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了解的遇罗克冤案

1980年6月《新时期》第四期刊登了我写的《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一文。随后,《北京日报》又全文登载这篇文章。凭心而论,写这篇文章完全是出自内心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义愤。近二十年了,写文章接触到的那些触目惊心发人深思的材料,至今仍历历在目。遇罗克母亲的一封来信1978年11月15日,我在《光明日报》发表《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第一个为《海瑞罢官》平反。文中在批驳“四人帮”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没有冤案”时,写了这样一段话：“冤案就是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制造的,今天我们就…     

打开“六十一人案”平反缺口的传奇将军

一封申诉信惊动了中央高层领导在“十年动乱”中,有一桩震动全国的大冤案, 就是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这个冤案涉及一大批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甚至牵连到一些革命先烈。本来这是一桩中央早有定论的案子,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打击老干部,又把这桩案子翻腾出来,使一批老干部受到残酷斗争和打击, 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原西藏军区副政委(少将军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其梅同志就是其中之一。粉碎“四人帮”以后,王其梅的妻子王先梅(在轻工业部工作)向中央写了一封申诉信,信中称：她被下放干校劳动,十年没有分配工作,孩子不能     

打开“六十一人案” 平反缺口的传奇将军

在“十年动乱”中,有一桩震动全国的大冤案,就是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这个冤案涉及一大批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甚至牵连到一些革命先烈。本来这是一桩中央早有定论的案子,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打击老干部,又把这桩案予翻腾出来,使一批老干部受到残酷斗争和打击,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原西藏军区副政委（少将军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其梅同志就是其中之一。     

我与王洪文“打官司”

1968年我奉命担任国务院第六机械工业部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以后,自觉不自觉地和“四人帮”中的两个成员——王洪文、张春桥打了一场“官司”,从而惊动了毛主席、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以及中央政治局若干领导同志,后来搞成了一桩冤案。若干年后又由胡耀邦总书记亲自批示平反,这段经历让我难以忘怀。     

我与王洪文“打官司”

1968年我奉命担任国务院第六机械工业部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以后,自觉不自觉地和“四人帮”中的两个成员——王洪文、张春桥打了一场“官司”,从而惊动了毛主席、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以及中央政治局若干领导同志,后来搞成了一桩冤案。若干年后又由胡耀邦总书记亲自批示平反,这段经历让我难以忘怀。     

为北平和平解放城内城外奔波的李炳泉

今年是北平和平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50周年,在这举国欢腾的日子里,我的心情兴奋激动,但又不禁黯然神伤,因为我的爱人李炳泉──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曾于1948年冬,受党委派代表北平地下党,参加敦促傅作义将军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谈判,做出了贡献,然而在“文革”中,竟被横加“叛、特”罪名,遭“四人帮”迫害。“四人帮”诬陷他“是傅作义派出的谈判代表,在北平和谈中为国民党效命”,致使他含冤自戕身亡。今年是炳泉不幸逝世的29周年,是他诞生的80周年。他的冤案虽然早已平反昭雪,但在许多报刊文章中,对炳泉在和谈中的身份…     

“文革“中重庆的“一号专案“

“文革”中冤案不计其数,重庆的“一号专案”即是其中之一,冤案的炮制者对重庆市原国民党起义将领及民主人士,采取无中生有、捕风捉影、严刑逼供等手段,炮制出了“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反革命嫌疑案”。被冤枉的人士有的被近害致死,有的被毒打致残,最后结果竟是一场子虚乌有的闹剧。冤案是如何制造出来的?《“文革”中重庆的“一号专案”》揭开了荒唐野蛮的内幕。     

赵健民冤案的教训──《康生与赵健民冤案》序

丁龙嘉和听雨合著的《康生与“赵健民冤案”》这本书,是很有可读性和教育意义的。它既不是小说,又不是报告文学,它写的全是真人真事,是名副其实的真实纪录,是当之无愧的一部信史。正如中共云南省委原书记张铚秀为本书所写的序言中所说,赵健民“这一特大冤案具有典型性,它将党的‘左’倾错误、政治体制的弊端、传统文化的糟粕,以最集中的形态裸露于世。解剖这一冤案,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过去、建设现在、把握未来,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个大冤案,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文革”十年浩劫中许多冤案中的一个实例。正如张铚秀所说…     

我成了学部“五·一六”政委

作为经历“文革”全过程的过来人,如果有人问我,“文革”中最大的冤案是什么,我会这样回答：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最大的冤案是抓“走资派”。因为在这场运动中,除了毛主席钦定的屈指可数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几个人（这几个人也会随时被踢出“无产阶级司令部”）外,     

贺绿汀胞兄进京告“御状”

