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一山《清史大纲》两度更名原因蠡测

萧一山,名桂森,号非宇,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享誉学界的清史专家。1920年至192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期间,以一人之力著成《清代通史》上卷,由此奠定了他在清史学界的地位,被誉为“清史研究第一人”。此后,除继续撰写《清代通史》中、下卷外,萧一山新著迭出,《民族之路》、《曾     

萧一山与李宗仁的交往

李宗仁于1949年去美国。北平解放前夕携眷去台的史学家萧一山1960年应美国国务院之邀访美。时外传李宗仁有回中国内地定居之意,美、台方面便对李氏加强监视,一时间李氏寓所亲友却步,门可罗雀。而萧一山却不顾环境险恶与外界阻挠,毅然到李寓拜访。李宗仁认为在世态炎凉的时势下,萧的来访是极义气可贵的。后李终于冲破艰险返回大陆,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及此段经历,十分感慨地写道:“我和一山是终身的朋友。”现将萧一山与李宗仁的交往简叙如下:     

一部探寻清代中衰缘由的新作──评李景屏等著《乾隆与和珅》

李景屏、康国昌所著《乾隆与和珅》一书,以１８世纪后半叶国际、国内政治风云与经济变革为背景,展示出清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画卷。有关清代中衰的原因,学者们已经多有论述。如著名清史专家萧一山曾将其归纳为“和珅之专权”、“官吏之贪黩”、“军事之废弛”、“财政之虚耗”、“弘历之逸侈”等。这些当然都是清中叶由盛而衰的重要原因,不过,萧一山并未进一步指出清王朝的衰落,并不仅仅是一个王朝的没落,而是整个中国封建专制体制的没落。《乾隆与和》一书,则从清王朝的政治体制、政策及社会风气等各方面,揭示出清王朝的衰落,是敲…     

萧一山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展望

<正>萧一山(1902—1978),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清史专家。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年仅22岁,就著成《清代通史》上卷,约56万字,192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梁启超、李大钊、朱希祖等纷纷作序给予高度赞誉。1925年,他出版了《清代通史》中卷。至抗战时期,他撰著了《清史大纲》,突出地表达了其"民族革命史观"。萧一山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曾前往海外搜集太平天     

晚清革命史和民族主义叙事体系再思考

<正>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至1912年清朝覆灭的七十余年晚清历史,既是断代史清史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史学科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组成部分。由于学科的特殊性,在过去的百余年里,学界的晚清史研究形成诸多历史叙事体系、研究范式或学派。在清史学科,既有以《清史稿》为代表的逊清派或者说清朝遗老派,也有以萧一山《清代通史》为代表的民族革命派;既有以孟森《清史讲义》为代表的学术派,也有以美国学界为代表的“新清史”学派。而在中国近代史学科,     

孟子的历史观

孟子是战国时期有相当影响的思想家。《孟子》是一部孟子的言论集。它虽然不是一部历史著作,却“往往捃摭《春秋》之文”据以论证他的思想,从而反映出孟子的历史观点。“先王”史观是孟子历史观点的历史根据。孟子对先王特别是尧舜备极赞颂。他认为历史上的治乱兴衰,是由于君主能否施行“先王之道”,从历史上的表面现象看,又有治乱交替的情况;这样,他在历史发展变化问题上,提出了历史往复循环的观点。他从“先王之道”导引出来的理想的“仁政”思想中,在决定历史发展的力量问题上,夸大了“先王”和“贤明”君主的作用,但也有强调人民力量的一面;他把用人事解释不了的问题,都归之于“天命”,因此又有“天人相应”观。本文拟从“先王”史观,历史循环论,“天人相应”观三个方面,试对孟子的历史观作初步探索。     

关于历史课堂生活重建问题的思考

历史是有生命的。著名史学家李大钊先生在他发表的《研究历史的任务》一文中,即明确提出：浩如烟海的“史书”,并非历史,而仅是研究历史的材料。“历史是有生命的、活动的、进步的;不是死的、固定的。”我们研究历史的任务是：整理事实,寻找它的正确的证据;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     

浅论吕思勉的史学功能观

一般认为,史学具有认识、殷鉴、经世、教化等功能,吕思勉基本认同这些功能,而且有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历史的认识功能毋庸置疑;他对旧史记载的客观性甚至历史学科本身的精确性,却有着谨慎的乐观,他不一味“疑古”,也不一味“崇古”。吕思勉对史学经世有自己的独特看法,他坚持学以致用,力戒为学术而学术,但他对史学功能的具体化、庸俗化是有微词的,曾说“学问只分求真”,“宜置致用于度外”。     

汤因比的史学理论及其影响(下)

这就是汤因比所“发现”的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他认为任何一种“文明”的发展都逃不出这一套“规律”,亦即都要经过上述的四个阶段。 汤因比用他的“四阶段论”作为公式,牵强附会地到处乱套。例如,他硬用这个公式来解释中国历史,说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是经过混乱时期建立起大一统的帝国;魏、晋是“间歇时期”;大乘佛教的传播是建立起大一统的教会;而旧时所说的“五胡乱华”便是“蛮族”大迁徙。这乍听起来似乎也有点道理,但隋、唐和隋、唐以下的历史又如何用“四阶段论”来解释呢?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的历史文化是一直连续向前发展的,从来没有中     

