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和亲笔《遗言》及其丧葬琐记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七日(农历,下同)翁同和被开缺回籍。半个月后,即南返故乡常熟。不久,维新变法失败,光绪帝被幽禁瀛台,再度“垂帘训政”的慈禧太后又下严旨:“翁同和着即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同时,慈禧等人还图谋逼迫载湉禅位于端王载漪之子溥(?)。次年九月,翁同和的同乡门人、翰林院编修沈鹏(北山)上疏:首先请皇太后归政皇上,又请立诛荣禄、刚毅、李莲英“三凶”。按清朝规定,翰林院编修上疏必须由掌院学士代递。当时掌院学士为徐桐,徐桐正要想做大阿哥溥(?)的师傅,对此当然绝不可能应承,两次严拒了沈鹏之请。据当时在场的叶昌炽在《缘督庐日记》中所记:徐桐与沈鹏“龃龉久之”,徐甚至“离座斥之,声色俱厉……且语侵瓶生师(按翁同和号瓶生),云其指使。此事不得不告玉舟,万一决裂,林下巨公将有不测之祸”。可见叶昌炽亦早以沈鹏此举为翁同和担忧。     

翁同和、李鸿章关系探源

翁同和、李鸿章关系探源翁飞一、关于翁、李之隙的缘起讲到甲午战争,讲到帝后党争,翁（同和）李（鸿章）间之仇隙,似乎已是昭然若揭,为史学界所公认的了。这方面最典型的论著要数台湾的在练先生,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李鸿章传”中,首先引述了近人徐一土...     

翁同和的文物收藏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翁同和是一个有着广泛影响的人物。他读书为官的人生、两度出任帝师的经历、书法绘画上的造诣,常常为后人津津乐道。其实,翁同和的可书之处,尚不止于这些方面。他在文物收藏领域,也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甲午战争与翁同和学术研讨会综述

1994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00周年．也是翁同和去世90周年。为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纪念对中国近代社会进步做过贡献的历史人物,中国史学会和常熟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了“甲午战争与翁同和学术研讨会。会议于1994年5月25日一27日在常熟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6O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提交了3O余篇论文。与会者围绕会议主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就如下问题展开论述,并进行了热列的讨论：一、关于翁同和的总体评价。与会者一致认为,翁同和是一个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有过重要影响的人物,值得认真研究,但在具体评价上,则各有侧重。有的代表认…     

翁同和与甲午战争

一晚清政坛上,翁同和无疑是一个重要人物。其父翁心存曾为同治帝师,官拜体仁阁大学士,兄翁同书、翁同爵均官至巡抚,侄翁曾源高中状元,和谓家世显赫。他本人也是状元及第,先后为同治、光绪二帝师傅,两任军机大臣,兼差总理衙门,官至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官高位等。在翁同和的宦海生涯中,可说是仕途畅达,官运亨通。即使在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因慈接太后借故罢斥恭亲王奕诉,搞了军机大换班而被免去军机大臣差事,但工部尚书本职仍得以保留。十年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翁同和又与奕诉一同入军机。大致说来,在此之前,翁同…     

甲午战争与翁同和的士大夫本色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作为四民之首的士群,往往是社会良知的化身,忧国忧民即是他们的本色。晚清以来,尽管上风颓败,士习浮嚣,但在困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大多数士子仍能以家国为重、与民同优。其中,一些身居朝廷要职而又幅守“明道救世”儒学原旨的有识之士,更突出地表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他们的言论,主张和作为,在一片妥协声浪中犹如一股涓涓的清流,显出了傲然不群的风骨,做了社会的脊梁。甲午中日战争时期的翁同和,即是这群上大夫的代表人物。翁同和平年经受过严格的儒学训练。他六岁入塾、受读《四书人…     

