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心，炽热而纯洁——纪念白曙老师

1959年秋,我刚到广西文联不久,有人告诉我,广西师范学院的陈白曙老师从桂林调来文联了。我问是写诗的白曙吗？得到肯定的回答,一种“此生有幸”之感油然而生。在大学学习时,就知道这个很美的名字,是三十年代左联一位活跃的诗人,而且和鲁迅有交往。想不到居然能和他同在文联工作,虽不知道他是否容易接近,对我这样学习写诗的后生态度如何,但总可以一瞻他的风采。他是我心仪已久的诗人。     

老舍先生自杀前后

文化大革命爆发时,老舍在北京市文联工作。老舍出事的前两天,北京市文联开会,老舍问茅盾先生：“明天的‘斗批改’大会你参加不参加?”茅盾先生没有作正面回答,只轻轻地向他摇了摇手。第二天(1966年8月23日编者注),老舍问我：“今天是红卫兵学生们‘帮助’我们文联搞‘斗批改’,你看我参加不参加?”我说：“没有通知你就不参加。”老舍接着     

论傅泽的小说创作

我省青年作家傅泽(1925—1961),在短暂的一生里,怀着对党和人民深沉而真挚的爱,写出了不少作品。已故的文学评论家侯金镜同志曾说:“……他的创作路程刚开始不久,在一九六一年就因病逝世了。为惋惜文学界的一个新生力量的损失,在这里,我用那篇短短的评论记下对他的悼念。”今天,我们以同样的心情怀念傅泽同志。《傅泽短篇小说集》近已出版,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集子,收入了短篇小说《水塔顶上的人》、《号声飞过山林》、《小姐妹们》等     

文艺界改正冤假错案的我经我见

我在“复查结论”上签字三天,便被调去中国文联负责落实政策 1978年12月8日上午,我在“右派”复查结论上签字,下午便去看望林默涵,这时他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秘书长、文联恢复小组(起党组作用)组长,是文联的一把     

我是一只快乐的“猪”

胖,我的一大烦恼。自从小学三年级,我就被班上的同学称为“五肥”,顾名思义,就是全班第五胖的意思。后来,一个不留神,竟升级为“二肥”。为此,我苦恼极了! 其实,我的胖是个“历史遗留问题”。就在一天下午,我向厕所飞奔而去,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和我来了一个“亲密接触”。由于他个子高,所以就发生了“白门牙进,红门牙出”的惨剧。他的门牙当场在我眉毛上划了3厘米长的一个伤口。最后老师把我们双双送进了医院。我的额头被缝了八针。为了使伤口快速长肉愈合,我一连挂了七天、每瓶价值700元的生     

周恩来与张厉生一席随谈

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1938年5月上旬,在武昌,我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看秘书长张厉生,没有经过通报,我就直接进了他的办公室。张穿着灰色花呢中山装,同另一个穿着草黄色军装的人,像似已谈完了工作随便谈谈的样子。张就把我向穿草黄色军装的人介绍说:“里特,他姓陈。”(我在留法同学中,年龄比较小,他们都叫我的名字。)张接着说:“他也是20年代的老加马拉的”(留法老同学之一),接着他又向我介绍说:“他是周恩来,政治部的副部长,他的名字是为我们老加马拉的所熟悉的。”我就同周恩来拉拉手说:“久仰,久仰。”周问我:“你是什么时候去法国的?”我说:…     

我所知道的胡乔木

胡乔木从1961年夏开始病休,又在“文化大革命”中长期被审查和“冷冻”,直到1975年,在邓小平的交代下,他着手筹备和成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并开展工作。也就在此时,我有幸同胡乔木有所接触,并在此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作中深入了解其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风格,而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恐怖主义”考

圣·奥古斯丁讲过一个故事：亚历山大大帝曾经问被他俘虏的一个海盗：“你凭什么敢横行海上？”海盗毫不示弱地反问：“你又凭什么在世上为所欲为？就因为我行事只凭一条小船．所以我被称为贼。而你,因为有一支庞大的舰队,所以你被尊为君主？”     

