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机眼中的黎澍老人

记得黎澍先生去世多年后的一天,在一次聚会上我遇见了《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黄春生,他给了我一本《黎澍十年祭》。当时小黄对我说：“其实你也可以写一写黎老,你给他开了那么多年车,他的为人、思想,     

记朱伯崑先生

朱伯先生 1 92 3年 9月生于河北省宁河县 (现属天津市 ) ,1 947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 ,受业于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教授 ,攻读中国哲学。 1 95 1年毕业 ,留校做冯友兰教授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助手。 1 95 2年因院系调整 ,随清华大学哲学系教员 ,赴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 ,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1 96 5年发表的《王夫之论本体和现象》一文 ,是他易学哲学史研究的开端。可惜 ,此种研究很快便被中断了。七十年代末发表《宋明时期两点论和一点论的斗争》 ,为探讨易学思维提供了门径。八十年代初 ,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开设“…     

革命军马前卒邹容

邹容18岁开始写《革命军》,19岁,即1903年5月底,约两万字的《革命军》出版,并在辛亥革命前的腥风血雨中风行海内外,重印20余次,销量达110余万册,居清末革命书刊之首位。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评赞说：“他(邹容)写道：‘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     

都市里的乡土学者曹锦清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曹锦清是我的老友,如今已是国内著名社会学家、三农问题专家。他的著作《黄河边的中国》于2000年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出版伊始就卖出3万多册,现已再版8次。上海市局级以上干部人手一册。当年的“两会”代表争购此书,成为大会关注“三农”问题的触发点之一,并受到江泽民、汪道涵等领导人高度评价。初识营锦清是在1986年。当时我为了创办《思想家》杂志而网罗人才。有人向我推荐老营,说他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的高材生,学问人品都不错,但被分配到城建学院教书,可谓英雄无用武之地。于是我们相约在他家见面。当年的曹锦清身居斗室,满架满屋都是书,还有就是浓重的烟味。     

吕思勉先生的史识与史德——吕著《中国通史》读后

不时有朋友问我：以最便捷的阅读了解五千年来的中国史,读哪种通史好？就我的阅读经验而言,排除掉《史记》、《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那样的文言大部头,读过的新式中国通史中,范文澜、蔡美彪先生主编的有10册,白寿彝先生主编的有22册,翦伯赞先生的《中国史纲》是两册,均为1949年后的版本,或多或少都有“以论带史”的特色;相形之下,吕思勉、钱穆、黄现瑶先生的通史类著作,比较简约精要且鲜有政治烙印。     

悼胡绳

十月五日上午,新华日报老友李慎之来电话,说胡绳去世了。这突如其来的噩耗使我差一点哭出声来。我一时语无伦次,在电话里说我十分悲痛,说我在新华日报写的那个专栏,几乎每一篇都曾得到他的指导。然后我才问老胡去世和治丧的情形,慎之也不知其详。要我问社科院办公厅,告诉了我电话号码,说那里二十四小时有人值班。我这才知道他是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的,先在他家里设个灵堂,已经派人去布置了。第二天我去到他家里,向他的遗像鞠躬的时候又不禁热泪盈眶。     

问鼎上层文化:胡适的哲学史研究

胡适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开山者。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作为中国第一部真正的哲学史著作,建立了哲学史学科的新体系,开创了现代学术史的新纪元。(1)它以科学的方法和可信的史料,创造了全新古典哲学史体系、构想与规范,使哲学史作为一门科学戛然独立,并迈向了中国古代哲学史研究的近代化进程;(2)它用疑古与实证的方法实践,完成了新学科的创立及从“形”到“质”的转变,开启了崭新的治学门径,对具体的学术研究起到了示范作用。(3)它从形式到内容整体手段的全方位更新,不仅具有冲击传统惯性的强劲的反封建之风,又有开拓学术研究新风尚之意义。胡适的哲学史研究,新见迭出,影响深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琐忆黄仁宇

自从黄仁宇在美国纽约一家电影院看电影时突然倒下,与世长辞,我常常想起这位美籍华人、著名历史学家。他去世后,中国大陆掀起一股黄仁宇热,差不多把他的所有著作都出版了,三联书店更是不遗余力。黄仁宇的著作,在史学界、更多的是文化界,掀起巨大的冲击波。年轻学人、文化人,为之深深吸引,甚至视为高山仰止。近年来,报刊记者来采访我,问我对黄仁宇的史学著作、特别是《万历十五年》的评价,对黄仁宇的印象。我都如实说了。学术著作从来是见仁见智。老实说,我不太喜欢黄仁宇的史学著作,《万历十五年》亦不过如此而已。他比我年长多了,是前辈;但…     

麻友小林

我问小林,为什么？小林说,和她在一起有感觉。什么感觉？他挠头,半天说,爱情。看着他认真而愚钝的样子,我没什么话。     

斯诺笔下的“山西娃娃”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这样描述一位机灵可爱的“山西娃娃”：“他是个圆滚滚的胖孩子,长着一张娃娃脸,只有十二岁,但己能照顾自己,……我问他为什么当红军,他回答说：“红军替穷人打仗。红军是抗日的。为什么不要当红军呢？”     

