学思想之萌芽。北宋理学由萌芽而结硕果,于是中国之哲学思想再现高峰。     

唐初杰出的史学家——孔颖达

孔颖达为举世公认的经学大师,他曾参与撰修了《五礼》《孝经义疏》以及《五经正义》,他的经学成就和在经学上的地位,世人瞩目。但同时作为一位非凡的史学家,孔颖达在《中国史家评传》中却不在其列,而与其同撰《隋书》的魏征、颜师古等人皆被收录。因此探讨孔颖达的史学才能与贡献,树立其在唐初史学上的地位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     

伦理学视野下的“史德”概观

伦理学视野下的“史德”概观长弓，乐水适应社会转型的现实需要，主动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是现时代向我们提出的重大课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是一个有着严密逻辑的系统，职业道德是这个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它在道德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清初经学复兴与李光地倡导的科举改革

明末清初,经学复兴.在此过程中,学者认识到科举制度存在很大弊端,使得经学空疏、学术凋敝.由此引发了李光地所倡导的科举改革.其改革的内容包括:提高五经在科举中的地位、考试中增加经世之学的内容,改变八股文的文风及写作方法.此次改革不仅获得了康熙皇帝的支持,而且也得到了广大学人和士子的响应.在这次改革中,尊崇经学的意味十分浓重,重视经学、提高五经的地位成为改革的核心思想.此次科举改革的意义影响深远,不仅推动了经学的发展,也为后来乾嘉学派崛起准备了条件.     

略论汉代经学的发展阶段与内在理数

经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居于核心地位,汉代则是经学发展的极盛时期。在汉代,经学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而汉代经学出现上述阶段性特征的原因有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性需求,儒家社会理想与学术理想的矛盾以及儒经的语言文字特点等。今、古文经最后合流,也是由其自身的内在理数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