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途同归：胡适与张君劢的历史命运

殊途同归：胡适与张君劢的历史命运雷颐面对着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全面危机,将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现代知识分子关于政治民主、政治参与的社会责任感集于一身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以一种“舍我其谁”的忧患意识,沉思、探索、宣传、争辩、...     

冷战与传媒：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新闻处对华宣传中的目标人群与媒介运用

在冷战前期中美对抗的时代，美国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展开了宣传攻势。这种攻势分为两种，一种是针对中国大陆居民，运用中文媒介“对华宣传”;另一种是运用外文媒介在国际舆论中开展“涉华宣传”。对华宣传的目标人群主要是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运用的主要媒介是广播和邮寄印刷品；涉华宣传的目标人群是外国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主要媒介是新闻和出版物。大体上，美国对华和涉华宣传针对的受众是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宣传媒介的选择相应地也是“智识活动”和“知识体验”式活动(广播读书会、时政新闻和书刊、社会纪实小说等),内容多围绕深度时政新闻话题展开。这是美方针对第三世界社会精英一种惯常的宣传技巧，体现了冷战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关联性。     

试论张謇政治转型时期的“新思维”

由传统迈向现代的进程与知识精英思维方式的转变关系密切。近代中国,理性思辨既是推动知识精英思维方式转化的核心因素,也是推动政治思想革新、民族新生的重要前提。因为,现代社会与传统农业社会不同,许多问题绝非“吃一堑长一智”旧式思维套路所能处置的。张謇是精英群体中思维方式率先西化的典型代表,他将东西方思维方式结合在一起分析思考中国的现实及将来,形成了对时局的独特看法,主张政治上要渐进与公正,教育上要独立与务实。     

竹林七贤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虽说数量不多,但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知识精英很容易转变成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尤其是科举制出现以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社会流动渠道对很多耕读传家的民间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吸引力。知识分子也因此成为权力阶级的附庸,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影响了后世的几乎所有中国人。因此,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止于竹林七贤,笔者同意这个观点。本文将以竹林七贤为对象分析何为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以及为什么竹林七贤可以称作中国古代最后一代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     

现代评论派政治理念及其困境探析

现代评论派作为自由主义政治派别,通过政论时评积极宣扬其政治理念,内容主要包括个人自由观、法治观、渐进改良观、精英政治观等,不过囿于现实社会的黑暗与压迫,和政治理念本身的软弱,最终导致现代评论派陷入"无地自由"的尴尬境地。通过考察现代评论派政治理念的成因和表现,以及其政治理念所面临的困境,将有助于剖析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文化,为探究自由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的流变提供一个入手的角度。     

顾颉刚的“求真”与“致用”

正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变化,传统士人也向着现代知识分子转型。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认为,"与梁启超、胡适一类‘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学者对比,顾颉刚无疑是一位纯学人"。但在近代政治环境极其复杂的大背景下,顾颉刚作为一个有着巨大社会声望的学人,他个人的命运无疑与整个民族的命运相关联,他的学术始终面临着"致用"的要求。     

昙花一现的民初通俗教育研究会初探

近代城市兴起并进一步发展,爱国知识精英掀起了一场旨在规范人民文化生活的通俗教育运动。这场运动是晚清“开民智”历史课题的继续,也为知识分子走向大众提供了范式和基础。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轨迹》评价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于辛亥革命以后至“五四”时期,他们继承了近代知识分子向世界寻找真理的光荣传统,但又与前人不同。强烈的反帝意识、对资本主义强盗世界的更深一层了解,以及对社会主义的无限憧憬和向往,是现代知识分子的起点,在此基础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开始了对中国社会出路的重新探索,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使知识分子出现了严重的分化。他们有的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同伴的尸体,跟随共产党重新崛起;有的成了国民党的属下;有的选择了国共两     

“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独立评论》群体及其角色与身份

190 5年废除科举后 ,如何确立读书人在现代社会新的角色与身份 ,成为走出科举时代学人思虑的焦点。这集中呈现于知识分子建构“学术社会”的理想上。 3 0年代聚集于《独立评论》的一群学人 ,其学术活动及介入公众事务所形成的“权势网络” ,表明读书人力图通过重建知识的庄严 ,重新确立读书人在现代社会的位置。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衍生的“精英意识” ,筑起了一张公开的与潜在的“权势网络” ,从而导致读书人新的角色与身份具有很强的“依附性”。     

试论近代科举废除后知识分子身份的转化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在近代中国社会巨变的浪潮中,传统知识分子在科举废除之后摆脱了单一的"读经—求仕"的发展取向,走向了近代社会大分工之下的职业化道路。知识分子的身份与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由"四民阶层"中的士阶层逐渐分化为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并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     

陈独秀的政治何以不得不谈?——“不谈政治”与转型时代知识分子时代转型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转型时代,知识分子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它表现为知识分子学术和政治身份的分离,政治本身的变化影响着这个过程.研究陈独秀“不谈政治”问题有助于对此作出揭示.早年积极反清时,政治和学术间张力在他身上已经显现;新文化运动中宣称“不谈政治”,一方面意味着他选择学术,暂时掩盖了张力;另一方面,“不谈政治”背后关心的仍是政治,反映出政治正在逐步“发现社会”;五四运动后,政治必须通过社会运动来推进,政治和学术间的张力也就达到了顶点.知识分子时代转型的复杂过程意味着一次分流,以学术为业的现代知识分子继续呼吁“不谈政治”,相当部分投身社会运动的政治行动主义者则成为职业革命家,中国革命呈现新的面貌.     

