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代的徽商与江南棉布业

明代中期起,徽州棉布商人在江南地区极为活跃,在地域棉布商中势力最为雄厚,并在江南市镇的成长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直接影响着江南的棉布业生产。清前期集中到苏州一城的棉布加工字号几乎全由徽州布商开设。徽商布店字号并不直接开设加工作坊踹坊,而是通过出庄收布、委托加工、长途贩运等形式形成相当完整的商品经营链。     

明清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明代中期以后,江南纺织业等传统支柱产业从业人数空前增加,清中期以后江南工业更为发达,从业人员也更加众多。根据传统工业从业人口增长这一早期工业化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标准,分期估算明中后期到清末民初江南传统工业从业人数,说明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形成于明代中后期的嘉、万年间,此后到清末民初是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的发展时期。     

八股之外:明清江南的教育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在近代以前的社会中 ,教育对于经济发展到底具有何种影响 ?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本文以明清江南的情况为例 ,对此问题进行了讨论。本文对明清江南的精英教育及大众教育的内容 (特别是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的培养 )、教育对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指出与以往的看法相反 ,科举应试教育并非明清教育的全部 ,而明清江南教育的发展和普及对于明清江南经济的成长和江南经济成长模式的形成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雍正中期"江南案"透析

本文就雍正七、八年间发生的"江南案",通过有关原始档案文献的考察分析,揭述还原本案初始面目,同时也对雍正朝的兴狱立案的规律及雍正中期江南的明遗民情结及江湖境况等问题做一探讨.     

Clerical "concubines" in northern Italy during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his essay reconstructs the lives of a neglected group of women in the Christian church during the later Middle Ages. So-called clerical “concubines” were well-known in their communities, but their lived experience has been largely ignored by modern historians. Yet studying clerical concubines sheds light not only on the women themselves, but also o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edieval Christian church. Drawing on information gathered from notarial acts across the northern Italian peninsula, I argue that concubines were not a unitary group. Their experiences varied instead according to their status and the regions they inhabited. For instance, while laywomen who became priests’ concubines moved into their lovers’ homes, nuns retained cells in their religious houses during these relationships. Furthermore, concubines in cities such as Treviso could openly live with their lovers and share their property, while in other places, such as Bergamo, severe legal restrictions on concubines made them a particularly vulnerable group.     

明清西安城内教育设施的发展变迁

本文利用相关史志记载 ,深入研究探讨了明清时期西安城内教育设施的发展变迁 ,主要包括正学、关中两大书院的兴废、内部布局及其环境建设 ;官办府县儒学的移徙和集中过程以及建造设计思想中的风水观念 ;还恢复了前人甚少研究的陕西贡院的基本面貌。指出这一时期西安不仅是西北军事重镇 ,而且也是西北文教重镇的城市特征     

近代江南地区的河南移民--以苏、浙、皖交界地区为中心

太平天国战后,江南地区的许多地方出现人口的“真空”、“半真空”状态．从而引发了战后大规模的移民浪潮。河南移民的迁移活动从战后初期一直持续到初年．大量河南移民的迁入,对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和风俗习尚各个层面都产生重要影响。     

人口的增殖流动与明清华北平原的村落发展

影响村落生长的因素主要是村落人口的自然增殖与流动。融入型人口流动改变了村庄的姓氏结构,它是多姓村落形成的主要原因,而寄居型人口流动不但在一定时段改变了村庄的姓氏构成,对村落的裂变以及村落数量的增加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它是村落裂变分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

本文将嘉道之际的江南大疫置于中国近世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中,对疫情及前前后后的众多相关问题作了具体考察,认为真性霍乱的传入与反复流行,既与西力东渐不无关系,也与江南本身的地域特点,以及乾嘉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海上和内河交通的昌盛、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日趋加重等因素密不可分.瘟疫出现后,江南社会各界特别医学界对霍乱流行及相关问题做出种种不无成效的反应.从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所谓传统社会的变动不居,还有江南地方社会所具有的活力和能动性.我们没有理由蔽于西方文明的突飞猛进和强势而忽视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变化.     

明清时期有关华侨华人的典籍笔记和研究概述

本文是对明清以来中国学者关于华侨华人研究情况的述评。作者认为 ,虽然这些著述主要以描述和记载为主 ,但由于这些著作均对本人的亲身经历或调查记录 ,其史料价值远远高于研究价值。作者对梁启超在华侨华人研究方面的开创性成果给予高度评价 ,并对梁氏 1 90 4年提出的“华侨殖民论”进行了分析     

明清北京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概说

对明清时期北京城市的社会空间结构进行探讨,是从城市地理学与城市社会学的视角所作的历史研究.从其内部分区的人口密度可以看出,明清时期北京城市在空间上具有一些新的特点,且在不断变化,而这些特点和变化又分别体现在该时期北京的商业空间、居住空间和社会生活与人际交往空间等方面,由此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和全面地了解明清北京城市的发展程度.     