韩非的历史观

韩非 ,韩国人 ,生年约在公元前二八零年 ,死于公元前二三三年。他是战国末年法家集大成者 ,是一个有深远影响的政治家。《韩非子》是一部政治论文集 ;他观往古有国之君得失之变 ,“据摭春秋之文”(《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据以论证法治思想。它虽不是一部历史著作 ,却反映了韩非的历史观点。从韩非的整个思想体系来考察 ,他反对“贤人政治” ,但并不否定“贤人” ,只是他说的“贤人”是与旧贵族“势不两存”的“法术之士”。有时他还把儒家墨家所称道的“先王” ,说成是实行法治的历史人物。韩非没有提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要求 ,也根…     

试论邓小平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世纪伟人、时代巨人──邓小平逝世后,国际社会进行了高度评价,称颂他“不仅使十二亿中国人民得到好处,而且使全世界都受益不浅”;赞誉这位“具有世界影响的政治家”,“谱写了世界历史新篇章”。全面评估邓小平对国际社会和人类历史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是一个“杰出的领导人”,“全面的政治家”;“罕见的才干”;不仅在于他改变了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的面貌,为世界的持久和平与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更重要的也是最主要之点就在于,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对此,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作了…     

林甘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初探

林甘泉提出了事实判断、认识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历史认识“三个层次”说。他本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亦可依此“三个层次”说进行探析。他强调“事实判断”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只有功力之分而没有阶级性”;“认识判断”体现出不同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分歧,明确表示“我仍然信仰唯物史观”;同是唯物史观的学者在“价值判断”上也会有意见分歧,“总是有一种意见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求真务实则成为林甘泉学术思想的鲜明特色,“三个层次”说是建构中国特色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有益尝试。     

从史学角度观察中共二十大

<正>李大钊说：“纵观人间的过去者便是历史，横观人间的现在者便是社会。”⁽(1)) 也就是说，要洞察现实的社会，就不能不研究过去的历史。胡适则将这一研究思路，形象地比作“祖孙的方法”。此种方法从来不把事物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而把它视为“历史”的一个“中段”,“上头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孙。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2)) 这个方法也为我们观察中共二十大，并通过它认识和理解中国共产党提供一个思路。     

萧一山“经世学”的理论与实践

深厚的学术功底,尤其是强烈的现实精神,是萧一山违背"为学问而学问"的学界潮流,高扬"经世"旗帜的主要原因。在理论上,他赋予传统现代意义,使"经世学"变成一种可以涵盖政治、经济、历史、哲学等各种分支学科,并处于指导地位的学问。在实践上,他所涉及的各个领域——从文献考释、清史著述,到传统文化研究——经世精神都有清晰地体现。可以说,萧氏学术是一个在"经世"精神推动下,从故纸堆逐步走向现实的完整体系,以"经世之学"称之是恰如其分的。     

雍正之弟改名阿其那、塞思黑问题试析

雍正继位后,原在康熙末年争夺储位的皇八子允、皇九子允等人与其作对,遭雍正残酷打击,这二人还被削除皇族宗籍,勒令更名,允改名为“阿其那”,允改名“塞思黑”。这两个名字的汉义,以前的一些清史专著如日本人稻叶君山的《清朝通史》、萧一山《清代通史》,都认为是“狗”、“猪”,此说影响颇大,现在有的清史著作仍采取这种说法。也有人不同意猪、狗之说,认为阿其那为满文acina（罗马拼音,下同）,是“驮”的命令式,再加引申,则如同是骂允稷为牲畜,命令他去驮。塞恩黑,可认为是“塞恩赫里”,满文sesheri,释之为“迁俗可厌这…     

寻觅瞿秋白 何处渡人生

他本来可以成为著名的作家、翻译家、金石家、书画家．但他选择了去做“光产阶级革命者”;他从容就义,身后却引发无穷争议、他屡次得到“永垂不朽”的高度评价,又几次被定性为“叛徒”。阅读饕秋白的一生,即是阅读一部荡气回肠又“误会丛生”的历史。     

吴雁南与新中国历史教材的编写

新中国历史教材的编写,凝聚着吴雁南先生的一份辛劳。他参与编写的中学历史教材,对上个世纪50年代的绝大部分中学生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主编的大学历史教材,熏陶着“文化大革命”后相当数量的历史学专业的学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世安、孟广林在唁函中提到“由他主编的多部专著,被收藏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成为各国学生学习中国近代史必读之书”,高度评价了吴雁南先生编写的历史教材的重要地位。     

论雅斯贝尔斯的历史哲学

卡尔·雅斯贝尔斯(1883—1969)作为存在哲学家闻名遐尔,但他作为历史哲学家却知之寥寥。许多学者虽然都知道他的“历史性”、“历史意识”、“轴心时代”等概念,并不十分清楚他在《时代的精神状况》、《哲学》、《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等著作中阐发的历史哲学的完整的思想内容。他的历史哲学在历史学专家中受到冷遇,往往被认为是内容贫乏和公式化。     

荀子的历史观

荀子,名况,字卿,一称孙卿,赵国人,是战国末年的儒家大师。他不是历史家,《荀子》一书也不是历史著作,但它引用了大量历史文献来论证他的思想,却反映出了他的历史观点。荀子在什么是决定历史运动的力量问题上,有“天人之分”和“明分使群”观。荀子所说的“天”,不是有意志的人格神,     

“《诗》亡然后《春秋》作”论(续)

孔子所以是中国历史之父,这是因为他完成了由诗性的历史到科学的历史的过渡。不用说,这个过渡不是由孔子一手完成的。一方面有周人的全民族心态的发展作准备;另一方面还有过渡时期的“前历史家”(即春秋以及春秋以前的古代“史官”)作准备,正如希腊民族由诗向史的转变中有过渡人物“散文家”(说书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