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至三国吴的“訾税”变迁

简牍文献中"訾"与"赀"是不通用的。"訾"表资财,"赀"表赀罚。訾税,即按照资财的价值或数量多寡征纳的一种税。岳麓书院藏秦简反映秦的赋税制度中已有针对普通吏民的訾税,后经两汉至三国吴始终未废。不过其征纳程序有一个逐步简化的过程。秦时通过自占家訾,以资财数额多少按比例为征。至汉以"算"为征收单位,王莽时期有短暂的"訾三十而取一"。西汉抽"算"的方式灵活,数额和次数不固定,东汉中后期才逐渐固定为万钱一算,每算120钱。东牌楼东汉简和走马楼三国吴简户籍简中的"訾",是"訾算"的简称,为征收訾税而设。目前公布的材料显示分10个额度征收。汉武帝时的"以訾征赋"、吴简中的"户品出钱"均为据资产而征的税目,但不是訾税,它同秦汉史料中的"户刍"、"户赋"一样,性质上属户税。     

祸国殃民的告缗令(上)

正汉武帝一生做过不少坏事,其中之一就是他以最高统治者名义颁布的"算缗令"与"告缗令"。汉代1000文钱为一缗,200(一说120)文钱为一算。所谓"算缗令",主要目的旨在向商人、中产阶级征收财产税,政府规定二缗抽一算的税。为解决国家财政危机,为国家积累财富以奠定强大的物质力量从而保证与     

关于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

平中苓次氏在其著作《中国古代田制与税法》第八章〈居延汉简和汉代的财产税〉中,分析了居延出土的礼忠简和徐忠简这一财产记录,结论是:整个汉王朝是经常征收财产税的。1969年,永田英正氏认为,这两个简并非如平中氏所说的那样与资产有关,而是作为边境士兵身份调查书中一个部份的财产记录。山田胜芳氏则在《汉代的算和役》一文中指出:“平中氏以资产一万钱为一算,从而证明曾经有过每一算每年征收一百二十钱的货算,而他所引用的史料,其中大部份都有问题。我的推断     

秦简“归田农”考

<正>睡虎地秦简《司空律》记载:"居赀赎责(债)者归田农,种时、治苗时各二旬。""种时、治苗时各二旬"就是给居赀赎债的人在播种时和除草时各放假二十天,归家务农。这不是随意的规定,而是国家根据长时期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关于这两个二十天的假期是在哪个时间段内,学术界尚未有人关注。笔者试着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请专家批评指正。     

“算赋”生成与汉代徭役货币化

"算赋"在制度生成的层面,是"民不徭"之"赀"的结果,是授田制下编户民"事"义务的货币化,由"算事而赋"演变为"算人而赋",发展为人口税。秦昭王的"十妻不筭"是免除其徭役而非"算赋"。高帝四年(前203)"初为算赋"是登记户籍、确定赋役。凤凰山"算簿"是因"事"定算、按"算"收钱的账簿,是徭役货币化的历史实践。7—14岁每年人"出口钱"23钱,15—56岁每年人"出赋钱"120钱的制度源于《周礼》国人野人的阶级差别、形成于元帝,是受田民由国家课役农演变为个体小农的历史体现,是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层累叠加的历史反映。     

秦汉度量衡制度的考古学研究

秦汉时期是中国度量衡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自商鞅变法实施"平斗桶、权衡、丈尺"的政策以来,秦汉帝国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度量衡的统一。本文依据出土和传世的度量衡实物对秦汉时期的度量衡制度作了探讨,并概述其特点,如"以度审容"、进位关系、测量基准等等,由此可以看出秦汉时期奠定了中国古代度量衡制度发展的基础。     

“西南”区域地理概念及范围的历史演变

"西南"区域地理概念及范围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演变历程。先秦时期的"西南"主要包括巴和蜀。汉晋时期,"西南"区域概念正式确立,包括巴蜀和西南夷地区。唐宋时期,狭义的西南是指唐、宋王朝疆域内的西南地区,即唐代的剑南道、山南西道、黔中道,宋代的川峡四路;广义的西南还包括疆域外的南诏(大理)以及其它一些民族和王国。明清时期疆域内的"西南"出现了三种主要观点,较之前代范围有所扩大。近现代的"西南"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只包括国家疆域内的西南各地。"西南"概念及范围受地理方位、地理环境、行政区划等因素的影响,具有动态性、模糊性、相对稳定性等特征,还有民族、边疆、政区、经济等多重含义。     

