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捉搦"

“捉搦”连言,隋代翻译佛经中即见,至唐其义有二,一为“捉拿”、“缉捕”,其搭配对象是人;一为“防范”、“把守”,其搭配对象是事、地。本对“捉搦”一词的义项进行了梳理考辨。说明在《伍子胥变》中“大须存心捉搦”一句中其应当解作“防范、把守”为宜。     

论“敦煌学”一词的词源

自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敦煌学”一词是陈寅恪于1930年在为陈垣《敦煌劫余录》写的序言中首创的,该序中5次出现“敦煌学”一词。本文则认为,“敦煌学”一词应该是日本人首创的。日本敦煌学家石滨纯太郎于1925年在大阪出版发行的《敦煌石室的遗书(怀德堂夏期讲演)》中,15次使用了“敦煌学”一词,并且对国际敦煌学的起源、发展、研究范围、问题、广义敦煌学和狭义敦煌学的区分等做了全面而系统的阐述。本文认为,“敦煌学”一词是明治末年、大正年间日本敦煌学蓬勃发展的产物,是在日本出现“敦煌派”、“敦煌家”、“敦煌党”等一系列词汇的基础上产生的。本文强调,陈寅恪虽然不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敦煌学”一词的人,但应该是在中国第一个使用“敦煌学”一词的人,或者说是第一个将“敦煌学”一词引入中国的人。     

中华文化“礼乐之道”影响下的梨花大鼓艺术

孔子在《论语》中讲到“不学礼,无以立”,荀子也以一句“礼者,人道之极也”道出了“礼”的地位。讲求礼教,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礼”反映在文化中,便体现为形成一套制度式的软性方式传承社会思想,是具有稳定性、公认性、继承性、便宜造作性的文化仪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与“礼”有着很重要联系的一个说法便是“礼乐教化”。“礼”与“乐”相互配合和融通,形成有别于西方文化的基本文化范式。作为中华“礼仪”文化浸润下的“乐”,也必然带有“礼”的特征,形成了梨花大鼓这种艺术的风格。本文从中国文化大背景入手,来分析梨花大鼓这一“乐”中体现的“礼”,以求获得对这一中国传统曲艺形式最“中国味”的解读。     

历代外销瓷（上）

在英语中“中国”与“瓷器”同为一词,china一词开头字母大写意为中国,小写则意为瓷器,这一点早已为世人所熟知。但是在阿拉伯语里“瓷器”—词发音为“悉尼”,也与中国一词同意,土耳其语称中国为“秦”,称瓷器也用这个词,恐怕就鲜为人知了。一、外销瓷的行销路线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我国陶瓷大规模对外输出是在唐代,它主要沿着“陶瓷之路”,源源不断地被运到欧洲、美洲以及中东、西亚、中非、东南亚一带。陶瓷之路所谓“陶瓷之路”,是指水陆与陆路两条陶瓷的外销路线,陆上通路是指古老的“丝绸之路”;水上之路包括两条:一条是中日航线,经明…     

关于"经世致用"思潮的几点质疑

“经世”的词义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本来是非常明确的,历经2000余年而无歧义,从不与“致用”一词搭配使用。自从梁启超开始使用后,“经世致用”一词开始频繁出现在现代许多学术论著中。在研究清代学术思潮时,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在嘉庆、道光年间出现了一股“经世致用”学术思潮,并且产生了一个“经世派”,不仅如此,还把这种“经世致用”思潮与鸦片战后的“师夷制夷”相联系。其实,不仅“经世致用”的提法不妥,而且“经世派”存在的现实根据也不足,就连“经世”观念与“师夷制夷”之间的历史逻辑联系也是值得怀疑的。     

浅谈文学创作中的“理”大于“情”

文学创作中有两大要素,一个是“情”,一个是“理”。文学作品是作家饱含激情的产物,情感是推动文学创作的动力,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写道：“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意”,陆机的《文赋》也说：“诗缘情而绮靡”。这说明在文学创作中情感是极其重要的。文学创作中的“情”,是感性的,显性特征较明显。“理”是理性的,更多是对生活和人生的体悟与认识,对宇宙的万事万物的思考,具有隐性特征,这正是所谓的“体匿性存”。所以我们在文学作品中较容易感受到作家和作品中艺术形象的情感,容易引起情感上的共鸣。但是我认为在创作中,很多时候看似是作家情感激荡、沉郁顿挫、多愁善感、“情动而言形”的创作,实际上是作家对“理”进行了有意的建构,最终体现出的“理”大于“情”的倾向。     

谈谈阅读教学中的“伪对话”现象

阅读教学的本质是“对话”,是“交流”,是“沟通”。通过对话,新的理念生成了,新的思想产生了,新的认识出现了。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对话”已成为语文课堂教学中一道亮丽的风景。但笔者从最近听的一些课中,一次又一次感受到在我们的语文课堂阅读教学中存在以下“伪对话”现象。     

“■”应读为县

《文物》2005年第1期公布了一批非常珍贵的战国时期封泥,并对这批封泥作了比较详尽的考证[1]。这批封泥中有一“”字,作者认为“或可释作还、环等,意义待考”。此字在这批材料中出现了两次:一是单字“”(图九∶13);一是“蔡”(图一一∶17)。是字的省写,而又是从袁派生来的一个字。袁(擐之初文)、及相关字的音义,裘锡圭先生曾作过考释[2]。后来,李家浩先生在《先秦文字中的“县”》一文中认为古文字中及从的一些字应该读作“县”,并对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齐、燕、三晋等国文字中有关“县”的资料分别作了论述,还进一步探讨…     