并非维新派的翁同稣

这是一篇有自己独到观点的文童。本文提出了两个新的论点：一、翁非维新派,二、翁被开缺是皇帝所为。我们欢迎有理有据敢于打破成见鲍文章。     

并非维新派的翁同龢

这是一篇有自己独到观点的文章。本文提出了两个新的论点:一、翁非维新派,二、翁被开缺是皇帝所为。我们欢迎有理有据敢于打破成见的文章。     

震动晚清政局的云南报销案

在云南报销案期间,御史弹劾军机大臣受贿巨万,王文韶因此离开了军机处,李鸿藻承认接受过“炭敬”。奕主张严查“炭敬”之类的贿赂,翁同和等与之多次激烈辩论,使晚清政局产生了不小的震动。最后,慈禧还是采纳了翁同和等人的意见,“炭敬”之类的贿赂不予追究,因为这一类的贿赂由来已久,官场习以为常,清政府的腐败已经积重难返,牵涉的人太多,已经查不胜查了。     

也论翁同和在甲午战争中的作用与责任

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是晚清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在这场战争中，日本是侵略者，中国是被侵略者，结果是中国的清政府失败，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丧师、赔款、失地，灾难深重，耻辱空前。举国上下莫不气愤捶胸，痛心疾首。以致对此战争失败的责任，严加追究，责难纷法。其中对翁同和这位主战重臣．不仅当时朝议臧否各异，而且至今在史学界仍是看法不一。本文拟就此稍作评述。翁同和（1830-1904），字叔平，江苏常熟人。1894年中日两国因朝鲜问题而起交涉之时，翁同和以工部尚书的身份，受命参加…     

县令巧获帝师墨宝

正翁同龢于戊戌年(1898)四月回到家乡常熟时,已是69岁高龄了。虽说是"开缺回籍",没了官职,可是身为两朝帝师的翁大人,威势仍然非同小可:说不定哪一天朝廷又欲起用,照样拥有炙手可热的权势!何况,翁大人还是著名的书法家,他的字兼收众长,是不可多得的墨宝!家居无所事事,翁同龢就每天作字十余幅,聊以消     

清末收藏家陈介祺

潍县(今潍坊市)陈介祺(1813—1884年)字寿卿,号簠斋,晚号海滨病史。自清代以来,金石学大兴于天下,此势直至清末仍未衰竭。相反,在此时却出现了许多著名的金石收藏家如阮元、吴大澂、翁同和、端方、王懿荣等等。这其中,名潍县陈介祺无疑是佼佼者,他与曾获有大盂鼎的江苏学者潘祖荫被誉为“南潘北陈”。谈到他的收藏,大体可分二个阶段。一是在京为翰林的十年。这十年是学习、探求、打基础的阶段;二是辞官回乡一直到去世的三十年,这是研究、著书立说的三十年。陈介祺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考     

略论戊戌变法时期的孙家鼐

孙家鼐(1827——1909年),字燮臣,安徽寿卅人。1859年(咸丰九年)中状元,授修撰职。1878年(光绪四年)起,与翁同和一起,成为光绪皇帝的师傅。历任内阁学士,工部侍郎,工部、礼部、吏部尚书等职。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光绪皇帝主张对日宣战,而孙氏却赞同洋务派头子李鸿章对日妥协的主张,“力言衅不可启”。1898年,维新思潮如火如荼地在京师与诸省蓬勃展开,时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的孙家鼐,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维新变法运动中去。他奉光绪皇帝诏令,主办京师大学堂,对戊戌新政的推行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     

翁李交谊与政见异同

翁李交谊与政见异同朱育礼据说李鸿章代曾国藩拟《参翁同书片》①，深得“辣”味，使朝廷无法为翁同书开脱②，导致翁同书被革职逮问论死，后成为充军新疆，卒于戍所。海外学者在练（苏同炳）先生说：“在翁同和而言，视为深仇大恨，不报不休。但曾国藩早已功成身死，而曾...     

