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之间:董春林《宋代内藏财政研究》评介

正宋代内藏财政以内藏库为中心,在赋入上被附着天子私财性质,在支出上却展露出国家公财特色,这种游移于公私之间的财政收支行为,体现了国家财政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割与重组,直接影响了宋代财政制度变迁及国家财权集中,同时暗含了提升皇权的政治目的,是宋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课题之一。董春林《宋代内藏财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宋代内藏财政研究"结项成果,也是宋代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又一力作。除绪论外,是     

《续资治通鉴长编》正误一例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四宋真宗天禧三年十二月乙未条(标点本2174页)云: “三司奏,准诏与内藏库议,自今拟盐税钱及岁别出钱六千万赴左藏库给用,从之。”此条中,“六千万”当为“六十万”之误。据同书卷一二○仁宗景祐四年正月甲午条(标点本2820页)记载,内藏库主者言:“岁出缗钱六     

唐五代归义军军资库司初探

军资库是唐宋时期地方财赋贮藏的专门仓库,具有特定的含义。军资库司即为管理军资库的机构,负责财赋的征纳与日常经费的支出,是唐宋地方财政体系中举足轻重的部门。前人对宋代地方州府的军资库曾进行考察,解决了宋代军资库的储藏、支出及其管理制度等问题,但对军资库的设置与渊源仍存在疑问。本文以归义军这一唐末五代藩镇为例,利用敦煌出土文书,对唐五代藩镇节度使府中的军资库司作一初步的探索,以揭明军资库司这一重要的地方财政机构的渊源与始登等问题,并对归义军军资库的储藏内容、破用支出与军资库司机构进行考察。一、军资库…     

明代内阁、司礼监与皇权之间的关系

内阁和司礼监的设立是明朝政治制度的独特之处。内阁通过票拟控制朝政,而司礼监则通过批红来干预政事。与皇权形成一个不等边三角形,从而保证了皇权的集中。     

王安石变法后的钱荒

北宋以积贫积弱著称。积贫方面,表现为管理国家财政的三司收不抵支,从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起,就常向内库借钱。积贫的形成大致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以备战为理由在内库集积财富。太祖准备他日收复燕云十六州,每年要从财政收入中抽出一部分金银财富贮于封桩库,准备用作赎金或以武力夺取时供赏赐将士之     

2001年日本史学界关于隋唐史的研究

20 0 1年日本史学界隋唐史研究的总体倾向 ,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 ,作为专制国家主角的皇帝和精英阶层以及二者间关系的研究近年来继续呈上升趋势 ,然而却不见对基层社会的研究 ;第二 ,在史料方面 ,基础研究仍在继续进行 ;第三 ,在国际关系方面 ,尤其是以东亚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研究方面成果颇丰。下面就从这三方面来评介具体的成果。限于篇幅 ,专著部分在此仅作简单介绍 ,详细介绍则留给日后的书评。一、皇权论在中国史研究中 ,围绕皇权和皇帝制度的评价 ,历来都是以制度史为中心展开的。这种方法是通过皇权与站在皇权对立面上的贵族、科…     

西晋大都督考略

国家设置大都督,最早是在魏明帝太和四年。西晋禅代魏后,仍然设置大都督。但这时设置的大都督,一般说来,出于两种目的：一是西晋国家以征讨为目的而设置大都督;二是西晋国家为尊崇重臣而设置大都督。大都督的设置,在这时已失去独立性。它经常与“八公”、将军和都督诸州军事等重要职官一同授予重臣。尽管如此,大都督仍然起到统帅征讨军和加重重臣地位的作用。只是到西晋末年,由于皇权的衰徽,才使国家设置的大都督的这些作用明显削弱了。     

略论明代的内阁制度

明代内阁制度是明朝中枢机构的核心部分,它是在废除传统的宰相制度基础上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有效地维持了明代国家政治机器的正常运转。明代内阁的职权广泛、职官选拔方式多样,其与皇权、司礼监之间的关系比较微妙,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     

清代内务府都虞司职能考释

都虞司作为内务府所辖的事繁之司,其职能从负责膳食、渔猎,逐步扩展到掌管三旗禁旅、议叙议处府属文武官员,其中议处府属文官的职能是会典、则例等成文章法所不曾规定的,但是内务府档案却显示了这一职能。在议处官员方面,都虞司与专司审判的慎刑司在案件事实陈述、法律适用等方面并无二致,区别在于数量不同。在都虞司所辖群体诉讼方面,案情重大的则由都虞司移交慎刑司。都虞司分享了慎刑司的部分审判职能,这说明了内务府机构职能分工混乱。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素是皇权,皇权主导下的成文章法也会为皇权所变通,甚至破坏。     

《清史稿·地理志》巡检司项校正

巡检司是清代最基层的国家行政机构之一,在社会治安和公共事务方面具有极重要的职能。《清史稿.地理志》以宣统三年(1911年)为限,对全国各府、厅、州、县巡检司的设置作了记载,但讹误、疏漏较为严重,本文将其中111处失误依致误原因归纳为七类:不明巡检司废置年代而误;不明巡检司归属而误;不明巡检司名称而误;漏记;误驿丞兼巡检事为巡检司;存疑;点校之误,每类下又分若干种情形,一一作了校正。     

