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对汪精卫投敌迟未公开定性与表态之原因探析

1938年,汪精卫等人出走河内,发表《艳电》,公开投靠日本。全国各界对此极表愤慨,纷纷发表谴责电。而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却在全国讨汪声浪和汪精卫等人的一再挑衅面前,选择沉默和克制,直到1939年10月1日,才公开表明严厉谴责的态度。本认为,蒋所以如此,主要有3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在日本加强引诱、而国民党内形势不明的形势下,保持国民党内的团结,避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二是在地方实力派地位举足轻重的背景下,争取龙云等地方实力派继续留在抗战阵营中,避免其他实力派效仿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三是出于当时对中国极其不利的国际形势的考虑,避免落入日本期望的国际社会孤立国民政府的圈套。蒋的克制和忍耐,收到了使汪精卫自暴其汉奸嘴脸等一系列效果,对坚持技战起到了正面效果,也因此显示了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本质区别。     

军统特务的第六次行动——毒杀汪精卫

1938年12月,汪精卫逃离国民政府陪都重庆,途经越南河内去上海投靠日本人。从那一天起,国民党军统局特工便在国内外跟踪,先后对汪实施了五次暗杀行动,均未奏效。直到第六次,才最终除掉了汪逆。     

汪精卫在河内遭暗杀始末

1938年,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在越南河内通电投靠日本侵略者,充当了头号汉奸。1939年春,汪精卫在河内高朗街27号公寓被蒋介石派军统人员暗杀未遂,汪之秘书曾仲鸣做了替死鬼。这一重大政治事件,当时震动了中外人士。为什么刺汪未能得手,而曾仲鸣成了替死鬼,其中原委,鲜为世人所知。或者人言言殊,莫衷一是。笔者曾是当年此事主要策划指挥人余乐醒的译电员(我与余系甥舅并师生关系),随余去河内执行刺汪任     

汪精卫叛国投敌原因再探

1938年,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时,国民党副总载、国民参政会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逃离重庆,转道河内,后公开投降日本。这一事件引起的一联串后果,对抗战的前途,产生了重大影响。55年过去了,投敌的汪精卫集团被牢牢地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但就这一事件本身,引起的各种说法至今不休。《民国档案》1993年第2期上发表了刘华明先生《汪精卫叛国出逃探微》一文,读后颇有启发。本文提出与刘文所持不同的观点,从高宗武秘密访日、汪精卫出逃、河内刺汪、高陶拆伙等重要过程,重新分析,以证明汪精卫叛国投敌事件从一开始起,就是蒋介石精心策划、幕后操纵的一个让汪精卫“跳火坑”的骗局。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析论汪精卫的对日方针(1932-1937)

九一八事变后 ,面对日本不断加紧的侵华步伐 ,汪精卫开始形成“一面抵抗 ,一面交涉”的对日外交思想。一·二八事变后 ,汪精卫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思想 ,并将之作为汪、蒋合作的南京政府对日外交的指导方针。这一对日外交方针对当时中国政局的发展和中日关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也为后来汪精卫的叛国投日埋下了祸根。     

明争暗斗中拼凑的汪记国民党

大汉奸汪精卫投靠日本人后,另起炉灶拼凑起一个汪记国民党。本文记述的就是此事的大体经过。由此人们可以看到汪清卫、周佛海之流在同日本人做着肮脏交易的同时,又是怎样各怀鬼胎争权夺利的。汪精卫偷偷脱离重庆由于汪精卫与蒋介石之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趋向尖锐化,使汪感到在重庆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遂与私党陈公博、周佛海密谋策划,先后偷偷脱离重庆。他们先到昆明,再经河内、香港到上海,住进愚谷新村。经梅思平等与日本代表影佐桢昭、今井武夫多次密谋,于1938年12月30日签定了“中日调整新关系”的上海协议书,汪精卫接受了日方诱降的各项条件,而日     

