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制造局的译书活动

江南制造局的译书活动张增一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作为近代中国官办的专门性翻译和出版机构,其翻译和出版西学书籍的部数、内容和社会影响,以及其在清末译西书活动中的地位,是西学东渐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读史所及,记于兹。一、所译酉书的数量与特点在翻译馆４０余年的译...     

汪振声事略及《新疆纪事》诗作者辨正

近代江南机器制造局翻译馆译员汪振声颇有时誉,但其生平资料缺乏,仅散见于《西征日记》等个别文献。根据《西征日记》梳理其生平主要事迹,可推考其生年为道光二十四年(1844)左右。汪振声主要参与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后期《公法总论》《营工要览》《铸金论略》《农学津梁》等西学科技书籍的翻译工作,其参与翻译西方科技书籍19种,影响较为广泛。在梳理和考察其事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晚晴簃诗汇》收录《新疆纪事》诗二首作者误为陇西刘炳青,实际应为汪振声。     

一部瑕瑜互见的西学东渐史──评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一部瑕瑜互见的西学东渐史──评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王扬宗最近一、二十年来,西方科学文化在晚清的传播及其影响等问题,越来越受到中外学术界的重视。在众多的研究者中,上海熊月之先生是很引人注目的一位。继发表了《上海广方言馆史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四裔编年表》与晚清中西时间观念的交融

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刊的少量历史译著中,1874年出版的《四裔编年表》被认为是晚清第一部专门介绍西方历史的年表体著作,熊月之也认为该书“用年表体例,以各国帝王、总统沿革为经,以各种种族、政教、争战之事为纬,叙事清楚,语言简洁,是人们了解世界历史的实用工具书”,在史学史上的地位理应得到高度评价。遗憾的是至今尚无专文就该书加以讨论,不仅如此,     

过渡时代的译才: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中国译员群体探析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是近代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官方译书机构,集聚了多达50余人的中国译员群体。他们普遍热心西学且学有专长,其籍贯来源多集中于以江苏为核心的江南地区;除少数考有功名外,其多数出身于科举时代没有功名的普通知识分子;其教育背景新旧杂陈,接受洋务教育者居多。其群体构成反映了近代初期较早接触西学的新型知识分子的某些共同特征。在翻译西书过程中,他们积极参与书目选择、专业名词创设及"西译中述"方式的译书活动,在与西人合作下,完成大量高质量的西学作品翻译,对近代西学传播做出巨大贡献。他们是晚清翻译高潮中相当数量的中国译员群体的一个缩影,是被动开放的中国在急需引进西学而又缺乏人才情况下的过渡时代的译才。     

介绍晚清《铸钱工艺》一书

线装石印本《铸钱工艺》一书系译著,约４万余字,１９０面。译者为英国的傅兰雅和上海的钟天纬。傅兰雅（Ｊｏｈｎ Ｆｒｙｅｒ,１８３９—１９２８）,英国传教士,１８６８年受聘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译著达１３０多种,其中《化学鉴原》、《佐治刍言》、《公法总论》等,在晚清知识界有广泛影响。译书之余,兼任上海广方言馆教习等职。为晚清来华传教士中传播西学最著者。钟天纬（１８４０—１９０１）,江苏华亭人（今上海松江县人）,字鹤笙,早年失学,１８７２年人上海广言馆英文馆读书,之后曾游历欧洲。１８８１年回上海,入…     

金陵机器局始末

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开始以后,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打破了中国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局面。洋务派代表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萌生了兴办近代军事工业的意图,并加力提倡,自1865年(清同治四年)始,用3年时间,兴力起4家近代化的兵工厂。即1865年在上海创办的江南制造局,1866年在福州创办的福建船政局,1867年在天津创办的天津机器局,1865年在南京创办的金陵机器制造局(又称江宁机器制造局或江苏机器制造局)。以上4家机械化兵工厂的创办,在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金峰 什么也不说

自从在2577创意大院匆匆彩排了活体雕塑《无字访》之后,不论白天黑夜,金峰的手机始终关机。他采取了跟作品同样的姿态:什么也不说。5月20日清晨8点,100位外来务工者乘坐旅游大巴从上海远郊或周边打工的小城市,来到龙华路2577创意大院(原是1871年李鸿章创办的江南枪炮局,隶属江南制造局,是中国最早引进西方技术造     

江南制造总局的“强军梦”

正位于上海黄埔江西岸的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会址之上,曾经坐落着举世闻名的江南造船厂。为迎接世博会召开,船厂已在2008年整体搬迁到长兴岛。在今天的上海市区地图上,只剩下"制造局路""局门路""局门后路"等地名,还能引起后人凭吊历史的悠悠遐思。这些路名中的"局",指的就是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江南制造总局(又称江南机器制造局、江南机器局、上海制造局、上海机器局、沪局     

江南制造局与近代铸币

清代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局。于1864年6月20日，由清廷总理衙门亲王上奏同治皇帝获准筹办，受到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的合力推动，经过一年努力。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机器制造局终于在1865年6月正式成立。     

