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厘金征收实物——“龙驹寨厘金局”银锭

咸丰三年（1853年）刑部侍郎帮办军务雷以缄奉办江南军务．为江北大营筹措镇压太平军的军饷．在扬州附近的仙女庙（今江都市江都镇）、邵伯等镇设厘金所,对上述镇的米市征收1％o的捐税,此乃厘金的开始。1％o货价银一两征收税额一厘,故名“厘金”。     

晚清厘金制度与厘金银锭

在存世众多的清代银锭中,钤有厘金字样的银锭占有一定的比例,而且类型多样,名称各异,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彩九）。本文试图通过对存世的众多厘金银锭形态的观察和比对,从社会经济税制的角度考察,对各类厘金银锭的种类、征收机构、铸造特色、地域特点等问题进行分析,从而探求清代白银货币在厘金征收过程中所承担的货币职能。     

清代新疆“道验”银锭漫谈

笔者有幸于2006年夏初在泉友处见到两枚清代新疆“道验”五十两银锭。初不以为然．看后便无法释手。现以实物为依据．借鉴前贤研究成果，结合自己研究体会，撰此拙文，以期涉足这一领域的爱好者共勉。     

近代新疆厘金制度始末

厘金作为晚清一种新的商税产生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最初作为一种临时的筹款方法,但从当时的社会经济和财政状况来看,它的产生又带有必然性。随着厘金制度的发展它逐步成为支撑清代末世的重要财政支柱。同时也给近代经济带来也极大危害。厘金制度也是新疆近代的税制之一,其在新疆的实施情况很特殊,对近代新疆的发展产生了独特而深远的影响.     

清代太湖县五十两银锭

中国用银作货币的历史由来已久,将白银按一定形状和重量铸造成的块状物,通常称之为银锭。清代是中国银锭铸造和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赋税均征收白银,政府支出及民问各地相互问的交易,也以银为主要货币,因此对银两的需用量很大。清代银锭是在清政府大力提倡“用银为本、用钱为末”的情况下迅速发展起来的。清代银锭按其大小,可分为大锭（五十两）、中锭（十两）、小锭（五两以下）及碎银4种。清代银锭流通广泛,各省自行铸造,商民也可委托各地银炉自由铸造。由于地域不同,铸造工艺流程不同,各地银锭的器形各异,形式多样,名称繁多。如山东、山西、安徽等地多为船形（形似倒扣的马蹄）,江西、甘肃、贵州等地多为方形,四川多为椭圆形,广东、广西主要铸行砝码形银锭,河南和宁夏等多铸行腰形银锭,牌坊锭（马鞍形）则是云南公估银的标准器形。由于清代银锭的广泛流通和分散铸造,致使清代银锭各种造型并存。但清代的五十两大锭,器形一般只有船形和方形两种。人们通常见到的多是两头翘起的船形元宝,习惯上即将其称作银元宝。笔者现介绍一枚清代安徽太湖县铸造的五十两银锭,与同好共赏。     

华亭出土的钱币和清代银锭

2003年6月2日。电信局施工队在县城南新街街口（税务局楼前）挖埋电缆线时,在距地表仅50厘米深处,挖出大量铜钱。县文体局和博物馆的同志经过7个多小时的挖掘清理．认为该批古钱币埋藏集中,窖内四周延伸开挖两米深处,除发现黄沙石砾、几根铁丝、铁铧碎片和几块陶片、瓷片外,无其它残物。此次出土的古钱币重约200公斤。     

清末民初 陕西厘金局及相关银锭实物概说

厘金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贸易征税制度之一。最初是地方筹集饷需的方法,又名捐厘。咸丰三年（1853年）刑部侍郎帮办军务雷以诫奉办江南军务．为江北大营筹措镇压太平军的军饷,在扬州附近的仙女庙（今江都市江都镇）、邵伯等镇设厘金所,对上述镇的米市征收千分之一的捐税,此乃厘金的开始。至同治元年（1862年）除云南（同治十三年设）和黑龙江（光绪十一年设）外,厘金制度已遍行于全国各地。     

清代广东盐税银锭“运同”考

鼠年岁末,收获清代广东盐税银锭“运同”方槽（砝码锭）。此锭铭文“运同、同治九年、二月谦受”,重379克。“运同”是清代盐税官名,广东潮州盐运分司运同,又称潮运同。广东方槽白乾隆中晚期铸行,至宣统年止,各朝唯同治年最少见,无论藩纹、盐纹①、关纹,存世仅以数枚计。“谦受”是银号名,     

上海新发现清代窖藏银锭、西班牙银元

1999年12月,上海市电力电缆公司下属单位恰尔斯安装工程公司领导将大沽路成都路口地下电缆施工中发现的10只银锭、467枚银元上交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部。据该公司负责人介绍,这批银锭、银元出土时装封在一只酱釉陶缸内,缸埋在距地表深近1米处,民工挖土时将陶缸碰破发现。     