曾朴的人生路

光绪十六年三月,曾君表由同乡大学士翁同和推荐,弄到个刑部郎中的差事,便领着19岁的儿子曾朴到了北京。父子俩住在顺治门大街的田陵公寓,这里离常昭会馆很近,曾朴每天都到会馆里去上课。从此,他开始结交京中的名流李石农、文廷式、江建霞、洪文卿等人,他们都把曾朴引为少年小友,邀他一起赏鉴版本,讲解诗文,学习外语。同校的张隐南、沈北山、黄谦斋,浙江的黄遵宪、林旭、陈三立等一批新进的诗人,与曾朴关系更是密切。转眼到了八月,曾君表告诉他,江苏学政放了阳蓉圃,八月赴苏州到任,九月开考。要曾朴将经书、课艺重理一遍,早…     

谈甲午战争中的刘铭传——和姚永森同志商榷

淮军宿将刘铭传,因在中法战争中坚守台湾,力挫法寇而名垂青史。但在十年后的甲午中日战争中,这个一代名将却没有什么表现,这是什么原因呢?姚永森在所著《刘铭传传》一书中,试图为我们解开这个谜。据书中所载:中日战争开始后,早已休致在家的刘铭传亟盼朝廷能宣召他,让他重新驰骋战场。随着朝鲜战事的爆发和日益危急,京中一班有识之士,上书清廷,请颁诏任命刘铭传为钦差大臣督办朝鲜军务,但翁同和拒不同意,只由朝廷寄一道圣旨给李鸿章,由李鸿章写信给刘铭传,问刘氏是否愿意出山?刘立即回复:如果朝廷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朝鲜军务,他将练兵四十万,以二十     

林则徐的廉洁格言

民族英雄林则徐在山东济宁担任运河道督时 ,曾立下一方石碑 ,上书 :“人到无求品自高。”意思是 :人若无私 ,品德必然高尚。反映出他廉洁奉公的崇高思想与品格。他在任江苏廉访使时 ,就十分注意吏治 ,对各级官员的使用 ,提出要严格挑选与考核。他在给道光皇帝的一份奏折中说 :“查上司所以考察吏员者 ,非于公牍中观其事理 ,察吏莫先于自察 ,必将各属大小政务逐一求尽于心 ,然后能举以验属员之尽心与否。”因此 ,他自己先作出榜样 ,在官署大厅中堂上亲自书写了一副堂联 :“愿闻己过 ;求通民情。”上联鼓励老百姓大胆地向他指出缺点 ,向他提意…     

家庭教育中的皮格马利翁效应——巧用良性暗示激励孩子

古希腊有一个名叫皮格马利翁的国工,他酷爱雕塑,耗费几年时间用尽心血塑成了一尊少女像。他非常喜爱自己的作品,很希望自己所塑的少女能够变成真人。于是,他把塑像当成真人对待,觉得“她”是个有血有肉的人。终于有一天,他的一片真情感动了上天,少女真的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皮格马利翁终于梦想成真。在心理学上,皮格马利翁效应是指他人的评价和暗示将引导某人朝着他人所期待的方向发展。这一效应在教育中尤其受到重视,因为良性的心理暗示将引导孩子朝父母所期望的方向发展。     

对《十九世纪贵州最后一个状元——夏同龢》的两点补正

读《贵州文史丛刊》一九八七年第二期《十九世纪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夏同和》(以下简称《夏同和》)一文,觉得有两个疑问,特述如下: 一、夏同和中戊戌科状元,不是光绪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秋。《夏同和》一文开头认定,夏同和是“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秋,中戊戌科状元”的。查有清科目取士,“顺治元年,定以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修”会试中式者,皇帝亲策于廷曰殿试。乡试以八月,会试以二月,殿试以三月。“乾隆间,改会试三月,殿试四月,遂为永制。”(《清史稿·选举志》)又《辞海》“礼部试”谓:“明清会试都在春季举行,故亦称     

《资治通鉴》“世民跪而吮上乳”的解说——兼谈中国古代“乳翁”遗俗

《资治通鉴》中“世民跪而吮上乳”之句 ,透视出中国古代存在着的“乳翁”风俗。早期父权意义上的产翁习俗在流传过程中发生变异 ,而以另外的面貌出现 ,它的具体形式早已摆脱了那种装模作样的卧床假产方式 ,由“产翁”演化到了“乳翁” ,强调丈夫在子女哺育中的“乳子”作用。这种“乳翁”习俗 ,还包括以男子多乳、大乳为贵吉之征的尚乳崇拜和带有乳子痕迹的男子成年仪礼 ,这也是华夏汉族有异于周边少数族产翁习俗的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