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官窑——延安时期新华陶瓷厂瓷器研究

延安新华陶瓷厂创建于1942年,窑址位于延安城东十里铺,它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和管理下的第一座公营瓷厂,在历史上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本文拟就新华陶瓷厂及其生产的瓷器进行一些系统陈述,旨在推动该领域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一、新华陶瓷厂的创建背景众所周知,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很大进步,成为当时中国政治上最进步、文化上最活跃的地区。但是,边区的经济却比较困难。     

全国战斗英雄郅顺义

2005年9月6日,董存瑞生前战友、全国战斗英雄郅顺义,于当日凌晨走完了他87年人生旅程,在沈阳军区总医院病逝。早在今年春节时,沈阳的老战友、郅顺义在干休所的邻居吕哲民,已在电话里告诉我:“老英雄(数十年来战友们都这样称呼郅顺义)患胃癌住院了。”但听到讣告后,我仍然感到很突然,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这些天,郅顺义同志的音容笑貌、他的许许多多事迹,一件件一桩桩浮现在我面前。我有幸与郅顺义长期在一个部队、一个机关工作,在一个党组织生活,后来又多年在他的领导下工作,50年来,他一直教育、激励着我,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与郅顺义同志相…     

1O年祭

我成为一个没爹的孩子已经整整10年了。 最后见到我爸,不是在急诊室,也不是太平间,而是在火化场焚尸炉前。他静静躺在一个玻璃棺里,任我跪在那儿悲天怆地地哭喊、捶打,阴阳永隔。我泪眼婆娑,看不清他的模样,连最后一次抚摸他的机会也没了。     

我那被家庭成分“判了死刑”的恋情

他是军人。1960年认识他的时候他是一个小战士,而我也只是一个还在念书的小姑娘。那时他才参军不久,在贵州军区卫生营当了个小毛毛兵。上级派他们来我就读的八一学校帮助我们学生作体检,所以他就认识了同在八一学校当教师的我母亲。第一次见到他就是在我母亲的宿舍里,那天我从外面回来,看见一个面容清秀的兵哥哥坐在我家对着门的写字台旁边,看见我进去他面带羞涩地笑了一下,我妈让我叫他“叔叔”,这让我很不服气。     

印度会超越中国吗？

2005年,我在韩国参加一个国际编辑会议,期间撞见一位印度记者。我们成了好朋友：他幽默、博学、见解独特。我尤其羡慕他一口流利堪比任何土生美国人的英语,用词考究、旁征博引……只有一个问题：我听不懂!     

回忆抗战时期的吴国桢先生

吴国桢先生是个不平凡的人物。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算得上是一个为人民做事的官员;在国民党党员中,他算得上是一个爱国的、有民族正义感的人。 1932年11月至1938年10月,吴国桢在汉口任市长时,我在汉口和武昌念书。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1939年12月,他继贺国光任重庆市长时,我在重庆大学肄业进入社会,在报馆当外勤记者。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他担任外交部次长、中宣部部长时,我在     

《播种与结缘》

2013年6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收了一个向我学摄影的小徒弟叫王梓岳,他跟我去了西藏,在拉萨绐他过了11岁的生日,他随我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从东到西沿喜马拉稚山脉走了一趟,风餐露宿、高山缺氧自不在话下!他克服了以前的娇气,吃苦耐劳,用一颗童心观察自然并拍了很多精彩的照片。     

胡耀邦人格与政治道德

<正>我跟胡耀邦同志没有私人过从,甚至没有近距离接触过。但什么时候想起他,都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亲切之感。让一个只远远地看见他的人,对他感到亲切,在他逝世后二十六七年,越发感到他仿佛仍在身边一样亲切——这对于一个世俗所谓"大人物",我以为并不容易。那么这种亲切之感从何而来?从1949年往后数,我只在1955年到1957年这两三年跟他有过某种交集,但也是间接的,不过那一段生活经历对我个人影响深远,是忘不     

那年,我们是怎样赖掉右派帽子的

我岳父鲁显哲,1910年出生于鄂豫交界处的一个宗教家庭,后来在国民党部队当了个军医官。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家庭背景复杂,个人历史复杂,历次政治运动,他都要被当作斗争的活靶子拿出来折腾。于是,就成了身经百战、久经考验的运动油子。他曾经给我讲了他自己在1957年“整风反右”中一个故事,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一起走过的日子

一向觉得,他是一个与我水火不融的人。在体育上他胜我一筹;在学习上,与我针锋相对;在人际上,人气旺过我。想我小雨也是一代才女,跟他一起度过艰难的三年,越想越发毛,真害怕他抢走所有的老师。哼,我才不跟他好呢!     