清末四川盐课归丁盐税银锭浅论

盐业历代为官府专卖,盐税在国家财赋中占有重要地位。清代的四川盐政,主要实行专商引岸制,全省行销引盐④。但清中晚期后,专商引岸制逐步衰退,实施“盐课归丁”的州县陡增,票盐在社会中占有越来越重要地位②。引盐和票盐成为清晚期四川盐运的两大部分。本文拟结合清代四川盐课归丁历史,对遗存与归丁州县相关的盐税银锭试作梳理和探讨。     

清代上海地名银锭漫谈

两千年看西安，五百年看北京，一百年看上海。清早期，上海江海关的设立解除了海禁，开放了海区，大力拓展海上贸易，使上海逐渐成为国内外、南北方海上贸易的中转站。至清代中晚期，上海俨然已是全国的贸易大港和漕粮转运枢纽，被称为“江海之通津，     

河南商丘发现清代银锭

1999年 7月 ,河南省商丘市第二高级中学 (原商丘县第一高级中学 )教学楼工地发现 9枚银锭 (如图 )。现场已遭破坏 ,只见周围散存有不少碎青砖 ,估计该处为一座旧房基遗存。银锭就出在地槽内的泥水里 ,现存商丘市睢阳区公安机关。银锭中有 2枚呈船形 ,两端微翘 ,制作粗糙 ,每枚重约 2 0 0克。其中一枚上面模印有“长山县天合号”楷书字样。另 7枚银锭均呈椭圆亚腰形 ,每枚重量略有差别 ,一般枚重约 1 0 0克左右。其中 5枚银锭上面模印有楷书文字 ,如南阳县、杞县、万兴炉、益元和、吉兴等 ,从内容上可分为地名、钱庄商号、吉祥用语等。根据银…     

清代太平关银锭考释

太平关银锭,以前没有见过文字介绍,资料上面所能见到的只有《中国历代货币大系》中刊登的一品图片。并将其列入江西省部分。太平关银锭在中国银锭的发展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因其属地和背景复杂而实物又非常罕见。所以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本文结合实物和太平关的历史沿革,分析考证太平关银锭的归属。     

清代四川的贡院

贡院,也称试院、贡闱、贡场、棘闱等,是科举考试的专用考场。在科举形成之初,并没有专用的考试场所,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完备,贡院由无到有,至明清逐渐形成规制。     

试析清代四川的人口贩卖案

人口贩卖是伴随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大顽疾,这一丑恶现象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长河中从未禁绝。与其他皇天厚土所及之处元异,清代四川的人口贩卖十分猖獗,对当地人民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王朝在四川统治的稳定。     

清代四川文昌碑文与文昌信仰研究

清代昌碑的内容是极丰富的,它为今人研究四川地区的昌信仰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从碑的时间和空间分布体现出不均衡性的特点,反映了在昌信仰中存在着政策和时代的制约因素。我们也从碑中理清了昌星神与梓潼神分合的历史轨迹。     

四川彭山江口遗址出土清代铜钱研究

四川彭山江口遗址在2016—2019年度的发掘中,共出土清代铜钱65296枚,约占出土钱币总量的90.19%。按照性质可分为制钱、私钱、母钱三类。以宝川局铸钱为例,制钱的重量波动较大,与法定标准存在显著差异,并且清代晚期普遍存在偷工减料行为。私钱可分为铜钱和铅钱两类,私铸者通过减轻铜钱重量或以制钱模印铅钱的方式铸钱牟利。母钱在铸造工艺上与子钱存在显著区别,结合出土背景来看,宝川局母钱应具有流通属性。对出土清代钱币按照年号和铸地进行统计,发现出土钱币的历时性变化不仅反映了该区域清代货币经济中铜钱的流通特点,同时也反映了人口迁徙、银钱关系、交通路线对流通中所使用铜钱类别和货币形式的影响。     

清代前中期四川的贪案透视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史也是一部贪官污吏的历史，百姓深受其害。与其它皇天厚土所及之处无异，清代四川的官场极其黑暗，贪污成风，大案、要案迭起，四川百姓深为所累，民怨不断，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削弱了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     

《川康银锭》序

在中国的近代货币中,白银流通货币——银锭占有极为显著的地位,这些形形色色、形态各异的银锭之内,有一类主要流通于川康地区的椭圆形银锭又是银锭家族中的“大户”,它种类繁多,分布广泛,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税收制度等密切相关。然而长期以来一直未见有系统、深入地论述、     

从竹枝词看清代四川服饰

中国古代服饰史籍记载较多但大多是历代官服的描述,民间百姓服饰鲜有记载,四川地偏西南,四面闭塞,史籍对四川服饰记叙更是少之又少。今人大多是针对四川少数民族服饰的研究,如蓝勇先生对四川少数民族服饰深入的研究,阐明各族服饰地理分布及产生的机理,但对四川汉族服饰论及相对较弱,但他指出四川在明清时服饰化受移民化的影响。清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