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与克孜尔佛教造像背光比较研究

敦煌莫高窟、克孜尔石窟把不同类型、内容的背光图像组绘在佛像身后,反映了两地佛教思想的表现。克孜尔背光艺术,是犍陀罗背光在中国的变化与发展,它受龟兹艺术的影响,然后又将这种影响再传入敦煌、云冈、龙门等地,五世纪初至五世纪中叶的克孜尔与莫高窟同期背光,具有许多相似之处。这表明它们在传承上大致有关联,可以把莫高窟背光看作是克孜尔背光艺术的东传和延续。     

莫高窟与克孜尔佛教造像背光比较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敦煌莫高窟、克孜尔石窟把不同类型、内容的背光图像组绘在佛像身后,反映了两地佛教思想的表现。克孜尔背光艺术,是犍陀罗背光在中国的变化与发展,它受龟兹艺术的影响,然后又将这种影响再传入敦煌、云冈、龙门等地,五世纪初至五世纪中叶的克孜尔与莫高窟同期背光,具有许多相似之处。这表明它们在传承上大致有关联,可以把莫高窟背光看作是克孜尔背光艺术的东传和延续。     

莫高、榆林二窟杂考

一、叙言敦煌千佛洞古名莫高窟,安西万佛峡古名榆林窟。二者创建之年代既相去不远,壁画之系统亦复同流共贯。三十一年十月至三十二年五月,余居莫高窟凡七阅月,朝夕徘徊于诸窟之间,纵观魏、隋、李唐以及五代、宋、元之名迹。三十二年五月初复往游榆林窟,摩挲残迹,几逾旬日。神游艺苑,心与古会,边塞行役之苦,尘世扰攘之劳,不复关情,平生之乐无逾于此也。两窟壁画塑像蕴蓄繁富,自经变中之佛经故事以至于历代宫室服饰之制度,皆属考古者无上可信之资料,为云冈、龙门之所不逮者也。余于艺术考古皆无所知,兹唯杂记数事,琐屑微末,聊以供治敦煌学者之参观而已!     

焉耆七个星毗卢遮那佛法界身图像研究

焉耆地处丝绸之路北道的重要位置,其佛教文化源自印度,后受到龟兹、高昌、于阗、敦煌地区佛教文化的影响,其信仰经历了由小乘到大乘的转变。焉耆七个星第一窟的佛法界身像的创作是处在焉耆民族融合、政权更迭、佛教信仰转型的时期,对其的研究在法界图像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反映了七个星石窟晚期的造像特征。     

龙门石窟的创建年代

唐代诗人许浑在《晚登龙门驿楼》中赞颂龙门的形势说:“鱼龙多处凿门开,万古人知夏禹材。青嶂远分从地断,洪流高泻自天来。”(《金唐诗》卷534)龙门不但景色清幽,更以她的石刻艺术驰名中外,与敦煌、云冈并称我国三大艺术宝库。三大艺术宝库中的敦煌莫高窟开创于公元366年,云冈武州山石窟开创于公元460年,早成学术界的定论。唯有这龙门石窟创自何年却成了“疑案”:有人说她创自太和十二年,有人说她创自太和七年,还有人说她创自太和十九年。但各家都一致认为古阳洞是龙门最早开凿的洞窟。古阳洞在龙门西山的偏南部,平面略呈     

敦煌文物展览的意义

敦煌文物的展览,不完全是表白敦煌艺术的重要性,更不是报道敦煌文物研究所的辛勤工作的经过,这个展览是有其更深刻的意义与更重要的任务的。敦煌的地位在甘肃省的西边,离开酒泉和玉门关还有不少路。从兰州到敦煌,有一条不很好的汽车道。离敦煌县东南二十公里,便是中国艺术文物宝库的千佛洞。这个千佛洞,从晋代(公元三六六年)开窟以来,历经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一直到清代,甚至到现在,都是西陲的佛教信     

克孜尔石窟

克孜尔石窟俗称克孜尔千佛洞,是我国四大石窟之一,国家一类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新疆拜城县克孜尔乡的明屋达格山。石窟始凿于公元3世纪末至4世纪初叶,早于敦煌莫高窟300年,于8世纪后逐渐被废弃,共有石窟251个,已编号的洞窟有246个,内存壁画约1万平方米。克孜尔石窟艺术是洞窟、雕塑、和壁画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形成独有的龟兹风格,从中可以窥见古代佛教艺术在我国的发展、流传和演变的脉络,     

开拓丝绸之路的先驱——吐火罗人

吐火罗语的发现与研究使人们普遍相信,在遥远的古代有一个操古印欧语的民族生活在远离欧洲的中亚沙漠。龟兹、焉耆、高昌等地的古代遗址及敦煌莫高窟中有这个民族留下的大批宗教、文学和医学文献。在回鹘文剧本《弥勒会见记》中,他们的语言被称为"Toγri(吐火罗)"。据比较语言学研究,吐火罗语属于印欧语系西支Centum,它与Hittite语的关系及其他古语特征,使其有可能成为目前所知最早的印欧语言之一。     

新疆焉耆县发现吐火罗文A(焉耆语)本《弥勒会见记剧本》残卷

1974年冬季,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县的七个星千佛洞附近,农场工人取土时发现一迭吐火罗文 A(焉耆语)文书残卷(图一一四)。次年春,新疆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在该县进行文物普查时,对发现地点作了调查。七个星千佛洞位于焉耆县城西南约30公里处,地当焉耆——库尔勒公路以北。其东面约6公里有一座"唐王城",是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南约12公里是古焉耆国都城和唐焉耆都督府的所在地——博格达沁     

