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家庭结构变动分析

正从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可以看出,同2000年及之前一样,核心家庭、直系家庭和单人户是中国家庭户的三种基本类型,约98%以上的家庭户可归人其中。2000年以来,中国家庭结构变动主要表现为核心家庭比例明显下降,单人户显著上升,直系家庭没有降低反而略有增加。城乡家庭结构变动有别:城市核心家庭构成缩小,单人户明显增加,直系家庭稍有降低;农村核心家庭构成降幅较大,单人户提高,直系家庭上升。城乡二级家庭结构变动也不尽相同。2010年与2000年相比,中国家庭小型     

干部带头 整村推进——如皋市搬经镇焦港村扶贫工作调查

江苏省如皋市搬经镇焦港村,位于焦港河边的王石路两侧,是2000年由原三个小村合并而成,当时村级债务70多万元。全村有26个村民小组,3500亩耕地,总人口3100人,总户数1020户,建档立卡的贫困户46户,其中低保户24户,低收入户22户。为了帮助贫困户尽早脱贫致富奔小康,村党支部、村委会干部带头发展村级经济,领办合作社、     

“积户”与“见户”:里耶秦简所见迁陵编户数量

里耶秦简中对迁陵县编户数量有"积户"与"见户"两类不同记载。积户数多达五万余户,见户数仅有不到两百户。见户数是核验、钩校后确定的实存户数,反映的是一个时点(一个会计年度中的某一天)的户数;年积户数则是一年中每一天的实存户数的总和,反映的是一个时段(一个会计年度)的户数。秦始皇廿八年至卅三年、卅五年迁陵县实存152~191户,迁陵县编户人口大致为一二千人。     

七世纪后期至八世纪后期敦煌县人口结构试析——读敦煌户籍资料札记

日本学者池田温的《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一书辑录的唐代敦煌户籍,有59户是非绝户户籍。其中包括唐[七世纪后期]沙州敦煌县龙勒乡籍1户,周大足元年(701)沙州敦煌县效谷乡籍5户,唐先天二年(713)沙州敦煌县平康乡籍2户,唐开元四年(716)沙州敦煌县慈惠乡籍(抄录)6户,唐开元一○年(722)沙州敦煌县悬泉乡籍7户,同一年敦煌县莫高乡籍(草案)2户,唐[开元年代]沙州敦煌县籍(草案)1户,唐天宝三载(744)敦煌郡敦煌县神沙乡弘(?)远(?)里籍1户,唐天宝六载(747)敦煌郡敦煌县效谷乡□□里籍1户,唐天宝六载(747)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17户,唐大历四年(769)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手实16户。我国出版     

《元史·刘黑马传》“七万户”蠡测

元太宗窝阔台即位伊始即设汉军“三万户”分统汉军 ,《元史·刘黑马传》又有增立“七万户”的记载。以往学者对“七万户”的考证 ,皆认为是在“三万户”的基础上增置了四个万户 ,只是对四个万户人选的考证略有差异。实则“七万户”并非在“三万户”的基础上增置了四个万户 ,而是耶律朱哥、刘黑马率领的宣德、西京、河东方面军中增置了六个汉军万户。其中五人为张札古带、奥屯世英、夹谷龙古带、田雄、“纪侯” ,另一人待考。“七万户”增置于壬辰年蒙金三峰山战役之后     

明初户帖制度再探——以新见户帖为中心的考察

洪武户帖作为明代户口统计的原始档案,是研究明初户籍制度及财政制度的重要史料。然而,业已发现的户帖原文仅20余件,远不足于厘清户帖制度的全貌。甚至学界对户帖是否具有征发赋税的功能尚存在争议。新见《洪武五年潭州府湘潭县李祥户帖》为我们探讨明代户帖的运行实态提供了新的史料。结合该户帖与相关文献资料可知,一是户帖在全国的推行存在一个较长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二是明初不少地区施行单一的赋税科则,统计有田地的总数即可完成赋税的征发,户帖的赋税功能毋庸置疑。三是黄册颁行之前,明王朝并未在全国施行划一的赋税制度。     

