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千亩”地望考

文献记载中的周代"千亩"有二:其一,周宣王千亩之战中的"千亩",其地望在西周都城附近,即今陕西省境内;其二,晋穆侯千亩之战中的"千亩",其地望在晋国,即今山西省西南部。前者"千亩"之地名是随周人从后者迁移而去的,并且两地都与周人农作文化有关。     

佛前供品及其他

佛前点灯是藏族僧俗经堂礼佛的一种仪式,而佛殿佛堂又是进行这一仪式的主要场所。除寺院和佛殿外僧合和居民家中均设有佛龛或佛堂。宗喀巴及其美妙的梦境 公元1409年,宗喀巴在今达孜境内创建了甘丹寺,并驻寺纳徒弘扬佛法,从此形成了藏传佛教的一个新教派--格鲁派(意为"善规")。宗喀巴,格鲁派的创始人,信徒尊称其为"杰仁布钦"即"至尊宝",称建在甘丹寺的宗喀巴灵塔为"金灵塔",信徒以能朝拜供养为幸。 格鲁派的许多教义以及众多宗教礼俗都与宗喀巴大师有联系,本文所谈酥油供灯也不例外。     

杰姬 代孕妈妈

她替4对不孕夫妇先后生下了5个宝宝,而她自己则是6个孩子的母亲2005年12月30日,40岁的杰姬·史密斯生下了自己的第11个孩子,这也是杰姬的第5个"代孕宝玉",由此打破了此前英国最多产的代孕妈妈赫洛所保持的纪录。杰姬是英国埃寒克斯地区一名普通的超市员工,1990年代初期,颇有爱心的杰姬注意到,不少不孕夫妇想要有个孩子却又无能为力,她便萌发了帮助他们的念头。但直到1996年,     

“黄豆二斗”石牌释文辨误

<正>曹操高陵出土名物石牌约六十余枚。其中,有一枚诸家释作"黄豆二升"的石牌,久见讨论,成为石牌中最著名之例[1]。然而,重新审视石牌铭文,"黄豆二升",实际应是"黄豆二斗"。铭中之"■",悉如《石门颂》之"■"与中山内府钫之"■"形,实乃"斗"字。而先前误释的"升",《孔宙碑阴》作"■",《熹平石经》作"■",洛阳武库锺作"■",显然与石牌铭文不同。实际上,区分"斗"、"升"二字的简单办法,即在"斗"     

甲骨文“即”、“既”补释

"即"、"既"是殷墟甲骨文中一对常见的字。一般情况下,"即"从"皀"从"卩",像跽坐之人就食之状。"既"从"皀"从"旡",像人食毕口转向身后之形,二者区别明显,很早就被考释出来。但甲骨文又有其复杂性的一面,同一个字有多种异构存在。过去或因对文字构形认识不准确,或甲骨图版模糊不清等原因,常有把"即"误释作"既",也有把"既"误释作"即"的情况。本文从"即"、"既"最常见的形体出发,结合相关甲骨卜辞辞例,对"即"、"既"二字的构形加以辨析,并对与"即"、"既"相关的文字做出新的考释。     

疑尊、疑卣及“栗成左”戈铭文补释

疑尊、疑卣铭文开头人的名号应释为"中義子父",金文中偶尔有这种"伯"、"仲"、"叔"、"季"与"父"之间有二字的名号。疑尊器底铭文第一行"于"下的字应依李学勤先生释为"卜",其写法与甲骨文中部分"卜"字相同,这可能与器主是西周早期商遗民有关。"卜鄂侯于盩城",即通过占卜的方式让鄂侯到盩城建都。铭文第二行的■字,释读尚需进一步探讨。《记一件新见铭文铜戈》公布的齐国铜戈,铭文第一字当释为"栗"。"栗成"即"栗城",盖即秦汉时之栗;后世之"栗城",在今河南夏邑县。此地在前286年后数年间曾短暂属齐,此戈可能即此时齐国铸造。     