再不保护，云冈石窟面临消失

事件云冈石窟开凿于1500年以前,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刻艺术宝库。2001年12月,云冈石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整个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1公里左右,洞窟内塑有佛像5.1万余尊,最高的17米,最小的仅有几厘米高。作为1600多年前北魏政权为数不多     

龙门古阳洞初期造像的中国化问题

前言北魏太和十八年（４９４年）迁都洛阳,佛教造像的舞台也从大同转移到洛阳。一般认为造像样式中国化（下称“汉化”）过程始于云冈第六窟,此后为龙门石窟所继承,并取得进一步发展,最终在以宾阳中洞和莲花洞为代表的龙门北魏诸窟中完成。这种看法是建立在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二氏卓越的调查研究成果之上的①,至今仍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水野、长广二氏在《龙门石窟研究》一书中高度评价了龙门的线刻艺术,指出“龙门北魏窟可以说是云冈造像的延续,但是,必须认识到在其它方面则另有基础”,其后,吉村怜氏基于云冈与龙门天人图象…     

古代和田派美术初探

近年来,对敦煌美术的比较研究日益为国内外学者们所注重。敦煌地区,在汉代是“华戎所交一都会也”,在隋唐时期,“发自敦煌至于西域,凡为三道,各有襟带,……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这种政治、经济、地理上的特点,决定了敦煌美术必定是在本土美术的基础上受东方中原美术和西方地中海沿岸、波斯、印度以及中亚的美术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就西方的影响而论,它大致上是循横贯中西的丝绸之路,随着频繁的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先及至西域地区与当地艺术混合后继而影响到敦煌的。呈混合风格的西域美术,在天山南麓的北道上以龟兹美术最称著名,在南道上最     

大足石刻：一部承载儒释道三教融合思想的文化巨著

如果我们把搜寻的目光投向大足石刻纷繁杂陈的天国世界,看到的是迥然不同于印度阿旃陀、阿富汗巴米扬,中国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的造像内容。这里既是中国唯一一处汇融儒、释、道三教而自成一体的大型石窟群,也是世界石窟艺术之林最后一座让人惊异的丰碑。     

阚氏高昌杂差科帐研究——吐鲁番洋海一号墓所出《阚氏高昌永康年间供物、差役帐》的再考察

高昌王国处于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之上,往来客使的供物、差役等杂差科是阚氏高昌赋役制度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柔然永康十年闰三月,焉耆王北赴柔然汗庭,途经高昌,得到高昌王国的供顿招待。《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所收《阚氏高昌永康年间(466-485)供物、差役帐》是记录焉耆王经过高昌王城时百姓杂差科的总帐。阚氏高昌杂差科分为供物、差役两部分。供物主要是木薪、苜蓿、土堆葡萄、酒等,同时也征用百姓驴、车等运输工具。差役主要有烧炭、取桢、作瓨等。阚氏高昌的杂差科在麴氏高昌时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麦积山石窟的历史与艺术

麦积山石窟是与敦煌、龙门、云冈齐名的中国四大石窟之一。它先后历经北魏至清代十余个王朝1600多年的营建,以独特的泥塑艺术、绚丽的北朝壁画、令人赞叹的建筑技艺而闻名于世。文章阐述了麦积山石窟的营建历史及不同时期的石窟造像特点,对其所蕴含的丰厚的艺术价值进行了分析研究。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 回鹘佛教艺术的代表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位于吐鲁番市东北约40公里的火焰山主峰山腰、木头沟河谷西岸的陡崖上。是回鹘佛教艺术中最重要、数量最多、保存最完整、最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宝库,同时也是一处著名的摩尼教寺院遗迹。其始凿于麴氏高昌国时期(499～640年);唐西州时期     

新疆石窟的主要病害及其治理方针

在对新疆境内主要石窟进行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了新疆石窟的主要病害类型及造成原因,结合建国以来我国对敦煌、麦积山、龙门、云岗等石窟进行加固经验.以新疆克孜尔千佛洞为试点.提出了一套适合于新疆石窟病害特点的治理方法.同时对库木吐拉千佛洞的壁画保护工作也提出了一些初步设想.探讨了新疆石窟维修保护的途径。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遗址清理简记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县城东40多公里的木头沟河谷西岸断崖上,是吐鲁番地区保存洞窟最多、壁画较好、建筑形式多样的一处石窟群。窟群南距著名的高昌故城约10公里,始凿于麴氏高昌时期(499年—640年)。唐初称为     

吐鲁番发现的波斯银币

吐鲁番是丝路贸易的枢纽地带,自古以来多民族聚居,商贸交易颇为活跃,自然也就成为多类货币交汇之所。汉五铢、货泉、大泉五十、半两、开元、龟兹钱、和阗马钱、突骑施钱、当地自铸的高昌吉利钱、高昌(西州)回鹘钱、察合台汗国银币、叶尔羌汗国制钱,以及享有     

《弥勒会见记》:龟兹文化孕育的艺术之花

正龟兹人使用的语言为龟兹语。龟兹语属于印欧语系中Centum语组的吐火罗语方言B,用印度婆罗米文字(Brahmi)书写。我国称吐火罗文为焉耆—龟兹文,3~9世纪在库车、焉耆、吐鲁番等地使用。20世纪初,勒柯克率领的德国考古队在吐鲁番木头沟、胜金口等地发现《弥勒会见记》回鹘文写本残叶,分藏于梅因茨科学院和柏林科学院,共六个抄本,600余件残片,称"吐鲁番本"。1959年4月某天,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