钱钟书看不上陈寅恪

首先,钱钟书对陈寅恪被吹得上了天的著作《元白诗笺证稿》根本不屑一顾。据资料显示,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出版后曾赠送钱钟书一册。     

“我的儿童文学之路”——访任溶溶先生

任溶溶,本名任以奇,原名任根鎏,广东鹤山人,1923年生于上海,我国著名儿童文学翻译家、作家。曾任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自上世纪40年代起,在近70年的儿童文学生涯中,他笔耕不辍,为孩子们翻译和创作了如《安徒生童话全集》、《木偶奇遇记》、《没头脑和不高兴》、《你们说我爸爸是干什么的？》等众多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滋养了几代中国儿童,影响了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进程。2012年12月6日,中国翻译协会授予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荣誉称号。在他90岁高龄的时候,依然“发白红心在”,创作出版儿童诗集《我成了个隐身人》,并于今年7月全票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这一中国儿童文学领域的最高奖项。近日,任溶溶先生应邀接受了本刊采访。采访中,我们深深感受到任先生穷尽毕生之力为孩子们创作的激情,以及中国儿童文学工作者们为祖国的下一代所付出的心血。     

书稿做嫁妆

我国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把他用毕生心血凝成的文学名著《聊斋志异》手稿,送给他的女儿作为嫁妆明代著名的思想家王夫之一生著述224卷,代表作有《读通鉴论》、《尚书引义》等。有一年,他的大女儿出嫁,人们都来看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送些什么嫁妆。等开箱一看,原来尽是些书稿,他对大家说：“这就是我多年来为女儿办的嫁妆啊”     

王夫之与司马光史学思想比较

司马光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他以《资治通鉴》这部巨著而著名于世。王夫之则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史学评论家,他的史论著作很多,如《尚书引义》、《春秋家说》,《春秋世论》、《读四书大全说》、《诗广传》、《黄书》等,虽名为“说经”,但其中都有关于古代历史的评论;他晚年所写的《读通鉴论》、《宋论》则更是比较系统的史论巨著。由于《读通鉴论》是王夫之的史     

遥远的寄托

完成《异端的世界》前后,有两句话使我触动。作家苏童接受某日报记者专访时,提及与时代脱节的问题,他说,“时代？不就是看一天报纸就能知道的东西吗？”     

开客家山歌研究之先河——浅析罗香林的《粤东之风》

客家研究宗师罗香林的《粤东之风》,是他一生中出版数十部著作中的第一部著作,便成为传世之作,为客家山歌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小荷才露尖尖角,便显示了他横溢的才华。我是去年才读到一位朋友的手抄本,如果能在十多年前,在我动笔写《客家山歌知识大全》之前能够读到它,我想,我那部拙作一定会写得比现在这个样子更好一点。     

突破标准答案——读吴江《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大史学》

“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和价值何在?现在西方人、东方人包括中国人都在重新思考这个问题。”这是吴江同志在最新出版的著作《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大史学——和青年朋友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前言中提出的一个尖锐问题。他说,对于这个问题,“至少在我看来,至今好像还没有能     

杨尚昆与三年困难时期精减城市入口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要求精减城市人口2000万,为此,成立中央精简小组,杨尚昆为组长。90年代,杨尚昆撰写《回忆录》,多次谈到要系统地谈谈精减城市人口问题,但是,他当时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写好《回忆录》第一册（即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精减城市人口问题一直排不上日程。为了帮助他回忆,我根据他平时的谈话,并收集了一些资料,整理出一份素材请他审阅。他看得很认真,在材料上画了许多标记,对我说：“你整的这份材料有用,它勾起我很多回忆。     

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史华慈史学思想初探

本·史华慈教授离开我偿两年多了。他的去世曾广泛引起西方汉学界的沉痛哀悼。去年四月《东西方哲学》(Philosophy East and West)还开辟专栏,刊载他去世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①,美国亚洲学会也有专题讨论。但在中国,至今还没有什么有组织的反应。记得在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一次集合上,史华慈曾富有感情地说：“有的人喜爱中国,有的人厌恨中圆。我尊敬她。”《世界汉学》今天郑重推出这期专辑,在他毕生研究并由衷尊敬的中国,纪念、介绍这位汉学界的一代宗师,的确是非常有意义而且应该的。     

文怀沙与《红楼梦》研究

最近,我有幸先后搜集到解放初期出版的俞平伯著《红楼梦研究》、周汝昌著《红楼梦新证》和俞平伯辑《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再来阅读这几部红学著作,不禁感慨系之。作为《红楼梦》研究史上最重要的著作,它们不仅影响了其后的红学发展,而且对广大读者也有重要的帮助。由于这套丛书是王耳先生(即文怀沙先生)主编的,且文先生先后为这三部著作,写有跋、代序和出版者说明,这就不能不重视文怀沙对《红楼梦》研究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