恩师张锡祺：一个真正高尚的人

我于1953年考进安徽医学院（今安徽医科大学）,张锡祺先生时任学院院长,经常亲自给我们讲课;1958年我毕业时,先生亲自挑选我留校,并安置在他身边工作。1960年,先生积劳成疾,不幸辞世。在师从先生前后8年的岁月中,先生的品德、学问、业绩和他的人生追求,一直铭刻于我的心中。我的恩师,是一个道德文章皆高尚的人!     

我打谷志有

为了让自己觉得打一个被批斗者没错儿,我曾经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警惕他,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疏远他,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不敢面对他。三十多年来,我十几次回我插队的余家沟,想靠帮村里做些事,来减轻心底的负罪感。但这种罪责压着卸不掉,一直沉重。直到我觉得必须清算自己,才走进他的窑洞,为了那一拳,向他道歉。     

纫秋兰以为佩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平山县西柏坡村进抵北平。当远远看到古都城墙时,毛泽东激动了,他感慨地对同行的同志们说:"30年了,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此时,李大钊已经壮烈牺牲22年,他和他的忠贞     

真实的少奇同志

我多年在少奇同志身边工作,对他有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少奇同志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少奇同志有他自己的特色,不是很活泼,有一点内向,但是他对人很真诚。1958年5月,由乔木同志推荐我调去少奇同志那里。我那时在办     

与韩美林老师在一起的日子里

家里放了多张韩美林老师的照片,每每捧起欣赏,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搁浅的记忆便随着照片上的场景一幕幕回放…… 1983年1月份和4月份,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安徽画院副院长的韩美林两度来到界首县(今界首市)工艺陶瓷厂,深入生活进行陶艺创作并帮助开发界首彩陶新产品.我被时任县委书记李廷荣两次"点将",跟踪拍摄韩老师在界首期...     

他是讲究做人的

我认为,曾彦修是对党,尤其是对党在1949年后执政治国问题上觉悟得最早的人之一。他是讲究做人的,认为最重要的是做人,当做人与做党员发生冲突时,他选择做人。他就是这样一个人,非常值得敬仰和学习。我跟曾彦修是同时代的人,我比他长两岁。我们同在延安待了六七年,最初我和他都是做宣传工作的。我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被打成特务。他与田家英是同乡,当时他们都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知道我的经历。1952年后,他调到中宣     

我的老师林同济

林同济先生1980年11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访学时谢世,距今已近25年了。他是对我影响最深远的老师之一。他激起了我一生对精美英语散文的热爱,对莎士比亚的热爱,对国际政治的兴趣。虽然我没有他的照片,在我们1965年毕业的照片中,也找不到他的影子。他似乎是一个被历史遗忘的人了。     

《西行漫记》中的“许达”是谁

在1938年出版的《西行漫记》中,斯诺写的自序有一段称赞许达的文字:“最后,我还得感谢我的朋友许达,当我在北平最不稳定的状况下,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曾经跟我一块儿忠诚地工作。他不仅是一个第一流的秘书和助手,而且他是一个勇敢的出色的革命青年,现在正为他的国家奋斗着……”许达是一个化名,他的真实名字是谁,多年来一直鲜为人知。经证实斯诺《西行漫记》     

最后一次看望陈永贵

我最后一次拜访陈永贵,是1984年的初冬,11月下旬的一天。这时的陈永贵,已经是没有任何领导职务的一个平民百姓了。他住在北京木樨地的一座公寓楼房里。作为农家子弟,我从幼年时起就崇敬劳动模范。直到退休之时,仍然如此。看看他们那憨厚、淳朴的笑脸,听听他们充满泥土芳香的庄稼话,就感到亲近。对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劳模,总觉得他们就是自己的长辈。而陈永贵,我还没有看到他作为一个普通农民是什么样儿。从1972年夏天开始,十几年间,我多次采访他,1974年在大寨、昔阳住过一年时间,与他有一些交往。可惜,那时,他已经不是一般农民,政治上正处在节…     

回忆老友徐志摩和陆小曼

一、想起徐志摩 每当风雨,我眼前常出现徐志摩和陆小曼。 志摩和我同年。1931年11月19日,他去世的时候,我曾经在悼文中怀念他:“他36年的生涯,只是一个短暂的噩梦,他的生命也就是一首绝妙的好诗。他有时雄浑倜傥,飘然物外;有时也几乎无路可走,苦闷万分。但是一切烦恼和矛盾,总是被他那浑厚的气氛所和谐了。他无异具备印度洋般宽广的胸襟,青铜铸炼的骨格,我没有一支妙笔可以描写他那真的姿态。……他又像是崇高的山峰,狂风暴雨要摧击他,乌烟瘴气要笼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