鲜为人知的三起刺汪未遂案

许多人对1935年11月1日和1939年3月20日汪精卫在南京及河内两地遇刺事件都很熟悉,但是对另外的三起刺汪未遂案,恐怕了解的就比较少了。     

戴笠五次追杀汪精卫始末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１８日 ,汪精卫趁蒋介石召集年轻的中央委员开会之机 ,乘飞机从重庆到昆明 ,旋即又叛逃河内 ,发表了臭名昭著的汉奸声明 ,公开投敌卖国。蒋介石得知此事后大为恼火 ,一方面严密封锁消息 ,谎称汪去河内治病 ;一方面立即派出手下“文胆”陈布雷飞赴河内劝说汪归国未果。于是 ,一场追杀汪精卫的激战拉开了序幕。戴笠带了手下得力干将王鲁翘同赴香港 ,先后用密电召来军统天津情报站长陈恭树及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 ,３人用化名办理了出国护照 ,乘专机一起飞赴河内。才下飞机 ,就有戴笠事先派往河内的方炳西驾车来接。方炳西在十…     

汪伪政权中的陈公博

随汪投日 抗日战争爆发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投降派,一面和蒋商谈和战问题;一面准备离开重庆投敌。陈公博当时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 1938年11月初,陈公博正在成都四川省党部筹划训练国民党员的工作时,汪精卫来电要陈公博在参政会召开前,提早一两天到重庆。陈公博一到重庆,汪精卫便告诉他     

汪精卫躲过的三起刺杀

正大多数人对1935年11月和1939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及河内两地遇刺事件都很熟悉,但还有另外三起刺汪未遂案,恐怕了解的人就不多了。抗战时期,汪精卫亲日叛国,世人皆欲诛之。这里介绍的第一位刺汪义士叫戴星炳。戴是湖南湘潭人,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1939年11月,他在中央党政训练班受训时,遇见了阔别多年的同窗、军统特工吴赓恕。两人相逢,侃谈国事,均激愤于汪伪觐颜事敌、出卖民族。言谈中,     

抗日战争初期的龙云与汪精卫

抗战初期,汪精卫经昆明出国叛逃,是否与龙云有关。历来说法不一。龙云说与自己无关,汪派人士则说龙云“完全同意”汪精卫的“和平运动”。龙云对待汪精卫出逃事件．既不敢得罪蒋介石,又不能不应付汪精卫,处于两难境地。实际上,汪精卫的出逃是蒋、汪上演的“双簧戏”,至少是蒋介石“网开一面”的结果,龙云并不知情。     

国民党特工的对日谍战（下）

前赴后继,震慑伪政权 经反复商量,他们准备于第二天,也就是3月22日午夜袭击汪宅,打死汪逆。22日清晨,负责监视的人急急忙忙跑来报告说,汪精卫一家正在打点行李,可能要全家逃离河内。     

蒋介石的第二次下野与再起

1931年初,蒋介石因约法问题同胡汉民发生冲突,再度引起国民党的分裂,形成宁粤对峙。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迫使双方不得不由对峙走向和解,并最终导致蒋介石政治生涯中的第二次下野。但仅仅六周后,蒋氏又重返中枢。党内各派势力特别是最高领导层内部,从胡汉民、汪精卫合作反蒋,再到蒋、汪联手排胡,经历了一番新的分化和重组。国民党权力变迁的内在因素纷繁,蒋、汪、胡势力相互杯葛、妥协的心态各异。     

冯玉祥抗战时期在重庆

抗日战争期间,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陪都,是冯玉祥当年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留下他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和趣闻轶事。痛斥汪精卫1938年12月18日,陪都重庆发生了轰动全国的汪精卫叛逃事件。这天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党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精心策划下携带妻子陈璧君以及同僚曾仲鸣、周佛海等潜离重庆,经昆明逃往越南河内。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卖国宣言“艳电”,积极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的声明,公开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次日(12月30日),汪精卫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出“四点希望”,公开劝国民党与日本侵略军谈判,共同反共。在谈话中,…     

搞笑型汉奸——褚民谊

兔阴博士 褚民谊于1884年出生在浙江一个士大夫家庭,原名“明遗”,是因其青少年有“反清复明”之向而名。曾留学日本、法国,辛亥革命后回国,在上海结识了汪精卫、陈璧君,并由汪、陈两人做媒,与陈璧君母亲卫月朗的养女陈舜贞结婚。褚民谊就这样不但成了汪精卫的连襟,还成了汪政治上的追随者。     