南朝“贡瓷”考——兼论早期“官窑”问题

"贡瓷"及与其相关的"官窑"制度是中国古代瓷业生产中的重要学术问题。文物考古界一般认为,中国的"贡瓷"制度开始于唐代,烧制优质"贡瓷"的"官窑"制度则始于晚唐或宋代。然而,近年来在湖南湘阴窑和南京发现的"太官"、"供奉"、"上府"铭瓷器标本证实,"贡瓷"制度最迟开始于南北朝时期。湘阴窑址出土的刻有多种瓷业工人姓氏及"官"款的窑具资料可能还把中国烧制"贡瓷"的"官窑"制度开始的时间提前到南朝或隋代。     

北魏异姓贵族婚姻论略

北魏时期,异姓贵族主要指拓跋同宗九姓和勋臣八姓。在通婚关系上,拓跋和同宗九姓因有血缘关系,"百世不通婚";同宗九姓的通婚对象主要是少数族权贵和汉族大族。勋臣八姓成为宗室的主要通婚对象,但勋臣诸姓与宗室通婚也有亲疏之别。总的来看,与宗室通婚较频繁的勋姓,如穆氏、陆氏、于氏、尉氏等。而贺氏和刘氏等,由于其所出的贺兰部和独孤部曾有过与拓跋部争权的历史,故北魏建国后宗室与他们的联姻并不多见。除宗室外,异姓贵族通婚的对象以少数族居多,但汉族也不少。这说明,随着北魏政权汉化程度的加深,民族间的通婚范围更加广泛。     

《战国策》的佚文及其佚失原因

由于历代战乱、王朝更叠等原因,《战国策》西汉末至南宋间散失严重。自南宋起有人从事《战国策》辑佚,至今人诸祖耿、郑良树共辑得107则7570字,《战国策》散失最严重的历史时段为唐末和北宋。这当与唐末战乱和北宋书籍书写材料、书籍装订制度的发展有关。     

论北宋"不杀士大夫"

学界普遍认为宋代存在或事实上存在着一个不杀士大夫或不轻杀士大夫的祖宗家法。事实上,不杀或不轻杀士大夫事实的出现,并不是皇帝主动给予士大夫优待的结果,而是士大夫阶层通过与皇权不断斗争,从而最终为自己争得的一项利益,因此它是一条伪家法。从它对宋代的影响看,它无助于维护封建统治,适足以败坏宋代的政风。     

北宋文武官员恩荫制度探究

北宋时期以恩荫补官极为盛行,官员子弟入仕多不由科举,而是通过各种名目的恩荫补得正官、散阶、馆阁职、试衔或得赐出身。宋仁宗朝,面对滥行恩荫的状况,范仲淹提出了“抑侥幸”之策。但从内容看,抑侥幸之策完全是建立在照顾大官僚及其亲属利益基础上的一项改良措施,带有很大的折中性和调和性。而崇宁、政和间改订的荫补办法,在指导思想上更没有走出“荫贵”和“荫亲”的框套。北宋滥施恩荫的结果,既加重了冗官之弊,又导致官吏整体素质下降,腐败了社会政治生活。     

论宋代士大夫贞淫观对妇女改嫁的影响及原因

宋代人的贞淫观较为宽泛,宋代士大夫身体力行反对妇女空守节义,宋代妇女改嫁极其普遍,涉及妇女各个阶层,宋代法律也允许妇女改嫁。另一方面理学家和统治者又极力想把封建枷锁套在妇女身上,反对妇女再嫁,但在当时实际上影响并不大。南宋以后直至元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贞节观的进一步提倡,妇女再嫁才成为可耻的事。     

“江南本”《史记》考略

"江南本"《史记》曾藏于北宋御府,至南宋时已残缺近半,后来亡佚.该书的情况,仅见南宋高似孙论及.本文主要依据高氏所提供的江南本《史记》例文,并参北宋景祐本等相关材料校证,得出以下结论:江南本《史记》为五代官写本.该本与北宋官方刊定的《史记》文本有密切关系,可能就是北宋时校刊《史记》用的底本,它是唐宋之间《史记》传承的一个重要环节.     

清代边疆地区的教化与稳定——以广西宾兴组织为视阈的考察

宾兴原为一种古老的礼仪,至北宋时期性质开始发生变化。清代广西的宾兴始于康熙年间宾兴租的出现,嘉庆时期创建的宾兴馆则已成为一种捐资助学的组织。终清一代,广西13府州建立了数目众多的宾兴组织。宾兴是封建国家和地方士绅合作的产物,通过宾兴,国家政策得以在地方实践,士绅则能够积极融入地方事务。宾兴推动了广西科举事业的发展,同时促进了地方教化和维护了国家边疆的安全与稳定。     

Ritual and Politics: An Examination of the 1072 Primal Ancestor Debate in the Northern Song

In considering the vital role played by imperial rites in claiming 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Chinese emperors endeavored to present themselves as the perfect model for their subjects in terms of ritual performance. Focusing on a Northern Song (960–1127) ritual debate over the placement of imperial ancestors’ spirit tablets and ancestral chambers, especially that of the Primal Ancestor, this study aims to contribute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discussions on ancestral rituals and how they were intensified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Wang Anshi’s New Policies. More importantly, this study reveal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ong scholar-officials’ political positions and intellectual interests, thus providing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Song faction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itual politics.     

湖州“皇宋州学宝尊”铭青铜牺尊考

20世纪60年代,在湖州安定书院地段的河床上出土了两件青铜牺尊。其中一件的腹底孔盖板上刻有皇宋州学宝尊铭,系北宋时湖州州学释奠先圣、先师之祭器,也是反映宋代地方祭器制度的重要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