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和平统一中国的尝试——善后会议再研究

善后会议是直奉战争之后,在各实力派形成暂时力量"均势"的背景下,由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做出的通过会议协商方式谋求国家统一的艰难政治尝试.会议旨在"收束军事"和"整理财政",并为召开"国民会议"做准备.其性质偏重战争善后问题解决,与涉及国体建设的国民会议并不构成冲突.从议程上看,会议不涉及政治权力分配,因而与"政治分赃"也不发生关系.由于中国政治权势的重心已经失却,善后会议未能实现主持者"和平统一"的初衷,但会议反映的中国政治语境变化及政治家的因应,却值得研究者关注.     

国民党与善后会议关系考析

善后会议是中国近代政治史上一次重要会议。国民党对于这次会议的态度十分复杂且数度变化,其初为允,而后为争,最后为拒。国民党与段祺瑞政府就善后会议发生的争执具有“主义”乏争的色彩,但双方更主要的是在争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控制权。为了实现和平统一,孙中山曾提出妥协方案,表现出愿同段氏共谋善后的倾向;段也在会议人员构成等方面作了一定的让步。但由于国民党缺乏实力,在当时各派政治力量组成的反直同盟中居于相对弱势,未能迫使有奉张支持的段政府做出实质性让步,双方关系最终破裂。尽管如此,由于国民党内部出现左、右分野,仍有一部分国民党人参与了善后会议。     

出席善后会议的国民党党员考

1925年春,段祺瑞召集善后会议。会议开幕前夕,国民党中央作出决议,予以抵制,但后来仍有部分国民竞党员出席善后会议。然而,究竟有多少国民党党员出席过善后会议,一直没有弄清。去年杨天宏先生撰提出“9人”说。实际上,出席过善后会议的国民党党员应为12人。     

直奉战争之后的北京政治——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对北洋体系的整合

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韬光养晦的段祺瑞应时而出.担任"临时执政"之初,段企图通过召开善后会议,联络各方实力派,推进"和平统一",并利用军阀之间形成的暂时均势,从内部对北洋体系作一番整合.其间经历了不同政治体制的艰难选择,以及各派政治势力之间"务求燕雀均衡"的权力分配.然而,由于段政府缺乏军政实力,没能形成为南北新旧各方认同并拥戴的权势中心,其整合北洋的努力未著成效.这一政治结局,使中国丧失了和平统一的最后机会,预示着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解决将转而经由北洋体制之外的途径,同时也预示了北洋体系最终崩殂的历史命运.     

章士钊与段祺瑞

章士钊与段祺瑞曾是政敌,然而1924年章士钊开始依附段祺瑞,成为段的军师和执政府的重要成员.本文主要论述章士钊与段祺瑞的关系,以及章士钊依附段祺瑞的原因.     

军阀与善后会议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皖系首领段祺瑞在各派军阀的暂时妥协和拥戴下,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段祺瑞在上台前夕,宣布在就任一个月内,将召开善后会议,三个月内组织国民代表会议,并由善后会议制订公布国民代表会议组织法,使国     

太平洋会议善后委员会有关裁兵问题史料(上)

太平洋会议(即华盛顿会议)后,北京政府外交部成立太平洋会议善后委员会,下设裁兵股讨论裁兵事宜。裁兵股征集裁兵提案以及意见、条陈,先后召开股会五次、特别会议两次,最后形成《裁兵办法大纲》,提供政府采择施行。《裁兵办法大纲》等部分史料已收录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政府史料》,本组史料与其相互补充,反映了当时各界对裁兵问题的构想与讨论。     

“中国近代第一炮兵司令”段祺瑞

本文从"炮"的角度,让我们再次认识"北洋之虎"段祺瑞。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直至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中国历史进入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历时十余年。此间北洋第二号人物"北洋之虎"段祺瑞,威风凛凛,一再出头,成为北洋军阀     

试论国共内战背景下的解放区战后善后救济

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推动下,国民政府成立了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专门从事战后中国的善后救济工作。历经国共两党从和平谈判走向全面内战的巨大政治军事转折,行总善后救济活动随即卷入了激烈的国共冲突之中。在国共内战的背景下,善后救济工作艰难运作,国共双方围绕善后救济物资分配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与冲突。     

中共对战后国民政府善后救济工作的因应——以晋绥察分署救济活动为中心的考察

善后救济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在战争结束之前筹划的一项重要事业,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遗留下来的黑暗中的一次短暂的闪光"。抗战胜利之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中国境内的战后救济工作正式启动。然而随着中国内战危机的不断加剧和战争的全面升级,中共解放区的善后救济活动在表层上似乎仍是一种简单的国际施救行为,实已深深地渗入了国共双方的政治角力,乃至演变成一场激烈的民心争夺战。至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所主张的"非政治性"救济原则,亦自然不会为国共双方无条件地接纳,其效不难想见。而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晋绥察分署在中共解放区的救济活动,则非常典型地彰显了这种情形。     

