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交互视角下附郭县的历史审视——以《邗江县志(1988～2000)》为样本的附郭县政区志分析

附郭县是中国历史上县级建制的一种特殊形态,专指没有独立县城而将治所附设在府城、州城的一种行政区形态.在当代,附郭县的特征主要体现为与中心城市的市县同城而治.由于没有独立的县城,附郭县往往不承担普通县城的相关功能,它与所附治的中心城市的关系表现为比较明确的城乡分工,同时又与中心城市在若干方面呈现为"你中又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交融的状态.     

明代同城实土卫所的区划

明代的边疆实土卫所是近似州县的行政区划单位。寄治同城的实土卫所,是像内地大府的双附郭县那样分区划界,还是因陋就简并为一区,尚无明论。本文以实土卫所的屯田分布状况为主要指标,以驿递分布、防区形态、城区分野为辅助指标,分析了辽东、宣府、大同、宁夏、甘州、建昌等地同城卫所的区划状况。本文结论是:明代同城实土卫所中,只有宁夏、甘州的屯田,辽阳、宣府的防区,以及各卫在城内的分野,略具分区色彩。它们没有形成以城中衙署为支点向城外展开的扇形分区,也没有形成各类分区大体一致的连片地带。各卫既没有像双附郭县或其他实土卫所那样明确划分政区,又非彻底混杂,而是介于两种极端状况之间,平等分享或主客共享同一个总辖区。     

唐番禺县治所考

本文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记载的细致考证,认为原为南海郡附郭县的番禺县在隋文帝开皇十年(590年)曾被省并,武则天长安三年(703年)又在广州重置番禺县,但唐代新的番禺县治已南迁至今广州海珠区珠江南岸一带,故而已不是广州的附郭县,并指出唐代广州地区行政建置的相关调整,大致是为了适应广州城以南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尤其是江南洲的经济开发与行政管理的需要。     

福建汀州城市历史地理的初步研究

汀州初置于唐中期,设治初期治所曾屡有变动,至大历十四年(779年)以后稳定在今长汀县城关镇。唐代汀州城已建有子城、罗城双重城郭,而长汀县治则居于汀州城外;至宋代,城外街区又得到长足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明中期,先于汀州府城郭南垣外另筑新城,作为长汀县城,复拆除二城间城垣,将府、县城合而为一。在汀州城市发展及形态演变历程中,军事政治控制与商业发展需求交替发挥着主导作用。     

清代县级政区分等制度再探

清代县级政区分等制度自雍正年间提出,至乾隆十二年后大体厘定。但乾隆十二年至四十三年间,仍然发生了高达124次的缺分等第调整,其中又以中、简缺升为最要、要缺为主,迫使清廷于乾隆四十三年出台了繁简互换的规定并得到较为严格的执行,但仍有一些例外。自此直至道光朝仍有相当数量的缺分调整,咸丰、同治两朝改缺甚少,到了光绪末、宣统之际再度升温。各省内缺分分布存在反“中心—边缘”,“中心—边缘”双中心,沿河、沿海、交通线的线状分布,贴近经济中心等诸多模式。以1911年为例,附郭县的缺分等第整体上在府内占据优势地位,但仍有48个府存在附郭县缺分等第低于府内其他厅州县的情况。州县缺分与优瘠缺的关系亦非一一对应,湖南的案例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清末民初广州行政制度变迁与独立行政主体的形成

近代治所城市在管治形态上的转型,不仅在横向层面体现为从"城乡合治"到"城乡分治"的演变,还在纵向层面体现为城市本身脱离既有行政序列,进而成为具有独立行政区域的行政主体的过程。广州作为近代首个具有独立行政建制意义的城市,其成为"广州市"的过程包含从晚清开始的超越南海、番禺两县合治,直属省级政府,又从省级各机构中独立出来等一系列的变动,其中涉及新旧制度的勾连、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资源的博弈、权限的分割等多个方面。同时,也伴随着近代社会经济变动中一个整合度较高的城市社会的形成与新型管治方式的确立。从较长时段看,这是制度与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     

