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属于两个系统的绝地天通传说——《尚书》、《国语》相关记载的对读与辨析

《尚书·吕刑》和《国语·楚语下》都从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出发谈到绝地天通,但实际上二者分属两个系统.《吕刑》中的绝地天通服务于论述立法的必要性,决策者是天帝,具体措施是禁止世人进入天界,体现了原始宗教的神道观念.属于这个系统的绝地天通传说,还见于《山海经》和《墨子》.《楚语下》的绝地天通是对泛滥的祭祀行为进行规范,决策者是颛顼和尧,体现了文明时代的理性色彩.这种差别反映出原始社会的神本观念向文明社会的人本观念的演变.古代注家常以《楚语》附会《吕刑》,混淆了两个系统,造成对先秦文本的误读.     

“星陨如雨”的“陨”“雨”释辨——兼论《左传》妖、陨星象的书写

《左传·庄公七年》对于“星陨如雨”的注解,历代有分歧,主要集中在“与雨俱下”和“似雨”说。通过对文义、字词以及天文学相关知识的理解,可以认为“似雨”说为确,这一用法也为后世天文记载所广泛采用。同时,“星陨如雨”这一星象书写形式与《左传》对于妖、陨星象的灾异书写内容,体现的是春秋时期星象分野下的政治与道德诉求,代表了春秋时人的天人观念。而史官在后绝地天通时代对于地位重建的努力,亦可以通过妖、陨星象的选择性书写来观察。一直到汉代完成由儒统史,其反映的是六经皆史的观点。     

颛顼“绝地天通”与凌家滩“龟卜”

颛顼"绝地天通"历来被视为原始宗教的重大改革,从文献学、民族学角度来解读具有丰富的内涵。根据考古材料论定龙山文化时期骨卜的普化暗合"绝地天通"所反映的巫觋功能的专门化。这就科学确定了"绝地天通"的年代学意义。而含山凌家滩玉龟和玉版"龟卜"的种种迹象,说明在接近颛顼时代之前",原始八卦"也已经基本定型。     

伏羲是“火的发明者和火食发明者”吗——和刘尧汉先生商讨

一、问题的提起近年来,刘尧汉先生主编的一套《彝族文化研究丛书》出版了八本后,他便向学术界宣布道: 基于《彝族文化研究丛书》可建立“中华彝族文化学派”。所谓“学派”,须以最少的要素(一两个或两三个),若显若隐,直接间接,统摄本学派的论著,纵贯古今,横通中外,阐明中外文化史上若干疑难问题。中华彝族文化学派的文化三要素是:宇宙万物雌雄观,葫芦崇拜,十月历法。     

先秦墨家孝道简论

墨家的创始人与主要代表人物是墨子。墨子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墨子的学说在战国初期影响很大,“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显学》)。有关墨家学派之书,今仅存《墨子》残卷五十三篇,这五十三篇,大部分可信是墨子学说的记录。墨家是先秦诸子中唯一代表下层平民思想的学派,在先秦诸子中墨子是论“孝”最多者,《墨子》一书凡“孝”48见,班固亦谓墨家“以孝视天下”(《汉书·艺文志》)。墨家之孝,以“兼爱”、“利亲”、“交孝子”为要义,…     

浙学的形成、传承与地域文化建设

浙学理论体系形成于南宋。“经世致用”作为原理性、纲领性观点,起码滥觞于《论语》,不独浙江文化中有;但把经世致用推演到极致,导出“事功之学”、“功利之学”,并形成了“农商一事”、“农商皆本”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这却是浙学所独有的。在中国古代,只有浙学中才有如此鲜明的、比较系统的重商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的倡导者和旗手就是永康学派的陈亮（龙川）和永嘉学派的叶适（水心）。     

《通典·開元禮纂類》衣服篇“令云”的來源與《開元禮》校勘

本文討論《通典·開元禮纂類·序例下》中關於章服所增“令云”注文的來源。認爲“令云”是在《開元禮》章服名目、構成的總體敍述之外,對其色彩、樣式、裝飾、用料等細節内容的補充。並通過此二書與《唐六典》的比較,證明開元衣服禮文與“令云”均出自開元《衣服令》,禮、令二者結合纔是原來令文的全部和完整表述。文章還通過衣服制度在顯慶以後的改革及對《開元禮》正文的辨析,論證其中冠冕形成的方式和原因;並通過“令云”中各部内容和細節的對比,對前人在《開元禮》校勘中誤判誤收《通典》注文的問題作了糾正。     

玉器礼义论要

中华民族尚玉的根源在于玉器是古代沟通天人的主要礼器。基于专事天道吉礼这一基本社会功能,玉器可分为祭玉、瑞玉和重器配件三大类。玉器的产生有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它是由史前巫觋者流事神的灵物或法具演化而来,而“绝地天通”、实现三代文明之后,在随之生成的礼和礼器系统中定于一尊。     

从出土文献看《诗经·墙有茨》“冓”字的训诂

关于《诗经·鄘风·墙有茨》中“冓”字的训诂,历来众说纷纭。但近年来不少有关“冓”字字形的古文字资料和上孔子诗论》的出土,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了线索。从《诗经·墙有茨》形成时代“冓”字字形构造出发,结合上博简《孔子诗论》关于诗义的论述,可以判断“冓”字确应为“室”义。     