我的父亲贺培真《原名贺果》,曾于“文革”中为我叔叔贺绿汀等人的冤案进京告“御状”,引起毛泽东的关注,因为毛的直接干预,叔叔才得以从上海“四人帮”余党魔掌脱险回家与我父亲重逢。父亲于1913年由家乡湖南邵阳考入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四师”后并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直到1918年毕业,与毛泽东同班达五年之久,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之后数十年的革命风雨中,父亲与毛泽东虽不在一起,却是经常互相惦念、关心着对方的安危。全国解放后,父亲奉调贵阳任市教育局局长,与毛泽东恢复了通信,父亲一生珍藏着毛泽东于1951年12月5日…     

石鲁蒙难记

1977年,"四人帮"虽已倒台,但劫难的阴影未消。当时我走出秦城监狱仅两年,且冤案未结,在新上任的艺术局副局长华君武举荐下,跨出了文化部留守处的大门,来到中国美术馆担任政治处负责人,负责清查"四人帮"在美术界的罪行。冬天,我奉命赴西安解救厄难中的著名画家石鲁。此行虽匆匆,然所察所闻,尤其是石鲁传奇般的遭遇和他刚正磊落的为人,令我刻骨铭心,至今历历难忘。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

毛主席生前就宣布王、张、江、姚等人是“四人帮”,并指示“要注意江青他们有篡党夺权的野心” ,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毛主席逝世后 ,种种迹象表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 ,华国锋的处境很困难。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 ,经过精心安排和周密部署 ,顺利地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这个恶贯满盈的反革命集团。     

“四人帮”被捕消息是如何泄露的

有人经常问我,听说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对此消息进行了严密封锁,可是“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还是很快就知道了。我当时是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法庭的审判员,后来又担任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下面我谈谈上海的这伙余党是怎么知道“四人帮”被捕消息的。     

吴祖光与“二流堂“冤案

1957年的反右,给文艺界带来莫大的灾难,其中有一个长达30余年的“二流堂”冤案,主角吴祖光及一些文化人被莫须有地扣上“‘二流堂’反党小集团”的帽子,定为“反革命右派分子”,惨遭斗争和迫害。“二流堂”不过是当初一群文化人的戏言,如何成为“反党小集团”的,又有哪些“反动罪行”?《吴祖光与“二流堂”冤案》一文重新梳理了这段历史。     

闽西苏区的旷世冤案“肃社党“

1931年春天,闽西苏区在当时共产国际错误指导及中共党内极左思潮的冲击下,掀起了一场“肃社党”的狂潮,大批苏区干部及红军指战员被控为“莫须有”的“社会民主党”成员而遭整肃。据不完全统计,有6350人命丧荒野。而制造这场冤案的主谋也在后来纠错中被冠以“社民党”罪名被处决。详情请看《闽西苏区的旷世冤案“肃社党”》一文。     

翦伯赞冤案的形成和平反

张传玺先生曾执着地吁请平反翦伯赞的冤案,最终得到邓小平批示“我认为应予昭雪”。如今,张先生精心整理珍藏了整整20年的资料,撰成《翦伯赞冤案的形成和平反》,奉献给本刊读者。     

三起三落的晚清重臣杨昌浚

封建专制统治制度下的晚清,吏治败坏,官官相护,愚昧野蛮,严刑逼供,草菅人命,冤假错案层出不穷。晚清四大奇案冤案之一“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自冤案发生起,看不出大清国的法律有一丝一毫的公正,可在最后处理上,它突然像变戏法似地“公正”起来。     

“阴谋电影”《反击》炮制始末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后,一部神秘影片作为“四人帮”反党证据,在全国各电影院连映多日。从这部影片中,广大观众学到了一个新的政治名词——阴谋电影。它,就是“四人帮”精心策划,用以炮轰周恩来、邓小平的“哑炮……《反击》!”[编者按]     

谢富治这个人

谢富治是开国上将之一。但在“文革”开始后,谢富治因抢先把“靶子”对准邓小平而“立功”,受到江青的重用。此后身为公安部长的他,参与制造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冤案及“二月逆流”事件,又炮制了《公安六条》,并公然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口号等,破坏了正常社会秩序,造成大量冤案、成为林彪、江青革命集团案的主犯之一。请看《谢富治这个人》一文。     

我从蒙冤到负责平反冤假错案

这是一篇基于作者丰富人生阅历的“三亲”作品,它至少告诉人们这样三点:一是冤假错案的严重危害性,它给受冤者本人、家庭、亲友、同志及国家、民族、军队和党的形象造成了巨痛和损失。二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正确决策的极端重要性。铁的事实反复证明,产生冤假错案的主要原因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决策上的失误,能够进行我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也是主要领导人端正路线政策的结果。逼供信是造成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三是牢记历史教训。图们是一个18岁就参加革命,终身从事政法工作的老干部,“文化大革命”时被打成阶下囚,粉碎“四人帮”被平反恢复名誉后,又参加了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以及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和清理党内“三种人”的工作。他非常重视和珍惜这些难得的机遇,以丰富的生活积累同年轻人合作写成了《共和国最大冤案———刘少奇蒙难始末》、《康生与内人党冤案》、《特别审判》等有影响的著作,全方位地记录了他的奋斗、成功、磨难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