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

由于在民族史和书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而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两块碑刻,即爨(音篡)宝子碑和爨龙颜碑。过去的金石学家和书法家习惯把前者称为"小爨",把后者称为"大爨",合称"二爨"。所谓大、小,根据的是碑身的高和宽,如果按立碑的年代来说,则小爨早于大爨五十多年。     

《齐物论》、《中论》之比较

庄子的《齐物论》集中体现了道家思想的精华,龙树的《中论》开启了大乘之中观学派。对于"道"的体察,庄子继承了老子以无为本之说,表达了"道通为一"的观点,而龙树则立足于"空有不二",主张即体即用。两论都表现出了极强的解构性及趋向终极境域的态势,在体察"道境"、理解"道言"等问题上,也有很大的相似性。     

曹操高陵出土石牌“玄三早绯”“勳二绛绯”补释

正2016年10月,河南安阳市西高穴村曹操墓的出土资料在《曹操高陵》(1)一书中公布,该墓出土的具有"遣策"性质的66块有铭石牌,早已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其中两块六边形有铭石牌M2:335与M2:254整理者分别释为"玄三早绯""勳二绛绯",但未作详解。我们认为两牌铭文"玄三""勳二",应即《礼记·杂记上》"鲁人之赠也,三玄二纁,广尺,长终幅"(2)之"三玄二纁"。考古出土的与"玄纁"相关的资料十分罕见,目前所见仅有河南洛阳市西朱村曹魏汉墓中出土的石牌M1:164"玄三纁二",(3)与曹操高陵出土的石牌形制相似,内容也相关。     

早

《道德经》中说,之所以世上存在"善",是因为人们感觉有"恶"存在于世。我看这时间怕也逃不出相对而生的定律,有了"晚"的概念,"早"也就自然而然产生了。所谓"早"与"晚",似乎都可以看作不在常规时间的范围内,即"不合时宜"的代名词,然而人们总是偏爱前者。     

日本關西大學圖書館所藏《二李唱和集》識小

《二李唱和集》爲北宋李昉、李至唱和詩集,吴處厚《青箱雜記》卷一云昉"晚年與參政李公至爲唱和友,而李公詩格亦相類,今世傳《二李唱和集》是也",即指此書而言。此書爲今存宋人最早之文學總集,在文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宋史》卷二〇九《藝文志八》曾著録"二李唱和詩",後即罕傳,殆已亡佚。日本江户時期京都崇蘭館猶有宋本傳世(《經籍訪古志》卷六著録),並曾     

段玉裁“二名不徧讳说”辨正

<正>清代经史校勘,名家辈出,何(焯)、惠(栋)、卢(文弨)、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丁(杰)、黄(丕烈)、顾(广圻)、孙(星衍)、阮(元)、俞(樾)诸氏,皆一代名家,成就斐然。然而有趣的是,他们之间对同一对象的考校却可能有着完全相反的结论。他们之间的一些论辩,至今仍迷雾重重,莫衷一是。其中较有影响的一个公案就是段玉裁、顾千里二人对《礼记》"二名不偏讳"文字是非的论争。围绕着"不偏讳"与"不徧讳",后来又有王     

“金秋”与颜色无关

正清人魏源《华山诗》中云:"金秋严肃气,凛然不可容。""金秋",是我们平时常见的一个词汇。有很多人望文生意,认为"金秋"即指"金色的秋天"。其实,这是一种误读。古人把世间万物看成由金、木、水、火、土构成。"金秋"之中的"金",其本意是指的就是我国古代"五行"(木火金水土)中的"金",而并非指"金色的秋天"。我国古代哲学家认为:阴阳二气加上木火金水土这五种物质是构成大千世界万物的元素。古代阴阳家们还     

近出金文词语考释两则

本文对《史惠鼎》、《(?)钟》中的两处字词进行了考释:把《史惠鼎》中的"褐化(?)"读为"遏过去怒",是遏止过错,除去怨怒之意;把《(?)钟》中的"埶"读为"杰",是杰出人材之意。     

比利时所见清"粤海关外洋船牌"

笔者在布鲁塞尔留学期间结识了国际著名的海洋考古学家杰佛瑞先生.在杰佛瑞先生处藏有一份中国清代海关文件,文件的标题是"粤海关外洋船牌",用现代术语讲就是中国海关进出口船只的报关单.     