五全大会与蒋介石个人集权政治的形成

国民党五全大会召开之前,是汪主政、蒋主军的合作政局。随着日本入侵的加深,舆论界对政府集权以应对危局表示了一定的支持。1935年底召开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行政院长汪精卫遇刺,为蒋的个人集权提供了机会。在随后召开的五全大会及五届一中全会,蒋介石通过政治妥协,进行制度调整,完成人事重组,个人集权政治初步形成。这种政治模式是以集权于蒋个人而非集权于行政院或国民党中央党部。基于妥协的个人集权政治一直遭遇到党内外其他政治派别的反权力,难以保持稳定性。     

蒋介石和汪精卫在新生活运动发轫期的分歧北大核心CSSCI

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并推行于全国,而时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虽然在总体上支持新生活运动,但在新运的纲领目标、推行方式、组织结构等方面都与蒋介石有分歧。与蒋介石依赖国家机器推行新运、提倡生活军事化、恢复传统道德等观念相比,汪主张先动员知识精英通过改良自身影响社会,使民众生活现代化,并抵制蒋以新运名义干涉私人生活的举措。同年7月全国新运会改组,在内容和组织上受蒋介石统一领导,但也吸收了汪精卫不少意见。汪蒋分歧解释了新生活运动早期政策的内在张力,更可见1930年代中期汪精卫对蒋介石权力扩张的遏制作用,以及汪偏重社会建设而蒋偏重国家集权的不同执政理念。     

蒋介石和汪精卫在新生活运动发轫期的分歧

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并推行于全国,而时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虽然在总体上支持新生活运动,但在新运的纲领目标、推行方式、组织结构等方面都与蒋介石有分歧。与蒋介石依赖国家机器推行新运、提倡生活军事化、恢复传统道德等观念相比,汪主张先动员知识精英通过改良自身影响社会,使民众生活现代化,并抵制蒋以新运名义干涉私人生活的举措。同年7月全国新运会改组,在内容和组织上受蒋介石统一领导,但也吸收了汪精卫不少意见。汪蒋分歧解释了新生活运动早期政策的内在张力,更可见1930年代中期汪精卫对蒋介石权力扩张的遏制作用,以及汪偏重社会建设而蒋偏重国家集权的不同执政理念。     

蒋汪合作格局下的另一种局面——以1934年顾案为中心

1934年6月,监察院弹劾顾孟余,史称顾案。顾案本质上是孙科与于右任联合反汪的一次尝试。汪精卫利用中政会通过三项办法予以反击。蒋介石迫于国内政治形势的需要,干预顾案,实行袒汪抑于的政策,支持汪精卫。最终,顾孟余不仅免于惩戒,在三项办法存废问题的角力中,三项办法得以保留。顾案的发生及善后,意味着在特定形势与条件下汪很大程度上拥有政策的主导权,蒋反而是处于被动支持的另一种局面。     

从领袖、导师到民族罪人——《陈克文日记》对汪精卫形象的记录

多年出任行政院参事的陈克文是汪精卫的下属,也是坚定的改组派成员之一,汪精卫对他有提携推举之恩,他也一直将汪精卫视为领袖和导师。然而,1938年12月汪精卫突然出走,并发出向日本求和的"艳电",甚至进而组织伪政府,彻底投靠日本人,成为民族罪人。陈克文作为汪的亲信,对汪此举感到非常吃惊,更是无法理解,然而内心中仍有一种惋惜或是痛心的旧情;直到汪精卫最终降日的行径暴露无遗,他才对汪彻底绝望,将其行为斥之"无耻勾当","真可谓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早已沦为"日本人的工具",并断言汪之结局"非根本失败,身败名裂不止"。新近出版的《陈克文日记》真实地记录了作者对汪精卫如何从敬仰、崇拜,到不理解、彷徨,进而为其行为感到痛苦、惋惜,但最终还是站在民族大义的立场上,与汪彻底决裂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