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地方意识勃兴的原因及其特点

20世纪初知识分子的地方意识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表露出来,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地方意识总体上是乡土社会在近代社会变迁方面的反映。地方意识的特点是爱国主义与本位主义、进步性与落后性、现代意识与传统意识交织在一起。总之,这些特点使得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的地方意识对近代中国社会演进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影响。     

战后日本国民意识的变化及其对政治的影响

二次战后日本经济的空前发展,不仅带来生产力的进步,使整个日本社会发生巨大变革,而且也使日本国民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它的变化又对日本政治产生一定的影响。个人生活中心主义一般认为,个人生活中心主义是一种把个人和家庭的利害放在首位加以考虑的生活方式。在日本,随着战败、经济复兴和高速增长,追求生活富裕、便利和舒适度等开始在国民价值意识中占据重要位置,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人生活中心主义得以蔓延。在此情况下,战前、战时的那种“灭私奉公”意识后退,而潜藏于其背后的个人利己主义的世界一举扩大,“灭公奉私”成为支配意识。战后,大多数日本人,比起重视社会的其他     

学生与国家：五四学生的集体认同及政治转向

五四前夕学生集体身份的建构遵循着一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过程,有着强烈国民身份意识的新学生因此而大量出现。在五四运动的高潮阶段,国民身份意识是主导五四学生的最高身份意识。中国政府和社会精英对五四学生国民身份意识的培养与灌输,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刻意而为之”的倾向。五四学生的国民身份意识是促使学生运动政治转向的内在诱因,学生运动的政治激进化超越了北京政府的可控范围。结果,当局者往往无法控制那些具有强烈国民身份意识的学生群体。在五四运动后期,学生界面临国民身份意识与学生身份意识的认同困惑,社会舆论对学生的身份资格也发生各种争论,客观上促进了学生界的思想分化。在此背景下,1920年春北京政府对干政学生的身份界定,不仅暂时有效地取缔了学生运动,也是对其在此之前刻意提倡学生国民身份意识行为的一次否定。     

评《努力》在“歧路”前的摇摆

《努力》,即1922年5月7日由胡适创办的一份周报。这份周报在近代中国的意义非同一般,它既是五四新化统一战线终结的标志,也是作为社会中间性力量的自由知识分子相对独立地登上历史舞台的开始。胡适等人创办这份报纸的本意是为了“向政治上去努力”,结果却以“谈艺”告终。《努力》在“谈政治”还是“谈艺”“歧路”前的摇摆,不仅折射出二十年代初中国社会改革的异常艰难,也给人们识别自由知识分子的性格特征提供了绝好机会。     

“文化侵略”与“文化帝国主义”:美国传教士在华活动两种评价范式辨析

关于近代来华传教士的活动 ,中国学界的“文化侵略”说虽然反映了部分历史真实 ,但乃是将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口号直接转化为学术话语 ,是从单一的政治视角审视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 ,因此无法对传教运动的多方面影响作出全面、客观的评价 ;美国学界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从后殖民的视角为传教史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 ,但简单地把分析后现代和后殖民时期文化关系的范式直接应用于近代中国 ,忽视了传教运动在现代性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低估了中国文化精英自主选择、抵制文化控制以及维护自身文化认同的能力     

中国近世士人文化研究的“心史”倾向——评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系列著作

<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传统社会尤其是宋以来"士"的嫡系后裔,他们对宋以来的科举士大夫阶级有强烈的认同意识,在思想和精神上可谓"血脉相连"。所以,任何对传统社会尤其是对宋以来近世社会之士人阶级的研究和论述,几乎无一不渗透着研究者本人身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命运之感以及他对"中国问题"的     

从整理国故到再造文明——浅析胡适的社会改革思想

辛亥革命短暂的胜利,并没有动摇封建传统文化的根基,传统儒家思想阴霾依旧束缚着广大国民的思想。为了打破旧传统、旧观念对广大国民的思想禁锢,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精英,对儒家传统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使民主思想深入人心,推动了近代思想解放运动的进程,为新思潮的传播扫清了道路。随着思想文化领域批判的深入,有志知识分子必然产生如何改造社会的思考。本文试对胡适的社会改造观做一简要的分析。     

清末科举制的革废与文人地位的变化试析

科举制度本质上是一种管理选拔考试制度。清末科举制的废除使士大夫阶级被颠覆,士农工商的传统社会结构随之解体。士大夫没有了,读书人依然存在,但没有科举制的牵引他们与为官为绅失去了必然的联系,被逐出了政治权力的中心,也找不到相应的社会定位。随科举制革废带来的国家体制内读书人(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的变化对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乃至后世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转型期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也称参与政治,是现代政治学理论的一个核心术语。所谓政治参与,中国学术界将其定义为“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渠道试图影响政治过程的行为”。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政治参与是政治体系的基础,是政治民主化的必要前提和重要标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大潮的推动下,中国进入了全面社会转型时期。在此转型期间,社会结构、政治经济运行机制以及思想文化领域都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革。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作为用知识武装起来的公民,必成为转型期推进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中坚力量。青年知识分子通过何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