李广俘获匈奴当户及其长子当户年龄考

古代中国人有为纪念重大历史性意义事件、吉祥事物而给孩子命名的习俗。汉飞将军李广在抗击匈奴、保家卫国的战斗中,曾俘获了一名身份为“当户”的匈奴官员,就给刚出生的长子取名为“当户”。本文通过对李广服兵役的年龄和结婚年龄以及李当户生年的考察,认为李当户生于李广俘虏匈奴当户的汉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卒年在元光元年至三年（前134至前132）,活了24-26岁。     

舞阳县发现金代官印

舞阳县文化馆现藏金代官印一方,厚1.5厘米,印面5.7厘米见方。通高3.2厘米,印、钮均呈梯形,铜质。印文为阳刻、“九叠篆”体“行军万户资字号之印”九字。共重五百五十克。印背扭右方阴刻“贞佑五年四月造”。上方侧面阴刻“行军万户资字号”七字。对于行军万户的官职同志们已多次考证不必赘述。八○年四期《河南文博通讯》40页永城县出土之金印为“九叠篆”体“行军万户人字号之印刀系大安三年(即公元1211年)所制。按金史:天德三年(公元1151年),以元帅府为枢密院,罢万户之官印到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金元官印

<正>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有两枚金元时期的官印,分别是金卫绍王崇庆二年(1213年)三月"行军万户傍字号之印"和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二月"征东宣慰使都元帅府经历司印"。这两枚官印未见于著录,对于研究金元官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现对两枚官印进行介绍和考释。一行军万户傍字号之印行军万户傍字号之印发现于韩国忠清北道忠州市中央塔面可兴里,1987年入藏。铜质,     

也谈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和长安三年括户——与孟宪实先生商榷

大谷文书 2 835号是一份研究唐代括户的重要文献 ,由文书来看 ,敦煌县在长安三年括户中的态度是积极的 ,李峤有关逃户对策的变通性建议在此次括户中也已被部分采纳。逃户的原籍地政府与逃户的寄居地政府 ,对于不同括户政策的态度很不一样 ;大地主在政府括户时的特别动向 ,主要不是表现在言论上 ,而是表现在行动上 ;逃户的发生会影响到原籍地的租税 ,而逃户发生的深层次原因是土地问题而非括户政策本身。     

用脚步传递党的温暖

正位于武汉市江夏区山坡街西南部的向阳二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50户119人,村子现居住的100多户人口中大多数是70岁以上的老人。2017年,我接受汉阳区教育局组织安排,来到江夏区山坡街向阳二村驻点扶贫。三年来,带领向阳二村全体驻村扶贫工作队员,奋战在扶贫攻坚工作最前线,以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态度诠释着奉献的真谛,用     

旅順博物館藏唐户令殘片考——以令文復原與年代比定爲中心

旅順博物館藏大谷探險隊收集品LM20-1453-13-04文書是一件有關聽養、析户、爲户規定的法典殘文。本文從資料的比對出發,以令文的復原與年代比定爲中心,嘗試給出令文復原案,考訂此殘片内容爲唐《開元三年令》户令的三條殘令文,並從寫本學的角度發軔,對照已知敦煌唐令寫本,對其書寫格式和寫本性質作出探討。     

人口普查是谁首创

洪武三年(1370年)11月,明太祖朱元璋曾对全国人口进行过一次声势浩大的点闸对比,给每户编制户帖,帖上首印钦奉圣旨,填写户主及家庭成员基本信息,还备附注事产、户别等项内     