“女娲神话”实有其人

“东方有伏羲、女娲;西方有亚当、夏娃”。有关他们的故事,是地球人类“创世神话”中最为美丽动人的故事传说。在希伯来人的创世神话《创世纪》书中,“亚当”是上帝用“红土”创造的第一位人类祖先,随后,上帝觉得“亚当”一个人过于孤独,又用“亚当”身上的一条肋骨造成了一个女人——“夏娃”。并让他们住在鲜花盛开、果实累累的“伊甸园”中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后来,他们违背上帝的告诫,偷吃了“伊甸园”里的禁果,引发情欲,生育了人类子     

“趋”与“徐趋”

《贵州文史丛刊》一九八六年第四期发表了空华同志《“入而徐趋”新解》一文。文章认为王力先生在《古代汉语》一书中释“趋”为“快步走”,冯其庸先生在《历代文选》中把“徐趋”释为“慢慢地向前跑”,都不正确。因为“既是跑又怎能徐呢?”“岂不自相矛盾?”空华同志认为,“趋”是“古代下对上、卑对尊、幼对长的一种恭敬”,“本身是礼节”。而且描写了“趋”的形象—“行而张足曰趋”,“张,大也。”“‘行而张足,就是举步前先端正姿势,然后一步一步抬起脚来走,以表示恭敬,不能走成碎步,更不能紧,不能快。”冯其庸先生把“徐趋”解释成“慢慢地向前跑”,确实不妥。因为“跑”是脚跟不     

在美国打工17年——访“倦鸟思归”的陈亮

陈亮在新华社离退休干部中算得上是个“知名人士”了。但他的“知名”,与众不同,具有“陈亮特色”。人世的沧桑、生活的跌宕,给陈亮的生涯抹上了一层传奇的色彩。     

“渤海郡”与“渤海国”关系新考

渤海国是唐朝管辖下的地方政权,与汉代所置的渤海郡并无关系。渤海国的称谓是有变化的,如建国初称“振国”或“震国”,唐朝册封后称“渤海”、“忽汗州”、“渤海都督府”、“渤海国”等,辽灭渤海后称之为“东丹”、“东丹国”等等。在这些称谓中,并没有“渤海郡”一称,在此通过查找史料中对渤海国事例的相关记载,来阐述这一观点。     

1878年"林肯县战争"与"比利小子"

1878年发生在新墨西哥领地内的“林肯县战争”,是美国西部开发时期一次非常重要的牧区战争。它的爆发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原因。这次长达5个月的流血冲突,是圣菲集团支持下的墨菲派与竞争对手麦克斯温—滕斯托尔派争夺对林肯县经济和政治控制权的必然结果。战争结局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分赃,确保了墨菲家族在林肯县的垄断地位。“比利小子”在这场流血冲突中只不过是麦克斯温—滕斯托尔派雇用的一名枪手,但在后来的许多传说中,他却成了“林肯县战争”的主角。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比利小子”的历史著作、小说、电影、歌曲和传说不计其数。“圣徒比利”取代了“魔鬼比利”,“林肯县战争”却被人淡忘了,即或有人偶尔记得它,也是从“比利小子”的出场背景中得知的,“林肯县战争”的真相则完全被“比利小子”的传说湮没或扭曲了。     

为你打开一扇窗

体验本身是快乐的。江苏省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的同学们在2001年开始推行的“体验活动”中体验着“校长助理”、“食堂主管”、“图书管理员”等诸多工作岗位的酸甜苦辣,他们在这样的体验中快乐地成长,也给学校教育对人的全面培养打开了一扇探索之窗。一、“校长助理”?蛮大的官呢!     

浅析纪录片中古典意境的营造

一．美学意境在电视银幕上营造的可能性 说起“意境”,由于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广泛流传,因此在很多人眼中都认为意境一词是由王国维提出来的,其实意境这一审美形态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但是那个时候不说意境,说“意”、说“象”,如《周易·系辞》说“圣人立象以尽意”。老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在虚实相生中,神妙之境也会油然而生。“意境”在古代诗论中很常见,比如古典诗歌中体现了老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五观和辩证法的影响。     

二里头文化"龙"遗存研究

二里头文化的“龙”遗存,尤其是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和绿松石铜牌饰,是当时社会贵族中个别人使用的一种表明其有专门技能、特殊身份的特殊物品,可能与驯养过“龙”有关,其拥有者与当时的王室或“王”有一定的关系。二里头文化“龙”遗存的直接源头可能是在陶寺文化中,但“龙”遗存的社会地位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下降了,这可能反映了“龙”意识观念的逐渐淡薄。     

《聂元梓回忆录》指误（二）

聂元梓是“坚决保卫周总理”还是耍两面派手法颠倒是非 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陈伯达、江青、戚本禹一伙,干了一系列把矛头对准周总理的勾当,但她在《回忆录》中却说“拥护周总理的态度从来没有动摇过”,把自己打扮成“坚决拥护周恩来”、“保卫周恩来”的“英雄”。真相究竟如何？就让我们摆一些事实来看吧。     

“朋”“友”原来是不同的人

“朋友”一词,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最常用的字眼,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也是说明“朋友”的重要。但在我国古代,“朋”和“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含义。     

“延安五老”的最后岁月

“延安五老”,指的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5人。“延安五老”这一称谓．缘自朱德总司令1942年写的《游南泥湾》一诗,诗中有“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等句。诗传开后,“延安五老”便在中央领导和全体机关干部中叫响了。     

“丈夫”这个称谓是怎么来的

“丈”在古代是一个长度单位,周朝时,计量长度是以手掌撑开时,拇指与中指间的距离为一尺,一尺等于六寸,一丈等于十尺。当时的婚姻制度不像现在一夫一妻制,而是尚有原始社会婚姻制度的遗存,即“抢婚”、“掠夺婚”、“野合”、“走访婚”、“对偶婚”等各种婚姻样式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