旅美华侨与华盛顿会议

依据《申报》、《晨报》、《民国日报》、《大公报》等报刊在华盛顿会议前后的相关报道,对旅美华侨的活动进行梳理考察,认为旅美华侨对华盛顿会议极为关注,如会前要求南方政府派代表与会,会中及时通告国外信息,联络在美国民代表、留学生批驳不利舆论,监督政府代表,反对直接交涉与借款赎路,一定程度上博得了国际舆论的同情与支持。旅美华侨的活动对华盛顿会议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二次郑州会议前后的政治沟通探析

第二次郑州会议前后,为做好人民公社体制的调整工作,在与中央领导层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毛泽东对地方领导人进行了耐心细致地说服工作,同时要求将第二次郑州会议的精神一竿子捅到底。在中央与地方的信息传递与交流过程中,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发扬了民主,而且地方还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弊端提出了若干建设性意见。在这次政治沟通中,虽然没有道出农民包产到户的心声,但它对于统一全党思想、整顿人民公社初期的混乱局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刘师培“失路人”辨析

刘师培叛变革命后有无愧疚心理,学界没有提及。陈奇先生对刘师培（秋怀）诗中“况我失路人”的理解很笼统,且望文生义。考察此一时期刘师培的诗歌、思想,发现“失路人”并非刘对叛变革命的反省、愧疚,更可能是对之前革命行为的悔悟。刘师培此一时期的目标乃是功名与学术,抛弃革命理想,投入个人的研究圈子,励志绍继祖业。端方幕府的生活改变了刘师培,幕主端方及幕僚中的传统士大夫影响刘师培回归到传统治学之中。     

执政府与沪案交涉的失败

沪案交涉是由执政府担当的,但执政府为延长其政治生命,只知利用五卅运动中的"民气"以对内,并没有真正谋划沪案交涉,导致交涉主张不统一,交涉策略不明朗,交涉步骤不一致;同时,各外交官员在开展外交时也进行"内争",相互推诿卸责,导致沪案交涉延宕;江苏地方官员和各派军阀也以外交之名,与中央一起争夺上海地盘;此外,沪案发生时,上海无军政大员负责的现状也影响到了沪案交涉的开局.这些才是沪案交涉无功而终的主要原因.     

论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思想的成长

目前,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思想、理论的专门研究尚属空白。“九一八”事变之前,国民党在早期军事斗争和反共军事运动中就有了游击战术思想,并部分地付诸实践。游击战术思想用在抗日方面,“九一八”事变至抗战爆发处于酝酿与尝试阶段,1938年1月汉口会议时初步形成,1938年底正式确立并在其后得到发展。     

稻熟·鱼肥·美酒飘香——奇妙的水族端节

水族端节习俗中,农耕稻作文化的特征,节日的时间、庆典活动内容等,都反映水族同胞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章阐微

《春秋》称＂郑伯克段于鄢＂,《左传》解释说是在谴责郑庄公没有尽到作为兄长的责任,甚至是故意养成母弟共叔段的罪恶,从而达到驱逐共叔段的目的,从道德上做了一个评价,但并没有揭示出庄公如此作为的背景及根本原因之所在。通过研究发现,春秋初年母氏（母亲及其家族）作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关系到国君之位的稳定与否,影响力非常之大。郑庄公所面对的母氏势力尤其强大,他对共叔段所采取的斗争策略是在与母氏力量的对抗过程之中逐渐形成的,反映了春秋初年政治斗争的态势,而《左传》的批评也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     

斯坦因1393号文书《晋书·列传》残卷跋

斯坦因一三九三号文书是《晋书》列传第十七、十八、二十、二十四的简编和节略本子,卷中保存了傅玄、傅咸、傅祗、傅宣、向雄、段灼、阎缵、庾峻、庾珉、庾敳、庾纯、庾旉、郭象、陆机等十四人传记,但均极简略。卷中"世"、"民"缺笔,且避"诏"讳,但不避"旦"字,推测应抄写于武后统治时期。     

章太炎与端方关系案

章太炎与端方关系的这桩公案,在同盟会时期是件大事,它涉及同盟会与光复会的分裂,对章太炎本人来说,也至关重要。本文试图将该案的始末作全面梳理,以揭示当时革命党人之间的派系纷争和章太炎的固执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