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汉宋调和论析

汉宋调和是晚清儒学值得注意的学术现象,其具体情况存有差异。即使同是调和论者,学术立场也有不同。就其大者而言,可分为宗宋学不废汉学、宗汉学而兼采宋学以及汉宋会通三种类型。这既体现了晚清传统学术的变化,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汉学、宋学之分派的相对性和局限性。     

从晚清汉学区域之发展看汉宋调和

汉宋调和是晚清儒学内部重要的学术思潮,对其时学术格局的转化亦发生重要作用.这一思潮由微趋盛,从学术自身的发展过程来看,与汉学新兴区域在晚清的迅速扩展有着不容忽视的关系.汉学在晚清的发展不再以苏、皖、京师为限,浙江、广东等省成为新的学术重镇.这些汉学新兴发展区域由于特定的学术背景与学术渊源,学者们基本上都提倡汉宋调和,从而对晚清汉宋调和思潮的盛行起了极大推动作用.     

阮元调和汉宋学思想析论

阮元生当乾嘉汉学风靡之时 ,深受汉学皖派由训诂以明义理之学风的影响 ,为学扬汉抑宋 ,主张“实事求是” ,学以致用。然而作为当时学术界“山斗” ,以科举正途入仕的阮元又不满于汉学家的门户之见 ,主张调和汉宋之争。这是因为 ,一方面 ,清廷奉程朱理学为官方正统哲学 ;另一方面 ,汉学末流日益脱离现实而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他主张兼采汉宋学的思想 ,对晚清学术界特别是以林伯桐、陈澧等为代表的岭南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国图藏《清芬外集》所收乾嘉学人致刘台拱书信考论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刘宝楠辑抄本《清芬外集》中,有乾嘉时期重要学者如姚鼐、任大椿、李惇、翁方纲、卢文弨等人致刘台拱函,未收入诸家文集,亦不见于刘氏遗书。其内容除告知近况和寒暄之辞外,还涉及古籍校勘和经典研究的具体问题。文章对诸函写作时间及内容进行考证,并考察了刘氏与诸人交往论学之始末。在此基础上,结合清中期考证学思潮及汉宋之争的学术背景,可分析相关学人的治学理念。     

桐城派与汉学关系辨析

从表面看,桐城派与汉学家的矛盾似乎起于个人恩怨,但从本质分析,学术分歧才是两者交恶的根本原因。晚清以降,面对内忧外患的社会危机,汉宋学兼综会通成为当时学术的一个重要特征。桐城派出于现实的而非学术的原因,顺应了汉宋兼采的学术大势。     

刘秉璋学术活动述论——兼论湘、淮军精神气质之异

刘秉璋是清末淮军名将之一,是李鸿章的得力干将。与淮军其他将领不同,他好学尚文,亦武亦文,具有浓厚的读书与学术兴趣。刘秉璋的学术思考,呈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点:汉、宋兼采,今、古不拘,并接受西学之影响。刘秉璋深受曾国藩青睐,显然与其尚文爱好有关。考察刘秉璋这一个案,亦有助于认识晚清军政集团淮军所特有的精神气质。     

方东树理学观新论

在清代学术史上,方东树可谓嘉道时期一位学术个性鲜明而又充满争议的学者,尤以扬宋抑汉而为学界所关注,而对方氏理学观的认识,遂大多着眼于其尊崇朱子、批判汉学,为程朱理学正名,抑或汉宋兼采。但是,如果以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方东树其人其学,则不难发现,其理学观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方东树的理学观既有借"辟佛"以攻乎陆王、近世汉学家的一面,也有援佛入儒,对理学本身加以修正的一面。在汉宋兼采、倡导经世等方面,他与同时期夏炯等交相呼应、殊途同归,展现出此一时期理学发展的新趋势,颇值得玩味。     

清代家学脉络中的汉、宋关系

清中叶以降,汉学渐兴,考证学风弥漫学界,由经学而扩展至子、史、文辞之学,也吸引了一些宋学家兼采或转治汉学。但宋学的影响却如静水深流,这在家学脉络中较为明显:一些汉学家族的科举成就得益于理学陶冶,今文经学家多汲取、调和宋学,理学传统也潜移默化地导致了汉学世家调融汉、宋的取向。在家学脉络中,清代汉、宋关系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情形,彰显了理学传承的意义。     

清代贵州诗歌之“王气”论略

钱仲联先生的诗学研究取向,始终以儒家经学传统为参照,其评价清代贵州郑珍诗歌,以“王气在夜郎”一语概言,既包含了有清一代“诗学”中心西移的客观信息,透露了清代诗歌历史的盛衰状况,亦强调了诗人的“学问”功底及作为诗人的经世致用功夫。在清代诗学“汉宋之争”与“宗唐崇宋”风气合融的道路上,钱氏以为惟郑珍独具“王者气象”。其核心在于文学经学化最高“体用”追求的张扬与发挥。     

郭嵩焘未刊题跋四种辑释北大核心CSSCI

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中国首任外交使节、晚清著名学者郭嵩焘的未刊题跋四种:《正学编》、《御纂性理精义》、《周易参同契分章注解》、《唐韩昌黎集》,尚未为学人所知。此四种未刊题跋揭示了郭嵩焘对先儒关于为学、性命、修身、治国、阴阳、五行等方面的理解,既能反映郭氏对先儒理学观的继承与发展,又能管窥其治学之门径,也为晚清经学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义理与考据之辩——晚清时期宗宋学者对汉学的批判与反思

清代汉学引人注目,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这些成果在论述和评价汉学时,往往以章太炎、梁启超于清末民初所作清代学术史著作为基点,而对晚清时期宗宋学者的论述不甚在意。实际上,由于汉学乃相对于宋学而言,宗宋学者对汉学的评论虽有门户成见,但因处于相同或相近的历史环境,面对共同的社会历史问题,因此在问题意识、思维方式以及治学理念、原则、方法等方面的看法,自有现代学者不同甚至不及之处。     

