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党以后国民党的组织蜕变

国共两党在有关清党历史的书写中,一方颂之为“护党救国运动”,一方谴之为“反革命政变”。双方都将目光聚焦于中共在这场运动中所受的沉重打击,而甚少关注这场运动对国民党自身的直接影响。对国民党而言,清党运动是一场党内人才逆淘汰运动。国民党在清党过程中的自我创伤几乎不亚于共产党所受的打击。清党之后,国民党地方党权托付无人,惟有听任土豪劣绅和投机腐化分子侵夺和分掠地方权力资源,在地方社会藉党为恶。直至抗战前夕,普通国民党员数量尚未恢复到清党前的规模,党员的地域分布与政权的地域基础不相吻合,其党务组织形态大致呈现出“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沿海有党,内地无党”的格局。战前党员绝大多数出自中等以上社会阶层。国民党不是培养党员成为社会各界的楷模,而是网罗社会各界原有的权势人物或具有权势潜能的人加入国民党。考察战前舆论对国民党的观感,有助于我们修正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国民党的失民心主要是在抗战后期和抗战胜利以后才充分显露的。     

“容共”，还是“分共”？——1925年国民党因“容共”而分裂之缘起与经过

1924年1月国民党成功改组,与中共建立了“党内合作”关系。这一合作极大地扩展了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影响和组织发展,但同时,年轻的共产党人一跃而成为国民党内骨干,这引起了相当一批老国民党员的猜疑和敌视。“容共”还是“分共”的问题,自此即成为国民党内部矛盾冲突的一个中心话题。一年之后,随着主导国民党政策的孙中山突然去世,从1925年3月至11月,前后不过10个月,国民党内部就三度发生严重分裂。分裂的原因,几乎无一例外地与怀疑孙中山的“容共”政策或力主“分共”有关。     

国民党军中的“迷信”将领

“雨人”戴笠号称“蒋介石的佩剑”“东方盖世太保”的戴笠以冷酷、残忍、狡猾著称。戴笠一生做事严谨小心,在某些方面还很“民主”。但就是这样一个“戴老板”,却拥有一个极端“迷信”的性格,并演化成其自身名副其实的“死穴”。     

王祺:国民党高层的“另类”

<正>从老同盟会员到国民党中央立法、监察、执行委员,王祺驰骋中国政坛三十余年。他天生傲骨,刚直不阿,爱"放炮",爱骂人,是出了名的"王大炮"。对于他的责骂,蒋介石、孙科也得退避其锋,汪精卫、唐有壬一伙更是胆战心惊,谁也不敢与他顶撞交火,更不敢以权势压     

国民党军“五大主力”的覆灭

国民党军的五大主力都曾不可一世,在抗战中也都立下了赫赫战功,然而,在蒋介石发动的反人民的内战中,他们都先后覆灭于人民解放军的铁拳之下。回顾“五大主力”的覆灭史,不得不叹服“得民心者得天下”!     

血腥镇压——国民党对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六次大规模军事“清剿”

“七七事变”后,中共领导的闽浙赣三省边区根据地的革命武装,按照“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协议,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战线。根据地设立留守处,留下少数保卫人员,宣传抗日,支持前线。     

周佛海南京受审始末

周佛海是中国现代史上少有的风云变幻人物。他曾作为信奉共产主义的代表参加了中共一大,后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摇身一变而成为蒋介石的亲信。抗战期间,他和汪精卫、陈公博等人叛国投敌,成为汪伪政权的股肱之臣,最终同汪精卫一起成为千夫所指的卖国贼。其一生可谓投机善变,朝秦暮楚。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周佛海遭软禁,在全国民众及舆论的强烈呼吁下,国民党当局对周佛海在南京进行了审判。     

胡汉民与昙花一现的“新国民党”

上世纪30年代,国民党内曾存在过一个幽灵般的秘密组织。它以“抗日、倒蒋、反共”为宗旨,成员遍布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其中不乏当时政坛军界的名流显要。这个名为“新国民党”的秘密组织．一度四处出击．甚是活跃,可实际活动未及五个寒暑,便如昙花一现,随着它的主脑胡汉民的病逝而悄悄地从世间永远消失了,     