胡宗林（仁钦索朗）与张华

“1950年,我和老胡结婚了,之前我并不认识他,是组织上给介绍决定的……”没有人告诉我什么叫恋爱那一年我19岁,在部队的宣传队工作,老胡30岁,我不认得他。但是老胡在政治处,正好管我们的宣传队,所以他对我有印象。当时就提出说战争结束了,很多同志年龄都大了,都在30岁左右、需要成家的很多。总参的一个参谋长做的介绍人,我们就这样结婚了。     

胡耀邦鼓起一个沦落人的生活勇气

耀邦同志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而我是一个普通干部,且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沦为一个被批判的“贱民”。我与耀邦同志素昧平生,从无交往。可是,就在我走投无路痛不欲生而找到他的时候,尽管当时他也被诬陷为“走资派”,身处逆境,但是他毅然向我伸出仗义的热情的援助之手,给了我勇敢地活下去的力量。今天我能安度晚年,     

我和黄胄的恋情

１９４９年我离开家乡,来到兰州西北师范学院。我到了美术系以后,听别人讲美术系的师资在学校里算强的。吕斯百先生是从法国回来的,很有成就,他是徐悲鸿先生的学生,解放后曾在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毕业时他要求到边疆,分配到我们学校。他对我们说：“我曾经向在北京的徐悲鸿先生要美术教员,可徐先生说：‘为什么向我要教员呢？在你们西北就有一个画得很好的青年画家,叫做黄画胄。’”他听了徐先生的话,就开始在西北寻找“黄画胄”,可是找了许久也没有找到,于是又问徐悲鸿先生,徐先生说好像是在军队。吕斯百先生又去军队中寻找,终于找到了,原来不叫什么“黄画胄”,而是叫梁黄胄。到了１９５０年,我们开学大约有一个月的样子,吕先生领着一个中等个子、脸膛黑红的青年来到了我们教室。这个人的腿有些瘸。我们正在奇怪的时候,吕先生说道：“大家注意了,这位就是梁黄胄先生,他将给你们教创作课。由于他在军区时去青海剿匪,右腿受了伤,又得了严重关节炎,所以上课时你们一定要搬一把椅子给他坐。”元旦前,我们的作业都完成了,准备举办一次观摩展览,同时开一个联欢会。这在我们系是一件大事。我们邀请了黄胄老师,与我们一起过新年。会上同学们表演了各自拿手的节目,还请几位老师表演。...     

1979年进京记

１９５５年胡风事件以后 ,我们夫妇都被扫地出门 ,先后被关押起来。我被关了１１年 ,文化大革命前夕 ,被上海中级人民法院以“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罪名 ,判处有期徒刑１２年 ,被押回原单位复旦大学下放到印刷厂“监督劳改”。任敏后来下放到青海 ,５８年以后在青海的监狱里关了３年 ,三年困难时期又被遣送回到我的家乡当一个普通农民养活自己 ,在贫困和歧视中苦度春秋 ,一呆就是１８年。我刚到印刷厂时 ,每月给３０块钱生活费。１９７５年邓小平复出 ,老干部又被重新任用 ,印刷厂的支部书记也是原来的老干部 ,他对我讲 :“你回校后我们…     

一本《儿科诊断学》的诞生

我们医院的儿科李医生,他比我大十多岁,我参 微一笑,我们就那样擦肩而过。我想他怎么会“揪”加工作时,他已是主治医生( 当时还是沿用美国体 出来呢?他虽不是党员,也没有什么“身份”呀,一个制,医生只有住院医生和主治医生两级,主任是行政 普通主治医生,算不了“当权派”,说是“反动学术职务)。我们不在一个科,但也经常有点接触。因为 权威”,也有点勉强吧?但也不好问他。“牛鬼”们说他也属于“名利思想”严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 …     

火葬——玉树的另一种拯救

“如果我和兄弟们喝酒,突然想起少了一个人,他要是有墓碑的话,我会想,他就在那里,我应该去和他说说话,那么这就会成为我一生的阴影。我们藏族没有墓碑,天葬或者火葬完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也许这样最好”     