城史纪元应“系”何城

<正>地方志在记述本级城市的起源时,确定何时何地为本市的城史纪元,也是绕不开的论题之一。一般地说,县城设治,要以朝廷(中央政府)批准的日期为依据,比较容易把握。而有些城市为彰显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发展旅游事业,将城史纪元一再提前,这当然是好事。但是确定一城的城史纪元的标准应有章可循,不能随心所欲。否则,同一城市,有可能在二轮志书中与早期志书中出现记载城史纪元的时间不一致的事例。中原城市与边疆城市在发展史上有很大差异,黑龙江地区的城市,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说,当然历史悠久。但是,由     

辽阳城的选址与变迁

辽阳,历史上向为关东重镇。在清朝(后金)定都沈阳之前,一直是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而这一区域中心城市地位的确定不仅与汉魏、辽金等朝代历史形势相关联,而且与辽阳所在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清代(后金)定都沈阳之后,辽阳的区域中心城市地位被沈阳所取替而日渐衰微。本文从城市历史地理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     

集权政治与专家治市:近代中国市政独立的艰难旅程——1930年代汉口个案剖析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旨在推动城市现代化的市政改革运动在汉口兴起.作为市政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专家治市在推动近代中国城市政治民主化、法制化和城市管理科学化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专家治市的成功与否,既受制于民国整体的政治环境和城市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亦与专家治市中的主体--近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变和文化转型有很大关系.由于市政体制受制于国民党"一党专制"的集权体制,加之近代中国没有建立起西方式的公务员体制,而且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还处于起步阶段,以及近代知识分子对权力的人格依附,近代中国没有也不可能建立真正的"专家治市"的"良好市政",市政独立也不可能真正实现.     

关于加强九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我国城市建设理念发生了新的变化。城市的经营们,在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不但努力加大城市建设,还关注到历史化遗产的保护,这在城市建设的认识上不能不说是一种可喜的进步。有人说：“城市是一种化形态”。但我们认为,城市自诞生之日起就不但有经济功能,更有它的化功能,城市又是化的产物,体现了建造们在化上的追求,又反过来给居民及外来以化的熏陶。     

齐齐哈尔建城时间标定之我见

<正>齐齐哈尔一词作为地名,最早见于清代历史档案。而最有代表性的则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的《锡伯族档案史料》上册中的第35号档案。如果就城而言,在中国的汉代即有建县必定要筑城的规定,所以县与城的意义相通,县就是城,城就是县。在这里,县城的城已成为一个惯用之词,用来指县治所在,县城的城已经变成了城市之城,而不是城墙之城。也就是说,县是一个行政区域,而县治则是一座城。县与城既有这样的关系,所以建县宜作为建城的标志,而建城的时间则应以国家批准的时间为标定。推而广之,州、府、省也莫不如此。     

传统城市空间的近代转型:以上海县城为例(1905-1914)

学界对于传统中国城市空间近代转型相对缺乏关注。通过对上海县城的研究发现,在人口压力增加、城市用地紧张、环境恶化及租界示范效应的多重作用下,明清治所城市空间结构不再适用于20世纪初的上海县城,城市空间亟待改造。上海县城市政机构的设立为解决这一需求提供了制度保障与财力支持,故县城得以开展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建设,包括道路、排水、桥梁、码头、义冢迁移、公地改造、市容清理等,以不同以往的空间结构重塑了上海县城。这种因人地关系紧张带来的适应性改善不限于上海一地,而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宋元与明清时期嘉兴城中的“坊”

本文运用城市历史形态学方法,结合城市历史平面空间复原图及历代相关史料记载,以明、清时期嘉兴城中的坊区为研究起点,详细考证复原出明、清两代的城内街巷及坊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观察宋、元及明代前期的"坊"的实际形态,认为以《至元嘉禾志》为代表的宋元坊的史料系统中的"坊"实即巷弄和牌坊的混称;"以坊统巷"即坊街干道内含支巷。"以乡统坊"现象在嘉兴为常态,且城内明、清时期的坊区应与宋代的"界"有所联系,宋代嘉兴的城市管理应呈现由附郭嘉兴县管辖的乡、界、坊(巷)三级结构。     