“宝苏”机铸制钱多地铸造论

拜读《中国钱币》2008年第4期发表的《“宝苏”机制制钱铸地探寻》（下简称“探寻”）一文,该文结论是“江南制造局才真正是‘宝苏’机制制钱的唯一铸造地”。笔者据现有史料和钱币实物研究,对“探寻”的结论不敢苟同,“宝苏”机铸制钱应该是多地铸造,“探寻”指为唯一铸地的江南制造局并非是“宝苏”机铸制钱的主要铸地。     

出身与出路:晚清上海广方言馆学生述论

上海广方言馆在1863年至1905年所存续的四十二年中,从汉族文童内招考了五百多名学生。广方言馆学生的知识构成以西文西语见长,而算学、天文、制造等科程度尚浅。在"中体西用"的培养宗旨下,中学实属必要,但所习内容与科举考试密不可分,或奖励学生以功名,或学生通过科举获得出身,自始至终存在对科举制度的依附。学生修业期满后,一般有选送京师同文馆、留江南制造局任教习、出洋留学和就职于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几种出路,而更多的学生寻求出路受阻。上海广方言馆学生面临着中学与西学的双重压力,既无法摆脱对科举出身的依赖,又不得不寻求新的出路,在出身与出路的困境中艰难成长。     

船政与其他洋务军工厂之比较

在洋务运动中,各省的洋务派大臣创办了大批新式军工厂。这些军工厂位置不同、规模不一、技术侧重点也迥然相异。本文试以船政为例,将其与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和太原机器局相比较,从技术重点、思想内涵、历史影响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以期揭示船政的独特价值和现代意义。     

辛亥革命中的梨园名角

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回忆,辛亥革命时,同行中传来消息,在上海攻打江南制造局的队伍中,出现了梨园行的身影,上海新舞台的名演员夏月珊、夏月润、潘月樵等人都在其中。     

国企与民企:中国经济的世纪之争

<正>纵观150多年来的中国工业化历程,可以发现,企业的"官民"之争、"公私"之争,或者直白地说,是"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这种纠结伴随始终。这一"争",不是企业之间正常的市场竞争,而是国家政策两种导向的博弈。当初清政府以"自强"为口号,引进西方机器技术,以"官为控制"为方针,办起了江南制造局等一批官办的新式工业。后来清政府又着眼于"招商",吸纳商股参     

梁启超的民权观与卢梭主权在民说

梁启超对西方政治学说的认知,并不自戊戌始。早在1890年,梁启超入京参加会试归经上海,“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心好之,以无力不能购也”,是为梁启超初次接触西学的情景。1892年,梁启超终于“购江南制造局所译之书,及各星轺日记,与英人傅兰雅所辑之《格致汇编》等书”,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起来。到1895年作《西学书目表》时,梁启超涉猎的西学西书已达300余种,其中“西政诸书”里的史志、官制、学制、法律等即属社会科学类。梁启超就是从这类西书中,接触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 正是在初步涉猎西方政治学说的基础上,梁启超才“决然舍去旧学”,并在戊戌维新时期形成了以设议院、开民智为主要内容的资产阶级民权思想。他明确指出,开民智“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接着在创办上海大同译书局时又进一步强     

辛亥革命中的梨园名角

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回忆,辛亥革命时,同行中传来消息,在上海攻打江南制造局的队伍中,出现了梨园行的身影,上海新舞台的名演员夏月珊、夏月润、潘月樵等人都在其中。年轻的梅兰芳第一次听到同行参加革命的消息,心中非常激动。由于南北音讯的阻隔,京、津一带报纸对于     

傅兰雅——致力于中国近代科学启蒙的传教士

傅兰雅(John Frye r),1839年8月6日出生于英国肯得郡海得城一个牧师之家,少年时代便向往中国。1861年自伦敦海伯雷师范学院毕业后,便接受了英国圣公会的派遣,以新教传教士的身份到该会所属的香港圣保罗书院任校长。而后在中国历任北京同文馆教习、上海英华学堂校长、江南制造局     

明四夷馆“女真馆”和朝鲜司译院“女真语学”

明四夷馆“女真馆”和朝鲜司译院“女真语学”均为教习女真语言文字并负责翻译女真文书的“译学”机构。四夷馆和司译院培养的通汉语和女真语言文字的翻译人才,在明朝、朝鲜与女真的交涉中起到了重要的语言媒介作用。自正统年间开始,部分地区的女真人与明朝交往时,往来文书改用蒙古语,以致出现了明朝四夷馆鞑靼馆代译女真文书的现象。同样,朝鲜司译院给女真部的文书也以女真和蒙古两种文字进行翻译。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译出的《达尔文物种原始》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在中国最流行的西方学说是进化论。中国人了解进化论,是通过早期江南制造局译出的《地学浅释》、《金石识别》等,更多的知识分子则是以严复１８９５年据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达旨的《天演论》为媒介的。尽管赫胥黎是达尔文学说的忠实捍卫者,但《进化论与伦理学》毕竟只是一本小册子,不完全等同于达尔文的进化论。何况,通过严复的“创造性叛逆”,在评述过程中进行了加工、增删和改译,并掺入了大量自己阐释的按语,因此,中国人看到的已不是达尔文宣扬的进化论,而是斯宾塞社会进化论的混和物。 早在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