震惊中外的南京“哭灵”事件

1947年3月19日,古老的南京城传出一个爆炸性新闻——300多名国民党将校级军官,齐集在中山陵灵堂前“哭灵”。这一前所未有的举动,引得许多人围观,游客中的女性甚至为之动容落泪。宁静而庄严的中山陵上空,顿时被一片悲伤的哭声所笼罩。     

“杀人魔王”戴笠和他的行刑队

以残酷无情著称的戴笠,号称“蒋介石的佩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最神秘人物”。“杀人魔王”戴笠,恶名昭著,他任国民党军统局长8年,曾密令残杀了许多革命志士,是双手沾满烈士鲜血的刽子手,欠下血债累累。[编者按]     

“新国民党”在海外的活动：1932—1936年

1932年,胡汉民、邹鲁等人组建成“新国民党”,以“抗日”、“反蒋”、“剿共”为主张,以广东为依托,主要从事反对蒋介石与南京国民党中央的活动。关于“新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与基本活动,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以下简称“往来函电稿”)显示,     

武汉国民党的“联共”和“分共”

1926年底到1927年夏,武汉国民党人的政策从左向右,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导致武汉国民党人政策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共产党影响下的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因为它严重损害了武汉政府赖以生存的脆弱的财政经济基础和军官们的忠诚度。事实上,无论是武汉国民党中央,还是中共中央,这时都曾极力控制工农运动。但中共基层干部的缺乏,特别是在联共(布)党内权力斗争推动下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政策的赤裸裸的干涉,不仅使中共的工农政策无法顺应形势做出相应的切实调整,而且更极大地刺激了武汉国民党人的疑惧心理。武汉国民党人从"联共"最终走向"分共",与此不无关联。     

从“四一二”到“七一五”国民党的清党运动

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为起点的国民党清党运动,目的在于恢复右派分子在国民党的党权,“肃清”共产党的势力,并妄图消灭共产党。胡汉民曾经直言不讳地说:“这次的清党,就是要消灭中国共产党！”可见,所谓“清党”,实际上不过是“清共”的代名词。本文就“四一二”至“七一五”期间国民党     

从“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看“新国民党”在北方的活动（1932—1936）

“新国民党”是1930年代初期胡汉民等人在国民党内建立的以“抗日”、“反蒋”、“剿共”为主张的政治团体。本作已以藏于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为基本史料,对“新国民党”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本为系列论之一。它重点探讨“新国民党”在北方的活动,内容包括：“新国民党”在北方的主要成员及其以天津为中心的基本活动;地方实力派(冯玉祥、方振武等)与“新国民党”的关系;并对北方“新国民党”活动的局限性进行了简要分析。     

国民党册亨县政府“反共应变”的破产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中取得胜利,国民党反动政权面临崩溃。但蒋介石不甘心于失败,妄图利用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等地的复杂地形,同中国人民解放军负隅顽抗,阻止解放大西南各省。国民党贵州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谷正伦和贵州省保安副司令韩文焕,于1949年1月应召飞往南京,亲自领受蒋介石的使命,妄图把贵州经营成为他们抗     

国民党败局与蒋经国“打虎”失败无关

在贵刊今年第9期看到一篇杨天石先生的大作《蒋经斟“打虎”为何失败》。杨天石教授是我敬佩的人陆学者,尤其是杨教授对蒋介石先生的研究,无论史实考证,功过评断,皆很严谨,足以成一家之言。但是关于蒋经困“打虎”一事,杨教授对整个事件的历史背景、“打虎”70天蒋经国碰到的问题、“打虎”草草结束的原因等关键性的大问题的了解都不够深入,也不尽正确。     

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厦门攻略

<正>大陆解放之后,蒋介石有很深的厦门情结。每次视察金门,蒋介石总喜欢以高倍望远镜远眺对岸的厦门。引人好奇的是,当他看着隔海的厦门民居、军事设施,脑子里在想些什么?这确实值得一探究竟。蒋介石的厦门情结有多深?不妨可以从真实的官方档案,寻觅到若干蛛丝马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