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文献中的广东“绅商”

清末广东文献中“绅”、“商”以及“绅商”身份认同存在各种情况。商人捐纳虚衔 ,其士绅的身份并非随时会被认同。某个具体的“绅商”主要被认同为“绅”或“商” ,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清末广东“绅”与“商”对流、联合的情况已经很普遍 ,形成了人数颇多、影响颇大的亦绅亦商群体。但“绅”、“商”毕竟没有合流 ,保持界限、经常竞争是“绅”与“商”关系的主要方面 ,“绅”、“商”关系变化总的趋势是士绅地位下降和商人地位上升     

“客商”论

自西汉帝采纳晁错《论贵粟疏》中“农为本、商为末”“重本而轻末”的经济思想作为治国之道以来,两千多年间,“重农抑商”一直是封建统治的主导思想。这样,商人便成了被封建统治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在政治上,他们被搁浅,甚至被排斥。依据唐朝制度,工商或三代之内不得为官乘     

也说“商”

从“商”字甲骨演变考察,“商”字的初始系来自对史前陶鬹的象形,与商人的鸟图腾信仰有关。     

秦代谪戍岭南商人对中原商业经济意识的传播

秦始皇在南征岭南的过程中,化大量的战国高人和战国商人子孙作为“七科谪“的对象,谪戍至商品经济极度落后的岭南地区;这些商人的到来,不仅使得岭南出现了商人这一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了商业经济的突飞猛进局面;而且也通过他们的商业活动,把中原地区自春秋、战国以来积淀下来的先进的商业经济意识借助岭南“陆事寡而水事众”和“以舟辑为食”的优势,得以在海内外发扬光大,并直接促进了汉初“海上丝绸之路”的萌芽和发展。     

废止俄商在新疆贸易“暂不纳税”始末

本文以档案史料为主,探讨了俄国商人在华中俄沿边地区免税贸易的由来及俄商在新疆攫取“暂不纳税”权益的经过;揭露了“暂不纳税”条款对新疆地方社会经济的危害。并重点论述了新疆建省后清政府及新疆地方政府为废除“暂不纳税”条款、收回商业利权而作的种种努力;以及在近代半殖民旧中国,清政府面对沙俄列强的强权政治和经济扩张被迫步步退让的软弱态度。论文的最后一部分简述了１９１７年１０月革命胜利后,新疆地方政府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通商谈判中废除俄商在新疆贸易暂不纳税条款的经过     

“教父”伍秉鉴

他生活在一向重农轻商,闭关锁国的大清朝,却成为西方公认的“世界首富”,人们认为他“胆小如鼠,懦弱无能”,却正是他,在中国商人中最先建立起世界性的商业网络,在外商眼里,他是“教父”。     

“绅商”词义及其内涵的几点讨论

晚清历史文献中的“绅商”存在分指性和单指性两种情况。在分指性意义上 ,系“绅士和商人”的合称 ;在单指性意义上 ,则反映着绅士和商人之间的融合 ,以至结合为一体。“绅商”名词的出现和流变提示了近代社会阶层结构演化的历史大趋势 ,即“商”之地位上升和“绅”之地位下降 ,以及这种社会错动中人们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的巨大变迁。     

“贾名儒行”与“士风日下”:明清士商关系变动新论

明清时期,士商关系发生了变动,但这种变动并非基于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商人与士人都未对商业实践进行价值重赋,商人所自信的是对士人之道的践行而非商业实践;士人对于商人的肯定以及所谓“新四民论”,底层逻辑是士人阶层对本身的反思与批判。因此,士人才是明清士商关系中的自变量。商人的自信实质上是对士人的质疑,这一方面基于商人自身对士人之道的实践,另一方面源于士人在财富下的异化。这种异化被正统士人批判为“士风日下”,士人也开始被质疑是否言行一致。这些批判与质疑则揭示出,士人之道已在实践与观念上破产。     

该“刷新”的字词句

无“奸”不商。原为：无尖不商。是说古时候开粮行,卖谷米是用升或斗量的,商人卖谷米每次都把升和斗堆得尖尖的,尽量让利,以博得“回头客”,所以叫无尖不商。也可解释为：商场如战场,必须有拔尖的智慧,才能成功。如果是“奸”,那世上做生意的,没一个好人了。     

洞庭商人的经营方式与经营手段

洞庭商人的经营方式与经营手段范金民大约自明中期起,著名的地域商帮如安徽商人、山西商人、陕西商人、广东商人、福建商人、江西商人和龙游商人等在商品经济的舞台上开始活跃起来。在苏州西南太湖中的洞庭西山和东山,也崛起了一个四出经营、颂之人口的洞庭商帮。就兴起...     