幸福是条完整的鱼

我出生在长江边,生产队有三条渔船,父亲是一名船员。在我的记忆里,家中几乎天天有鱼吃。母系总是鼓励我吃鱼头,她说:“从小吃鱼头,长大有人求。”而且无论大鱼小鱼,母亲从不帮我剔刺。有时被鱼刺卡住,母亲把鱼碗顺着旋转三圈,一边旋一边说:“鱼刺下,鱼刺下。”如果还不行,又把鱼碗逆旋三圈,说:“鱼刺上,鱼刺上。”再不行,就夹一个大饭团让我吞咽下去。等我的儿子开始吃鱼时,妻总是为他剔去所有的刺,小心翼翼地喂他,看着他吃下,而且只让他吃鱼肚子那一块。我说:“让他自个儿吃吧,锻炼锻炼他。”妻说:“卡了怎么办?”我说:“卡了就卡了,让他从小吃点苦不是好事吗?”后来儿子第一次单独吃鱼便被卡住了,痛得直哭。妻直埋怨,说什么也不让儿     

攀登与穿雾(连载)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我祖籍湖南长沙,但是直到1961年由干工作需要,才第一次到湖南。长辈们讲,我们原籍江西,后到湖南衡阳、长沙经商,是一个从商业发家的封建大族,后来又随着封建王朝的崩溃而衰落。至于怎样从商业发家,又投身行武,变成了封建大族,他们没有讲。曾祖父刘培元是曾国藩湘军中的一个将领,在一本清史演义中,见过他的名字,好像是个团练。父亲说,因为没有给写书的人送钱,就把他的官写小了;这有可能,因为他死后还被清王朝说为“壮懿公”。曾祖父有六个儿子;有几个女儿,没有听说过,那是“女人不算人”的时代。他…     

继母(阿昌族)

从前有个男人,他成亲后,妻子生了个男孩,取名叫张理,一家人日子过得挺美满。不料,结婚三年时,妻子得了一场大病,尽管男人精心照料,妻子的病仍然一天比一天重。妻子知道自己的病治不好了,便对男人说:“我的病好不了罗,希望你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情分上,好好抚养张理。”没过多久,妻子就病死了。一个男人家,带着个一岁多的婴儿,又要做活,又要料理家务,日子非常难过。众人都劝他再娶个老婆,但他说:“不是我不想再找个人,就怕后娘对孩子不好,一想到张理和他娘,我就不想要呀!”很长时间,     

树的眼睛

中考在即,每当夜深人静,我倦怠时,便会望望窗外的树。那树上一个个小洞,就像一双双眼睛,是我的朋友在天堂看着我呀!这时我就会充满了干劲儿,继续学习。那是一年春天,我去医院看奶奶。在病房里,就感到有个小家伙盯着我。我猛一回头,就撞上一个男孩清澈的双眼,很大,很亮。他穿着大人的病号服,瘦小的身躯掩藏在衣服里。“什么事?”我问。“你有红领巾吗,大姐姐?”小男孩问。“当然有。”我甚是自豪。”我可以借你的戴吗?同学们都有了。”小男孩又问。我抽出红领巾,递给了他。他很高兴地走了。此后,只要我一去医院,那个小男孩总会和我玩,     

“刁民”李华成失败的“招安”

明知让他做信访调解是一场游戏,他也想玩下去,“还要玩好”。但最终,他失败了。“我始终都是一个访民”7月14日上午,李华成约我在成都光华大道上的国际非遗博览园见面。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开着一辆破旧电瓶车,载着我绕向园后的农家乐。那里是他常往的清静之所。他很清楚,最近在媒体上曝光。是因为自己作为一个上访钉子户。去年被青羊区信访局“招安收编”、后又重归上访队伍的经历被挖掘。     

走近刘震云

早春二月的豫北平原 ,透过融解的雪的浓重水气 ,已经闻得出温暖的土地的气息。2月 7日晚上 ,滑县文联的程德社副主席告知 ,当代著名作家刘震云夫妇来到了滑县 ,明天要到县文联 ,让我一道座谈 ,我心情异常激动。2月 8日 ,正是农历正月十六 ,上午我早早地赶到了文联。 9时刚过 ,刘震云踏进了滑县文联。衣着简朴的刘震云和大家一一握手 ,坐下后 ,震云说 :“到这儿 ,就是到了故乡 ,到了老家 ,别客气 ,咱们随便聊。”爽朗的笑声 ,亲切的话语 ,一下子把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 ,陌生的感觉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最初知道刘震云 ,是看了他的作品。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