城镇发展朝夕变 多彩天柱更妖娆

正"几年前联山村这一片区还是一片荒芜的农村,现在这里的城市建设,每一天都在奋进和创造奇迹。"一位在外地工作多年的天柱人清明节回乡省亲深有感触地说。如今的天柱,40米宽城市主干道——金凤大道将县城和邦洞镇连为一体,县城路网"四纵四横"、环城南路朗江路形成新环城路,县城高层建筑拨地而起、商贸物流发展迅猛。"十二五"时期,是天柱县城市建设投入最大、城乡面貌变化、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五年,是天柱县中心城市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城市化水平加速提升的五年,也是天柱县     

贵阳城 贵阳事

贵阳在历史中产生,也在历史中变化,但城市的形态并没有凝固。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时光在这里留下的痕迹,是串联着历史的记忆。     

“三淮”城市的由来和发展（一）

淮阴市位于苏北腹地。为了获得更大的城市聚核效应和辐射功能，发挥中心城市作用，淮阴市委、市政府最近提出了“三淮一体”的城市发展战略，将淮阴市区、淮安市、淮阴县城区有计划、有步骤地连接起来，培植成核心式的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从而推进广大苏北腹地的现代化建设事业。这是一个适时反映地域发展特点和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正确的战略决策，是历史上“三淮”城市业已呈现的一体化发展态势的断档后的延续、高层次的发展和质变式的飞跃。     

辛亥革命时期的江苏教育总会

江苏教育总会是辛亥革命时期推动上海和江苏地区光复的主要社团之一,在辛亥革命前的晚清政局中,是立宪运动的领导力量,在辛亥革命中赞成共和,附从革命,参与上海光复和江苏独立的革命活动,同时其附从革命又表现了一种从权应变色彩。     

清代陕西县治城市的水灾及其发生机理

通过分析、探讨清代陕西县治城市水灾发生的特征、机理及其与地区性水灾的关系,我们发现,城市水灾与地区性水灾关联度不高,江河暴涨暴落是城市水灾的主要致灾因子。水灾高发城市大多与城市所处的微地形地貌环境有关,62%的城市水灾发生在仅占总数17%的县城,突发性、局部性是清代陕西县治城市水灾的显著特征。人类因素在城市水灾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广泛性、隐蔽性和严重性,区域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以及应对水灾的方略与措施,决定了城市水灾发生的频次与程度。充分认识和把握人类因素在城市水灾中的作用与影响,是我们从根本上认识城市水灾发生机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贵阳的城在众山温暖的怀抱里

<正>贵阳位于贵州中心,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南北狭长,东西较短,四周皆山,是一座在山间盆地中发展起来的城市,贵阳著名的山有黔灵山、扶风山、东山、相宝山等。贵阳四周群山环抱,旧有"五虎三狮一凤凰"之说。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载:"五虎山在治城周遭,山形如虎者五,故名。""狮子山有三:一在治城东里许,昂首扬吻,形态宛然;一在治城西里许;一在治城南三里,形似尤切。""凤凰山在治城南五里,山形如凤舒翼。"现贵阳市计划将城区108座山头建成开放式市民公园。     

城市空间变迁研究

通过对历史地图、卫星地图等研究材料的梳理与分析 , 结合历史总体发展进程,进行布鲁日城市二维空间形态变迁的研究与探讨。文章首先梳理了布鲁日的城市历史起源与演变,研究了影响城市早期变化的背景环境,随后结合城市各阶段历史地图的比对,对布鲁日的整体历史发展进行定性分析,最后采用历史地图与卫星地图转译的手法,提取出城市街区、水系、路网、绿地等空间要素,对布鲁日自近代以来的城市演变进行形态化比对分析,得出布鲁日在城市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对历史的延续与城市演变的价值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