略论走马楼吴简中的户品

吴简中的普通民户按财产分为上品、中品和下品三个等级,而一些赤贫户则被划在这三个等级之外,称为“下品之下”。吴简中的“调”,情况比较复杂,目前既无资料证明吴简中大量存在的调布、调麻、调皮等记录与户品有关,也没有证据证明户分九品之说。当时“下品”及“下品之下”户非常贫穷,官府可能有意安排这些民户从事“给吏”、“给卒”之类特殊徭役并减免其赋税负担。起初未必有歧视他们的用意,但具有特殊意义的“吏户”、“兵户”,可能却由此在三国后期逐渐形成。     

亲情聚合了三个残缺的家庭

南京有一个由三代四口三家人组成的特殊家庭,在这个家里,妈妈黄小红坚强而乐观地培养着两个孩子——特殊家庭的特殊教育南京市玄武区,有一户由三代四口三家人组成的特殊的家庭,在漫漫的人生岁月中,淦释着母爱的真实含义。这个家庭的顶梁柱是一位年届40,略显瘦小的知识女性-黄小红。     

唐朝的人口和耕地

自统一全国以后,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唐前期的户口数逐渐上升。武德年间,全国有户200余万,贞观初年增加到300万。705年（神龙元年）全国有户615万多,人口3714万。开元、天宝时期,人口上升的速度更快。755年（天宝十四年）,全国户增至891万多,人口5291万多。这一数字是唐代最高的人口统计数。     

三兄弟打铁

很早的时候,户撒坝子有一户人家,家里有三个弟兄和一个善观天相、晓知阴阳的老父亲。有一天三个儿子对父亲说:“常言说,户撒坝子瘦又薄,一穗谷子结三颗,庄稼不好,日子难熬。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老父亲用眼晴把三个年富力强的儿子打量了一番,嘴里不说心里在想:是啊,得给他们找个出路了,于是他闭起双眼,口中念念有词,过了好大一阵,才慢慢睁开眼晴对儿子们说:“好日子要自己挣,靠别人得来的幸福是不会长久的。今天晚上你们兄弟每人拿一     

鸦片与汉流和土匪

我小时候听老团总段成三讲：民国初年宣恩县种鸦片很普遍,田土较多的户每年可收获烟土一二百斤,一般的人户也收几十斤。成后年,约在民国二十六年（１９３７年）左右,我亲眼所见,宣恩长潭河一带仍有４０％的人户种鸦片。直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仍然有人在深山老林辟地偷种。种植既普遍,吸食的人也很多。豪绅地主大都嗜吸成性,一般人也多吸食,连妇孺当中也有因病吸食而上瘾的。据民国《湖北县政概况》记载：抗日战争前“宣恩县吸食鸦片的人数超过全县总人口的一半”。种鸦片的多,吸鸦片的多,经营鸦片生意、开设烟馆和长途贩卖…     

20世纪初梅州的农村社会经济管窥——以梅州大侠廖安祥的少年时代经历为中心

梅州大侠廖安样1907年出生于梅县丙村的三乡黄坳村。廖安祥回忆说：“我的家乡是在梅县丙村的三乡黄坳村,黄坳村有百户家人,是个山村。这山村离丙村相当远,是山区中偏僻的乡下。”黄坳村离丙村墟大概有45华里,“是在山区,层峦叠嶂,山高林密,它和大埔县的银溪乡,隔岭相望,实在是个穷乡僻壤。”     

里耶“户隶”简与秦及汉初附籍问题

秦及汉初附籍问题是户籍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过去由于材料阙如,未有探讨。据近年刊布里耶"户隶"简、岳麓秦简等相关材料,"户隶"之"隶"是民,非以往认为的罪隶、奴隶、眷属子弟等。"户隶"指民不"为户"者,将户籍依附于他户主名下,是为附籍。秦及汉初附籍现象的成因主要有三点:一、因年龄问题不立户而为附籍;二、无户籍无归属的女子重新编入户籍成为附籍;三、因"名田宅"制度的执行问题,一些民无法占有田宅便可不"为户",附籍他户主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