清代江南种痘事业探论

人痘接种术大约在清初传入江南的浙西和苏南地区 ,然后逐渐传入浙东地区。施种牛痘的历史始于道光年间 ,到光绪二十年前后 ,江南大多数县份都创设了牛痘局。与接种人痘不同 ,牛痘传入后 ,官府很快介入 ,积极加以推广 ,不过 ,创设的主要动力似乎仍来自地方社会力量。人痘或牛痘的足迹到清末已遍及江南城乡各地 ,不过就整个江南地区来说 ,到清末有三四成以上的婴儿接种痘苗 ,已是一种乐观的估计。种痘对清代江南人口的增长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不宜估计过高     

东印度公司与明清瓷器外销

明清时期中欧海上航线开通后,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在西方广受欢迎,荷兰、英国等国家组建东印度公司从事与东方的贸易。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瓷器大量销往海外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明清政权交替、西方列强对海上霸权的争夺战争等中外时局变化与重大历史事件对中国瓷器的输出以及中外瓷器贸易的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近代江南典当业的社会转型

近代以来,江南典当业受战乱及社会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经营日渐困难。为谋求生存,典当业试图提高利息、缩短当期以牟取商利,但其求利行为日益受到社会的道德批判和政府的制约。在“道德”与“利益”之间,典当业难以平衡,终因社会经济环境变化而转向趋利化,与此同时,典当业的社会形象也日益恶化。     

明清之际的"夜不收"与"捉生"

本文认为"夜不收"是明代辽东边防守军中的哨探或间谍的特有称谓,而"捉生"则是后金(清)崛起后为获取军事情报而采取的一种捕捉哨探的行为."捉生"的有效实施,体现了军事侦察活动在从明到清转折时期的决定性胜利中做出的特殊贡献.     

明清江南乡村民众的生活与地区差异

江南是一个以太湖为中心的水乡泽国 ,传统研究中所认为的该地区作为一个整体 ,在生产和生活习俗等方面是共同无差别的。但是应该注意 ,区域内地理环境所存在的细微差异 ,都会导致民众生活形态的很大不同。本文以乡镇为集中讨论的对象 ,指出江南传统的大宗生产基本已形成了“蚕桑区”、“稻作区”和“稻棉区”的分异 ;而且大田劳作、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外出经商、岁时节俗、民间信仰 ,既有着共同点 ,更有着诸多迥异之处 ,原因都与太湖周边平原低乡的地理环境差异有关。具体而言 ,有从西部山地延续下来的低丘 ,也有东部以“冈身”为界线的“东乡”、“西乡”的分域 ,更有滨海沙地独特的生活环境 ;在这些差异本属细小的区域内 ,乡村民众的生活形态却因此大为不同     

清代江南徽州籍收藏家述论

江南自明后期兴盛起来的书画鼎彝收藏赏鉴之风,至清代并未衰歇,作为收藏主力军的徽州籍人士,仍然相当活跃。清初杭州"湖山主人"汪汝谦,清前期桐乡汪文桂三兄弟、鲍廷博知不足斋,钱塘汪氏振绮堂,杭州汪启淑开万卷楼,镇洋毕沅兄弟,海宁吴骞拜经楼,苏州大阜潘氏、吴绍浣家族等,或者收藏书画鼎彝,或者搜罗校勘、整理刊刻群籍,在护持、传承历代名迹珍品甚至国家重器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研究发现,清代徽州籍人士的收藏活动较之明代,无论收藏者的居住地、在地身份、专业水准,还是活动地域、收藏动机、表现方式,以至藏品存储地点等均有其独特的特点。     

芙蓉出水 错采镂金——宋瓷与明清瓷审美说略

芙蓉出水,错采镂金,代表了中国美学史上的两种美感。在中国人的审美心理中,这两种美感或有着境界高低的不同,这样"芙蓉出水"的宋瓷比之于"错采镂金"的明清瓷往往更受推崇。只是这两种美感的关系并非对立,而是并行不悖且互为周济与参融;"错采镂金"也同样可以透出高雅的境界,但问题在于,当它一旦异化为政治、文化统治的工具,其面目就变得暧昧可疑了。     

论明清时期《史通》的流传、整理和研究

《史通》在流传的过程中因种种原因渐渐散佚,自明嘉靖中陆深首先对其校勘,使久已不传的《史通》重新传布于世。明清不同时期的十多位学者从校勘、评释、撮要等方面对其进行整理和研究,不仅扩大了《史通》的社会影响,而且推动了史学理论研究工作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