陈昌齐研究

清代嘉庆年间,阮元来粤任两广总督,重修《广东通志》(以下简称“阮志”),首选广东海康籍人士陈昌齐担任总纂。王增权曾撰《陈昌齐与〈广东通志〉》一文述及:“……《中国名人大辞典》及《中国地方志词典》有其小传。”既是阮元荐选的广东通志总纂,陈昌齐的经历、学问肯定非同一般,而其生平事迹仅得一二篇小传明显不足。于是从陈氏所著《赐书堂集》及有关文献,初步考察研究陈昌齐——这位在京、浙等地任职,后曾身居《广东通志》总纂要职的粤籍著名学者之一生。     

北大所藏汪龙《毛诗申成》稿本初探CSSCI

清儒汪龙治《诗经》学著有成就,但其《毛诗申成》未刊,学者未见。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汪龙《毛诗申成》清抄本,实为稿本。可与汪龙《毛诗异义》刊本相参考,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汪氏治学,善于比较毛《传》和郑《笺》的异同,也善于吸收各家考证成果。本文略举数例,以引起学界的重视。     

北大所藏汪龙《毛诗申成》稿本初探

清儒汪龙治《诗经》学著有成就,但其《毛诗申成》未刊,学者未见。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汪龙《毛诗申成》清抄本,实为稿本。可与汪龙《毛诗异义》刊本相参考,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汪氏治学,善于比较毛《传》和郑《笺》的异同,也善于吸收各家考证成果。本文略举数例,以引起学界的重视。     

《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学术背景与初始反响

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刊行结束了晚清以降的经今古文学之争。从该年谱面世前后学者们的讨论中可以看出 ,民国学者虽然承受了晚清学人的问题 ,沿袭了他们某些治学路径 ,但总的来看 ,由于历史背景、目的、观念和处理方式的不同 ,意义已完全不同。在经今古文问题研究上 ,这种不同最典型地反映了经学没落、史学主位或经学史学化的趋势。     

粤画开新“藕塘派”——宋光宝及其绘画艺术

宋光宝是清代中晚期活跃于岭南地区的一位知名花鸟画家。他的花鸟画远承北宋院体,近接陈栝、恽寿平等,在没骨法基础上以独到的“烘粉法”,最早有意识地将大量岭南风物描摹入画,创作出一批具有鲜明岭南地域特色的艺术作品,极大地促进了没骨法在岭南地区的传播与演变,不仅使粤画焕然一新并开创了“藕塘派”,而且对于居巢、居廉以及晚清以来广东花鸟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根据相关文献史料记载,结合目前所见宋光宝传世绘画作品,梳理与探讨其生平经历、书画交游、艺术渊源和师承、绘画特色、艺术成就等方面情况,以期能够对宋光宝生平及绘画艺术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学脉的延续与开新——读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

晚清民国的史学,融合中外、沟通古今,充分体现了学脉的承续与开新。桑兵教授的新著《治学的门径与取法》~①向世人展示了史学治学的复杂与奥妙,并化约为一些可供效法的对待学问和历史的范例。其中谈到,面对蕴含着多重世界的近代中国,首先要培育和养成整体的视野、贯通的眼光,循着以大看小,由小见大的理路,展现错综复杂的历史真相。其次,要抛弃先入为主的各种成见,掌握处理材料的正确方法。中国的学问自成系统,不能简单地套用外来理论。探寻史实发生演变的本相,仍需善用传统的"长编考异"之法。当然,该书还从各个角度,通过各种方式,论述了一些治近代史的具体取径,如比较研究等。总而言之,该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治学需先穷尽掌握前贤的"良法美意",才能谈得上创新。     

晚清地学巨子徐松

晚清学人徐松,治学务实求新,以经世致用为目的。在被判刑流放新疆期间,通过实地踏勘,重修了《伊犁总统事略》,并著成《新疆识略》、《西域水道记》、《元史西北地理考》、《西夏地理考》等书,成为我国西北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清代中叶的汉宋之争与桐城派——以清国史馆《儒林传》初稿为中心

汉宋之争是清学史上的重要问题,嘉庆中叶编纂的清国史馆<儒林传>初稿,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时期汉宋学术争论的实况.主张汉学的史稿编修者,效仿<明史>中只设儒林传,不为道学家立专传的体例,在具体编修中将主张宋学的桐城学者列入较为时人所轻视的<文苑传>中,以达到扬汉抑宋、为汉学争取儒学正统的目的,以致时至今日,桐城派依然被主要视为一个文学流派,桐城学者也主要被看做是文学家,他们在古文、辞章之外的其他成就,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荀学与乾嘉新义理学的建构

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乾嘉时期不仅以朴实考经证史之成就彪炳史册,而且在思想上别创与宋明理学异趣的新义理学。从思想渊源看,乾嘉新义理与宋明理学旧义理之歧异可溯及儒学内部孟、荀的分野,主于心性的孟学为理学所奉,而隆礼重学的荀学则为乾嘉学人所尊。荀学与乾嘉新义理学在意义上的共契,实为乾嘉学人建构义理体系的内在根据。具体而言,在心性理论层面,乾嘉新义理学“达情遂欲”的心性论奠基于荀子自然人性论;在社会理论层面,乾嘉新义理学的“以礼代理”说多所取资于荀子隆礼思想;在知识论层面,乾嘉新义理学的“兴复古学”观遥契于荀子重学思想。作为继宋明理学之后的儒学理论新形态,乾嘉新义理学实为契接晚清会通汉宋潮流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