留须、穿汉服、跪拜孔子 秋风,争议中的儒者

人物简介秋风,原名姚中秋,1966年出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弘道书院山长。著有《重新发现儒家》等书,译有《哈耶克传》,主持编译《奥地利学派译丛》等。秋风,最早被大家所熟知,是作为著名的时评作家和“自由主义”学派学者。然而,人到中年的他,却冷不丁一个急转弯,收起如刀之笔,从研究自由主义、市场、法治等问题,转向中国传统文化,践行儒学。     

评《中国民俗学概论》

中国著名民俗学家杨成志曾撰有《民俗学三大学派的异同解释》一文,介绍西方民俗学的三大学派,即运用“历史和地理”的研究方法,以“口头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民间故事类型学的研究成果为显著的人文学派;用人类学理论方法研     

《尉缭子》与互著法——三论《尉缭子》

班固在其《汉书·艺文志》中,既载有杂家“《尉缭(子)》二十九篇”,又载有兵家“《尉缭》三十一篇”;二者不仅学派有别,而且篇数亦有异(兵家《尉缭》比杂家《尉缭(子)》多出两篇),好像是两种不同的著作。可是,汉代以后的传本,内容却基本相同。这就给学术界提出了两个问题:《汉书·艺文志》所载两种《尉缭》的     

唐朝对无故不上班官员的处罚

古代官箴以“清、慎、勤”为基本原则,“勤”的起码要求便是,按时上班下班,历代典章制度中,多有规定。如《唐律疏议·职制五》有一条“官人无故不上班”的法令说,内外官员应上班而不到的,缺勤一天处笞二十小板,每再满三天加一等,满二十五天处杖打一百大板,满三十五天判处徒刑一年。     

陆龟蒙的菊之情

菊花是美好品格的象征。南宋刘克庄《念奴娇·菊》中说菊“尚友灵均，定交元亮，结好天随子。”天随子是陆龟蒙的白号。天随，语出《庄子·在宥》“神动而天随。”意即精神之动静皆随顺天然。自从菊花有了屈原、陶渊明、陆龟蒙这几位特立独行、洁身自好的友人，便获得精神和灵气，自非凡花闲草可以比拟。     

论清代考据学的学术规范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乾嘉学者,实成一种学风,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做‘科学的古典派’。”其实,清代考据学不仅在考据方法上与近代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而且他们所倡导、遵循的学术规范也与近代相近。考据学的学术规范对考据学派的形成、发展、壮大,对实事求是治学精神的贯彻,对学术成果的规范化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也是考据学派不同于其他学派的主要标志之一。一、“无征不信”、“孤证不立”的论证规范考据学与理学在论证方式上有根本的区别。考据学者认为,“性理…     

故宫匾联隐藏钱文钩沉（续）

“乾”是天的意思,代表一切最具阳刚性质的事物。“乾元资始”“乾元资始”“乾坤征和德”、“观象通乾”、“承乾宫”,观象通乾见于唐李华《含元殿赋》：“羲和弭节于通天,望舒停景于观象。”全句意谓观察天象,可使日月驻足,宇宙留影。期它匾额含义见上。钱采用字均从《周易》而来。从“大     

我国古代官员的休假制度

据史料,我国的假日制度始自距今2000多年的西汉。《汉书·郑当时传》载：“孝景时为太子合人,每五日休沐。”《汉书·万石君传》也载：“每五日洗沐归谒亲。”所谓“休沐”或者“洗沐”,唐《初学记》解释得十分清楚：“休假亦日休沐。汉律,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以上文献说明西汉官吏每5天就有1天休息。自那时起,     

关于季子学派

陈奇猷先生在校释《吕氏春秋》时,考证了该书各篇所属家派,发现春秋战国有不少被湮没了的家派,其中有一个季子学派,以前无人发现过,其理论很特殊。陈先生考定《务本》、《谕大》、《有度》、《分职》、《处方》、《慎小》、《务大》等为季子学派之作。笔者在探讨先秦诸子思想过程中认为陈先生此说可信。《荀子·成相》云:“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极复后王。慎、墨、季、惠,百家之说诚不详〔祥〕”。季子崇尚无为,荀子主张有为,两派的观点对立,荀子讥之为不祥,是理所当然的。荀子将季子与慎子、墨子、惠子同列于百家之中,可见先秦确乎存在一个季子学派。 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对季子学派作过研究。笔者在陈先生的敦促下,就《吕氏春秋》和先秦有关文献中保存的季子学派的思想资料,作一初步分析。     

说《旧唐书》的“比事”

《旧唐书》纪、传部分在“比事”方面下了很大工夫,用比较隐晦的方式对一些事关重大的唐代史事及人物进行贬斥,体现出了纂修者在书中贯彻“春秋笔法”的意图。最为典型的例子,一为效仿沈约《宋书·二凶传》的数字记日方式;二是上承班固《汉书·高后纪》及《王莽传》的成例,于《则天皇后纪》中记事非常简约。研究这一现象对更加深入地理解我国古代历史编纂思想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徐道彬《皖派学术与传承》评介

乾嘉学派一向被学术界推为有清一代学术发展的高峰。关于乾嘉学派内部的分野问题,自19世纪末章太炎《馗书·清儒》问世,其中之吴、皖分派,影响学界甚大。之后,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续增“扬州一派”,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更发“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