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的“监察官”

斯巴达监察官的源头可追溯到部落首领。这些特权人物既是国王的助手,又是贵族利益的代表,对国王起到一定的牵制作用。但这时的监察官与古典时期的监察官不具有可比性。它由国王任命,服从于国王,人数大致是三人,以宗教、军事职权为主。真正的监察官产生于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之后,公元前700—前670年之间。它由所有斯巴达公民选举产生,主要代表平民的利益,一年一任。其职权由监督权、司法权、立法权、宗教权、军事权组成,但以前三者为主。     

底比斯与雅典和斯巴达关系的演变——以伯罗奔尼撒战争为界

关于伯罗奔尼撤战争的研究,国内外多数学者都将重点放在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城邦。诚然,雅典和斯巴达是战争的主要参与者和决策者,理应得到学术界的较多关注。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诸如底比斯、科林斯等次等强邦在战争过程中的作用。底比斯作为伯罗奔尼撒同盟的重要一员,在战争前后的对外政策,特别是与雅典和斯巴达关系的变化,将引领我们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对伯罗奔尼撒战争乃至整个希腊城邦之间关系的演变进行再认识。     

斯巴达“监察官”与政治分权

深刻认识古代斯巴达的"监察官"历史价值必须要有新的视角。古典时期斯巴达的监察官主要代表了平民的利益,它的职权以监督、司法权为主,行政、宗教、军事和立法等权力为辅。监察官的建立推进了斯巴达的政治分权,增加了斯巴达政治的民主成分。     

古希腊城邦疆域及其权力秩序

疆域是古希腊城邦组织的基本要素。古希腊城邦疆域一般由城区和乡村构成,不同城邦疆域的构成及居民分布差异较大。城邦疆域的边界不易确认和划定,存在自然山川、人为建筑以及悬置的边境地区等复杂形态。疆域不仅体现城邦的空间秩序,还反映了城邦的权力秩序。在城邦内部,公民权与土地所有权绑定在一起,疆域变动与城邦内部权力秩序密切相关。斯巴达和雅典两大城邦,除固定的本土疆域外,均拥有受各自权力支配的“城外疆域”,这是它们在古风和古典时期主导希腊城邦秩序的重要基础。     

斯巴达元老院研究

斯巴达元老院起源于荷马时代的长老会议,在莱库古改革时期经过了巨大的调整。调整后的元老院由28名长老和两名国王组成。长老通过选举的方法产生,是具有丰富行政经验和较高道德水准的年满60岁的男性公民。长老与国王共同拥有向公民大会提出议案,并否决公民大会决定的权利。元老院主要负责死刑、剥夺公民权、没收财产等国内重大的政治事务,但元老院并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古代斯巴达的公民大会

公民大会是古代斯巴达重要的权力机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公民大会所拥有的权力与地位并不完全一样。大体上,斯巴达国家建立伊始,斯巴达公民大会已经产生。但直到公元前7世纪初,它一直是贵族统治的装饰物。在这之后,公民大会在斯巴达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与监察官一道构成古典时期斯巴达立法机制的核心,使得斯巴达政制成为特殊的民主政治。自公元前4世纪初,斯巴达公民大会逐步失去了政治意义,至公元前3世纪,完全退出了斯巴达政治舞台。     

军事教育与斯巴达的阿高盖制度

教育是古代斯巴达文化形象的基础.一般认为,斯巴达教育是国家控制之下的军事化教育.其实,这个观点并没有真实反映古代斯巴达教育史的整体.古风时代,斯巴达教育与希腊世界其他城邦的教育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到公元前5世纪中期,由于兵源紧张、战争危险加剧在教育过程中加强了军事化内容;公元前4世纪后期,充当雇佣军成为斯巴达公民重要的谋生手段,军事训练在教育活动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但是,我们所了解的国家化的、军事化的教育模式,产生于公元前3世纪后期斯巴达发生的改革运动中.     