关于苏区

苏区是指是采用"苏维埃政权"组织形式的地区。"苏维埃"一词系俄语汉译,意为"代表会议"或"会议",即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党纲就明确表示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党的"二大"后又进一步提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思想。中国第一个苏区诞生于1927年11月。南昌起义失     

聚落与交通视阈下的秦汉亭制变迁

秦汉文献中的"十里一亭""十亭一乡",是真实存在的制度设计。亭的设置原则一是不能远离聚落,二是不能脱离交通。邮亭主要设置于京师与郡国、郡国与县邑的主要交通沿线,乡亭主要设置于聚落附近和郡国辖域的次级交通道路。乡亭、邮亭的辖区称"亭部",随着亭部人口的增长和耕垦的需要逐渐形成新的聚落,此即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和三国吴简中的"丘"。新的聚落称"丘"而不称"里",说明"丘"是按地域命名的,而非乡里行政组织。丘的形成既有邑居之民外迁的路径,更有移民在国家赋民草田、赋民丘地等安置政策下通过"占垦"而聚居的渠道。随着东汉地方管理体制的变动,亭部开始对辖域内散居的聚或丘行使乡部治权,出现亭部—丘的隶属关系。亭部退出历史舞台后,丘划归所在乡或另设乡统一管理,形成乡—里、乡—丘不同的管理体系。秦汉以来以联户为目的的乡里组织在聚与丘的浪潮下逐渐松动,聚落逐渐演变为地域单位,表明国家对丘的管理已经放弃了以"里"为基础的乡里编制和多重监管的传统。乡里行政编制虽然犹存,但广大乡村行政权力弱化的历程已经开始。     

《尚书·尧典》“庸违”考

《尚书·尧典》中"庸违"一词当释为共工之名。其理由有三:一,庸违即康回,《楚辞》中记载"康回冯怒",与历史传说共工怒触不周山相吻合。二,远古时期,江淮荆楚之地的庸人,即"庸违"名称在后裔中的直接遗存。三,从上下文语境而言,"庸违"释为共工之名,文从字顺,意义明了。     

清代的铜活字

我国发明活字印刷术最早,而在我国印刷史上雕版却常占上风,活字板只不过居于次要地位。这是与欧洲各国不同的地方。我国流行的非金属活字多为木活字,而金属活字则以铜活字为主。铜活字或称"活字铜板",或称"铜字板",或名"聚珍铜板",亦名"铜摆板",又简称"铜板",有时简写为"仝板",或"同板"。明代在江苏南部与福建芝城(即建宁府城)、建阳一带较为流行。清代铜活字大家所熟知的有内府印的《古今图书集成》,至于民间是否有铜活字,过去藏书家很少注意,有的甚至说几乎是没有的。现在就谈谈清代的铜活字:     

有儿簋释读及相关问题

本文主要讨论河南上蔡郭庄王金鼎1号春秋楚墓出土有儿簋铭文中"洹"字读法及相关问题。簋之时代,从其铭文字体和有关辞例,同出铜器、陶器等看,似以定在春秋晚期前段为宜,而非春秋早期。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目前所见两周金文中"桓"字,或写作"■"、"■",而未见有写作"洹"者。相反,金文和楚简中却有"宣"写作"洹"的例证。因此,将"洹"读作"桓",谓"陈洹公"即"陈桓公",不当,应读为"宣","陈洹公"即"陈宣公"。由此可对洹子孟姜壶"洹"字的读法重新加以审视。以往多读"洹"为"桓",谓"洹子"即《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的"田桓子"。据簋铭及清华简《系年》等新出材料来看,壶铭的"洹"应即"宣","洹子"即"宣子",而非传统认为的"桓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