谈一版新缀卜辞中的“商人”和“中商”问题

林宏明先生新缀合的一版卜辞中,"商人"、"中商"与东西南北四方或四土相对。"商"处于天下之中,故称"中商"。"商人",指商之族群。商、中商概念的合一,说明卜辞中的商地指以安阳殷墟为中心的王畿区域。     

晋商成功之道（连载三）

第二章卓越商才在善于经商的世界各民族中,无论阿拉伯商人、印度商人、中国商人,还是犹太商人,都以其独特的经商术著称于世,而同时他们又有许多相互融会贯通和英雄所见略同之处。晋商是中国商人的杰出代表,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与享有“世界商人”美誉的犹太商人在经商智慧和致富     

在“爱国”与“私利”之间——国民革命时期一例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工商关系

国民革命时期,"爱国"与"私利"的权衡始终左右着商人参与民族主义运动的持久程度.省港罢工伊始,粤商激于反帝爱国的民族情感,多能牺牲"私利"而积极参加对外经济抵制运动.然而,随着运动的开展,"私利"的严重受损驱使其对投资此次罢工的"风险和成本"重新审视.而"特许证"取消后,商人更以合作的姿态援助罢工.与上海五卅运动中短暂的"劳资同盟"相比,省港罢工中的"工商联合"却呈现出稳固、持久的特点.此种在阶级、民族利益博弈中形成的"工商联合",不仅与中共民族主义运动统一战线策略的成熟、国民党"袒工抑商"的劳资政策关系密切,同时也与广州"工商合行"的行会传统及商人国民革命性的提高不无关联;更重要的是,罢工促进了经济发展,使商人深受其惠.正是"爱国"与"私利"的双重动因,共同谱奏着民族主义运动中工商关系绵延跌宕交响乐章的主题曲.     

近世中国商人发展历程的新探索——评唐力行著《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由于历代统治者都程度不同地奉行抑商政策,加之社会风尚盛行贱商,商人一直处于四民之末的卑微地位。但是,进入近代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发展和民族危机的日趋加深,“商”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重商热潮,商人的地位显著提高。就表象而言,这一巨大变化似乎颇带     

论明清小说中的儒商形象

广义地说,儒商指商人群体中自觉以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指导商业经营实践,不断以儒家思想文化充实自己,具有鲜明儒家君子人格和儒学气质的商人;狭义地讲,儒商指商人群体中早年投身儒业,后来以经商为职业和谋生手段,在经营活动中坚守儒家价值观的商人。商品经济的空前活跃,使明清社会呈现士商合流的趋势,涌现了大批儒商。儒商形象也开始不断进入文学殿堂,他们具有以义取利,诚信不欺;刻苦执着,勤俭精明;重情仗义,乐善好施;尚文业儒,神韵潇洒等特质。探讨中国古代儒商的精神风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     

对1928年秋天津日货商人罢市的几点思考

济南惨案发生后,中国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对日经济绝交运动。1928年秋,在国民党市党部的指导下而成立的天津反日会开始领导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坚持民族主义”与“维护切身利益”的冲突在商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面对两难境地,日货商人选择了以罢市来抵制日货登记工作,最终罢市以商人的失败而告终。在整个罢市过程中,日货商人与天津反日会展开了一场实力并不均衡的博弈,带给后人诸多思索。     

论明清商人商业观的二重性

在中国封建社会 ,商人备受摧抑 ,逐渐产生了人格的自卑。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商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 ,健康人格逐步形成。他们把从事商业视为人生价值实现的方式 ,认为士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但历史的阴影尚未从明清商人的心理完全褪去 ,旧的观念仍在左右着他们。明清商人的商业观呈现出二元的特点。这是由明清时代的矛盾性所决定     

从商代的先公和帝王世系说到他的传位制度

商周社会制度不同,是历史上一个极为突出的现象。而这不同,主要还是表现在宗法制度方面。宗法制度的产生,导致着传位制度的建立。因此,为要明瞭商代社会制度的真相,就有必要弄清商代的先公和帝王世系,以便进一步对商代传位制度加以研究。一始祖商人的始祖是谁?卜辞里显出商人最早的祖先是“高祖夒”。《诗·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生商”,是一个神话故事。故事     

王辉耀 “海归派”代言人

海归在科技和经济领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政治领域却很薄弱。国外政府都有来自社会和民间的智库,我想,政府需要更多渠道来了解这些理性的声音从“新华商”到“社会企业家”在以往,“王辉耀”三个字更多是和“新华商”、“MBA通才”和“国际人”等概念联系在一起。他的经历中有着许多的“第一”:     

论郑观应的商务法律思想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经济状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列强借助武力迫使清政府签署为数众多的不平等条约,从而在华攫取各种经济特权,日益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使得中国民族商人和企业在封建专制制度和帝国主义压迫下艰难维生。郑观应作为一名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同时又是一名具有爱国情感的民族资本家,其从多年的商务实践出发,将发展工商业看作富强的基本手段,主张清政府“重商”、“护商”,通过“商战”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较长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