古典斯巴达政治制度中的民主因素

在古代和现代学者的著述中,斯巴达政体一般被视为寡头政治的代表。本文试图发掘斯巴达政治生活中的民主特征,指出作为城邦的斯巴达,政治生活中具有相当浓厚的民主色彩。虽然从法律上看,长老会和国王拥有相当的权威,可是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他们的地位并不显赫。监察官对国王形成了有效监督,公民大会在选举、宣战、媾和等重要问题上享有决定权。斯巴达人仍能够区别对待自己作为士兵和公民的身份。斯巴达政体200年来的稳定,也反映了公民对自己的地位相对满意。     

古代斯巴达的土地占有稳定性研究

古代斯巴达的土地占有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了比较平均和公正的格局。究其原因在于,古代斯巴达土地制度中包括了稳定性因素和不稳定性因素。稳定性因素包括限制土地买卖和馈赠,控制家庭规模和继承人数量的婚姻生育制度等,不稳定性因素主要有土地一经授出不再收回、土地的可继承性和继承时的析产继承等。在早期,稳定性因素较好地发挥了特殊的历史作用。但是,稳定性因素本身存在诸多的缺陷,并不能保证土地占有的长期稳定,随着历史环境的变化,自公元前4世纪,斯巴达土地开始迅速向少数人手中集中。     

斯巴达奥巴铭文译注

作为古代斯巴达社会组织形式之一的奥巴见于古风时代斯巴达之重要文献大瑞特剌.但相关希腊文传世文献颇为晚出,于其具体情形语焉不详.然而于拉格尼亚地区之铭文材料中颇可见奥巴一词,抑或其方言表达形式.此种铭文包括嘉许令、球戏铭文及圣法三类,共计19则.上述铭文固然亦多属希腊化时代晚期及其后的时代,但可据以厘清晚出传世文献所记奥巴情况之时代属性,若与传世文献相参证,对于认识希腊化时代晚期及罗马统治时期奥巴在斯巴达之历史实情亦颇有助益.     

斯巴达是城邦国家还是领土国家?

斯巴达不是城邦国家,而是领土国家。或者说,斯巴达先是一个城邦国家,后来慢慢发展成为领土国家。根据这个观点,文章建议:其一,有关《世界历史》的教材应该作修改,明确斯巴达为领土国家;其二,即使不修改,也应在教课书中注明这一观点,由学者自己去评判。否则,斯巴达是城邦国之误还会在其它史书中出现,会以讹传讹。     

古典时代斯巴达公民人数减少的原因探析

公元前8-7世纪,斯巴达对外扩张,征服了美塞尼亚,逐步建立希洛制度,国力日益增强,随之成为全希腊的霸主。但自公元前5世纪初期开始,斯巴达公民人数日趋减少,从而对斯巴达霸权地位产生不利影响。斯巴达公民减少的原因大致有两方面,即战争、自然灾害。     

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东乡平八郎

一、步入海军 1848年1月27日,东乡平八郎生于日本萨摩藩鹿儿岛加治屋町。东乡的父亲精通文武,谙熟海外各国风情,热心于海军,经常告诫他要“励精忠诚”,必应从事海军事业。这一切对东乡以后投身海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复活的历史根源探析

本文就战后美国对日本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的不彻底的民主化改革、在日本开展的不彻底的“整肃”军国主义分子和审理战犯工作以及自1948年起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对日本实施的扶植政策三方面探究了日本军国主义土壤未被根除和得以滋长、蔓延下来并成为当今军国主义势力复活之温床的历史根源。     

试论波斯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介入

公元前431年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既是一场希腊世界的内战,同时也是雅典与波斯之间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远在东方的波斯在公元前412年与斯巴达结盟,介入战争。波斯介入战争的根本原因是其想重新占领在希波战争中失去的小亚细亚西海岸的希腊城邦,向雅典复仇。希波战争后波斯与雅典之间长期的"冷战",斯巴达主动向波斯抛出"橄榄枝"寻求结盟,以及雅典远征西西里的惨败,最终促使波斯与斯巴达结盟。战争期间,波斯主要通过小亚细亚的总督对斯巴达进行军事和财政援助。波斯的介入不仅帮助斯巴达战胜雅典,赢得战争的胜利,而且还直接引发了公元前411年的雅典贵族寡头政变,开波斯干涉希腊城邦内部事务的先河。     

日本何时能打破军国主义的魔咒

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日本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一切都完了”。日本人对自身生存国土的安全感大大降低,时刻担心自己所在的岛屿有一天会沉没。哪怕诉诸武力,也要开拓安全的生存空间,这日益上升为震后日本的全民意志。     

浅谈战后日德两国在军国主义清算程度上的差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有60余年,作为二战的发起者,日本和德国却在战败投降后呈现迥然不同的认罪态度,日本试图翻案,德国早早谢罪于世人。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日本、德国在战后军国主义清算程度上不同造成的。     

《金牌女王》日本人的斯巴达式教育

成功的教育该是怎样的？为人父母,即便再信奉自然粗放的教育方式。大抵还是要仔细想想这个问题。归根结底,父母都希望将子女培养成自己眼中的龙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