秦简所见“赀罚”再议

秦代刑罚种类中的处罚手段“赀罚”一项适用广泛,睡虎地秦简常见“赀+数字+甲/盾（单位）”的表述,表明秦统一以前常以此计量作为判处的依据,但数字的累加不等于等级的递进,缴纳形式以甲/盾实物原料为主。岳麓书院藏秦简中记载了部分秦统一后的法律条文及其他内容,据该简记载,“数字+甲/盾”可与钱/金进行比价换算,这与经济性流通手段变革密切关联。后里耶秦简中的计量也变革为“赀+数字+钱（单位）”,缴纳形式以钱币为主。但缴纳形式的实际结算并不整齐划一,赀徭/戍是小农无法缴纳“法定赀罚”的最终去路。秦至汉,赀罚则演变为罚金。     

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及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启示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动荡、大变革时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以边缘地带理论为依据,以全球民主战略为既定目标,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颠覆和渗透。在此背景下,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等独联体国家由于内部改革政策失误,相继发生"颜色革命"。在新时代,如何看待21世纪初期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发生的表现、原因以及他们的应对之政策,这对于今天中国抵制西方政治渗透、防止中国改革出现大失误,不断完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具有重大启发性意义。     

曼德拉时期南非“黑人经济振兴”评析

"黑人经济振兴"是南非曼德拉时期扶持黑人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之一,主要内容包括:实行优先采购、制定商业许可证与配额、推行国有企业重组与私有化和建立公私合作关系。从平衡族群经济发展视角出发,"黑人经济振兴"有助于扶持"历史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南非人",取得了部分积极成果。然而,"黑人经济振兴"本身的缺陷所造成的内在的机制性问题以及执行过程中的自相矛盾,导致小部分黑人权贵精英快速致富,政府政策的着眼点与企业界的出发点存在错位,国有企业重组与私有化面临重重困境。     

走马楼三国吴简所见“叛走”简賸义

走马楼吴简中叛走者主要包括限佃客、吏及其家属,以及普通民户.政府对叛走者的赀产要予以籍没充公,而被捕获者,要充当依附于国家的屯田民,称为叛士或叛吏.叛士限米的缴纳分为两途.叛士简表明孙吴政权在征战背景下对人口控制的强化.     

国民党“党化教育”中的三民主义:以民国时期中小学党义教科书为中心的考察

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逐步确立党化教育体制。本文旨在以民国中小学教科书为例,探讨在该体制运行中,三民主义课程的具体内容及意义。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党化教育的起源",主要论述广东革命政府时期形成的、初步的党化教育制度。第二部分"党化教育体制的确立",主要论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利用其执政优势,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教育政策,最终确立了党化教育体制。第三部分"党义课程的内容",主要以中小学教科书为例,论述三民主义课程的内容,及其在党化教育推行过程中的重要性。第四部分主要探讨三民主义的通俗化与党化教育的失败,并将对本文内容加以总结,得出结论。     

试析秘鲁民众主义发展的“悖论”

秘鲁军队对阿普拉主义运动长期奉行敌视和打击的政策,但是1968年秘鲁军政府上台后,却继承和发扬了阿普拉主义的精髓,这是秘鲁民众主义运动发展的一个"悖论"。这一"悖论"现象产生的原因,从浅层看是"特鲁希略事件"的积怨、寡头集团的阻挠,以及阿普拉党与军队性质的相互转变导致的。从深层看则是秘鲁现代化发展的迟缓、资产阶级力量的不成熟以及阿普拉党政策失误造成的。这一"悖论"现象表明,拉美民众主义运动是现代化转型时期的产物,该时期的一些旧的社会经济发展瓶颈需要借助民众主义运动来打破。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迟滞性决定了这个国家民众主义运动的迟发性、长期性和曲折性。     

西汉“复作”的生成机制及身份归属探讨

"复作"是西汉时期的一个称谓,围绕着复作的生成机制、身份归属,古今学者众说纷纭。实际上,官私债务是西汉复作人员的重要来源,依据有二:一,对汉武帝泰山封禅后的同一道诏书,《汉书》言"行所巡至"免除"逋赋贷",对应着《史记》所言"行所过毋有复作";二,居延新简有临之燧长薛忘得沦为复作的案例,这很可能是因其导致官物损失所致。从因官私债务而入官府劳作的特点来看,复作应当是秦代"居赀赎债"的替代品。但居赀往往要并称其爵位,说明"居赀"在身份上属于民,同时也表明,这一称谓尚不具备独立标识身份的功能。西汉复作已具有独立标识身份的功能,因此,它应当是介于编户民与刑徒之间的过渡身份。复作适用于刑徒,大概正是对这种过渡身份移用的结果。     

从《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解析秦汉徭役制度的几个概念——事、算与事算

事、算与事算的含义,在出土的计类文书中基本相同。事的本义是役使,从役使的客体论即事于国,服事于某种义务。算作为计征赋税的一个计算单位,可以算人,也可以算物,依算征收的人头税称赋钱、算钱,民间或称"算赋"。事算即服事于"算"的义务,在县、乡统计赋钱的年度计簿中指的是算钱。《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应是为上计准备的各种统计数据的底本或草案,其中的"定事口"指的是符合缴纳口钱和算钱的口数,也表示在事口中实际缴纳口钱的口数;"凡筭"指符合缴纳算钱的口数,包括复算和事算人口;"定事筭"即实际缴纳算钱的口数。走马楼吴简"嘉禾四年小武陵乡吏民人名妻子年纪簿"的户计简是为征收"更口筭钱"而编制的最基础账簿,其中,"凡口〇事〇筭〇事〇"的书写格式在口径上与《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是统一的,但在时态上属于未完成时,"口〇事〇"的"事"指的是应当缴纳口钱(大口钱和小口钱)和算钱的口数,"筭〇事〇"的"事"即"事筭",指的是应当缴纳算钱的口数。     

中国史研究

正本期论文计16篇,由专题研究、读史札记和书评三个部分组成,涉及政治、文化、宗教、社会、军事,以及历史地理等诸多方面内容。京宫和康宫是西周主要的王宫,对其性质学界有不同意见。《西周的"京宫"与"康宫"问题》依据西周金文资料及文献记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秦"徙治栎阳"及年代新辨》分析了秦献公和孝公时代栎阳的属性和演变过程。《商鞅"农战"政策推     

汉初“献费”新探

献费是西汉初年的一项财赋,其征纳范围应包括王国、侯国以及除內史外中央直辖的郡。与之相应,献费的献纳者是诸侯王、彻侯(通侯)以及直辖郡的郡守。献费是一项独立的贡赋,并非是汉代的"口赋钱""算赋",亦非宗庙祭祀的献金或土贡贡献的费用。献费属于皇室财政的范畴,通过地方行政机构征收,上缴中央后划拨少府管理。考虑到汉初的货币及经济的状况,献费每人63钱的赋额并不过高。     

宋朝“省地”范围的拓展及其政策

作为区域地理概念,宋朝的"省地"划分主要适用于川峡、荆湖及广西路边区。朝廷稳定管辖的州县属地为省地,省地外围有大量附属性质的羁縻州县或散居部族地区,以及没有附属关系的生界地区。对于不同的区域及民户层次,宋廷采取了有区别的政策或边事处理方式。北宋中期以后,省地范围进一步拓展,推行省地化的管理方式,以及相应的过渡政策。省地外围的诸多部族地区,由疏松"系属"或其他附属、非附属性质,转变为直接统治管理的形式。南宋时期,在北宋对拓展省地经营的基础上,南部边区的省地化管理程度和实效性进一步增强。     

"实力与外交" ——迪安·艾奇逊与战后美国对欧政策构建

杜鲁门政府时期的美国对欧政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是欧洲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灵魂人物。在他的主导下,现当代美国以欧洲事务为核心的外交模式基本确立,大西洋联盟的巩固和发展由此成为现当代国际关系史的重要内容。对艾奇逊外交理念以及实践过程的探讨,呈现出战后美国逐步制定并推行遏制战略,缔造两极格局的全过程。秉持"实力地位"与"总体外交"这两个核心概念,艾奇逊竭力塑造出新的国际秩序,使之能够助益于提升美国国家实力。战后初期美国对欧政策的成功推行,加速了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获得,艾奇逊及其同侪最终构建起一个反映美国价值观,守护美国经济和安全利益的全球体系。     

也谈“最早的中国”

"中国"一词的涵义主要有五种,各有其存在的基础。探讨何为"最早的中国",应具备位于黄河流域、进入早期国家、文化地位占据优势等三项基本条件。依据较为可信的文献和考古材料判断,地域意义上"最早的中国"主要是西周初期的伊洛地区,都城意义上"最早的中国"是西周王朝的都邑,族群文明意义上"最早的中国"应为春秋早中期之交的华夏诸侯分布区,国家意义上"最早的中国"是西汉帝国以后,而考古学文化意义上"最早的中国"当为陶寺文化之邦国。二里头文明应为"最早的王国",可谓当时的"中国",但不应是"最早的中国"。仰韶文化时期尚未进入文明社会和早期国家阶段,庙底沟时期形成的"文化圈"或"相互作用圈"不应被视作是"最初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