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夷夏东西说

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与岳石文化之间存在着一个文化断层 ,也就是说 ,它们是先后由两支族属不同的先民留下的遗存。岳石文化无疑是夏代的东夷文化 ,那么山东龙山文化就不可能也是东夷文化。先夏无夏 ,亦无东夷。事实上山东龙山文化是融合组成二里头文化的源头之一。夏代时在今冀鲁豫皖地区夏人居西、东夷居东、先商居北、淮夷居南 ,夏人与淮夷联姻联盟 ,先商与东夷关系密切 ,这就是夏代夷夏东西的战略态势。一直要到商代中期 ,商文化才开始进入山东地区 ,经过商周时代的征尸方、征东夷后 ,华夏族大举移民东方 ,东夷才逐步地融合到华夏族中来 ,表现为岳石文化的东夷文化终于完全消失了     

从夏文化的礼器探讨夏族的起源

二里头文化三期以前墓葬中常以觚爵。备作为随葬品,而且多成套出现。邹衡先生说：“触、爵（益与触、爵、两种不同的组合,应该是代表了夏、商两种文化不同的礼俗”①。二里头文化的陶、铜出现在第四期,又是来自海岱地区的岳石文化,并且是大汶口文化及海岱龙山文化陶器的嫡系后裔。笔者曾根据这个事实,推断出先商文化来自东夷,并认为二里头文化四期已经进入商代,夏、商文化的分际就在三四之间③。在传统上几乎已成定论的一种说法,认为夏族是华夏族的主体,属于中原部族,居住在黄河中游。它与黄河下游的东夷和江汉一带的苗蛮并为上古…     

试论华夏与东夷集团文化交流及融合的地理背景

试论华夏与东夷集团文化交流及融合的地理背景王青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是我国古代同处黄河中下游的两大民族,由于它们的事迹构成了古史传说时代的主要内容,因此其历史可上溯到史前时期,这已是多数学者的意见。从史前到早期文明时代（新石器时代———商周）,华夏与东夷...     

试论马桥文化鸭形壶的来源与传播

此文首先通过马桥文化鸭形壶的特征与中原二里头遗址发现的一件鸭形鼎相比较,指出尽管两地的器物整体造型相近,但检索二里头文化至今鸭形鼎仅出土过一件,显然不是其典型器物,也非当地固有的文化传统。考虑到马桥文化与中原夏商文化存在着文化因素的相向互动,因而作者推定二里头遗址的鸭形鼎有可能是接受南方文化影响的一个表现。既然二里头的鸭形鼎应来源于马桥文化,那马桥文化的鸭形壶来源于何处呢?文章首先通过马桥文化中鸭形壶与良渚文化中的皮囊式壶和鸟形提梁壶比较,指出两者特征有异,另外,依据新的考古资料,在时间上,马桥文化与良渚文化之间尚有钱山漾一、二期文化的过渡阶段,而在此过渡阶段至今尚未发现类似的壶,故此,作者认为马桥文化鸭形壶起源于良渚的观点是值得斟酌的。次而,文章还特别讨论了另一代表性观点,即马桥文化的鸭形壶来源于浙南闽北地区以江山肩头弄期第一单元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作者围绕三个方面即长江下游地区特定的自然环境和马桥文化的陶质陶色以及鸭形壶的纹饰特征展开讨论,最后,作者认为,马桥文化的鸭形壶当是那个时期当地先民对鸟禽崇拜的意识,结合了太湖地区与南方地区的文化因素,而在马桥文化分布区内所发展创造出来的新器类。文章第三部分,是重点讨论马桥文化的鸭形壶向周围扩散的问题。作者通过对马桥文化鸭形壶中B型(原发掘报告将鸭形壶分为A、B、C三型)的详加分析,认为该文化中圈足鸭形壶的产生时间当早于假圈足和圜底或凹圜底的鸭形壶的产生时间,因此从浙西闽北的肩头弄仅出有凹圜底鸭形壶来看,恰恰说明它应是受到马桥文化影响的结果。在马桥文化之后,作者又通过对安徽潜山薛家岗、特别是福建闽侯黄土仑和光泽池湖商周墓葬以及江西鹰潭角山窑址中出土的一些近似于鸭形器物,从而认定马桥文化在创造出鸭形壶之后,向西北传播到了中原地区,并且在传播过程对皖西南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同时在其与南方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又传播到了浙南的肩头弄类型,并影响到了闽北直至闽南。后来又对赣东北和闽西北地区产生了影响。马桥文化中鸭形壶的来源、去向和传播诸问题是南方早期文明探索过程中大家颇为关注的热点课题。从去岁以来,仅《南方文物》就发表过多位学者的研究论作,这次我们又再次刊发此文,目的是借以倡导百家争鸣的良好学术氖围。随着各地考古新资料的不断出土,学术争论的不断深入,相信接近或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结论必定越辩越明。     

安吉越文化遗存研究

安吉境内有着丰富的越文化遗存,是越文化分布的重要地区。古城遗址以其整体保存完整、城址面貌清晰、文化内涵丰富而成为浙江境内已发现的仅有的两处越国城址之一;龙山、笔架山墓群以其墓葬数量众多、排列有序、规格之高而成为太湖南岸地区分布最为密集的越国文化墓群。由此,充分证明在先秦时期,安吉是越国一个人口稠密、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重要区域。本文根据多年来的考古调查,结合考古发掘资料,对安吉越文化遗存作一深入分析和研究。     

也论二里头类型二期遗存的变化——兼与王克林先生商榷

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第一期和第二期是同一种文化连续发展的不同发展阶段。二里头类型主要来源于豫西南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后羿属于东夷,而非西夷。     

文化冲突论视角下二里头文化城址变迁

"文化冲突论"认为文化常常带有自身远比其他文化优越的价值取向,文化冲突的结果会催生新的文化模式和类型。冲突往往发生在文化的断层线上,文化的认同和差异是世界格局演变的基本根源。本文以龙山晚期至二里冈文化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动态变迁为背景,从"文化冲突论"的视角着重考察二里头文化城址变迁背后的原因。二里头文化城址出现在该文化不同时期分布区的边缘地带,是其兴盛时期向外扩张的据点和攫取资源的中转站,也是衰弱时期坚守的最后底线,城址的最终废弃是文化格局改变的结果。     

两周时期东夷的华夏化探讨

西周时期,随着以齐鲁为代表的华夏诸侯国在海岱地区的封建,夷夏之间的交流互动日益密切。通过两周时期夷夏间的战争、政治经济往来、通婚以及文化的交流,东夷的华夏化进程加快,至战国时期,整个海岱地区都纳入到了华夏文化圈的范畴。     

系统研究黄河中下游先秦考古文化交往的最新力作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河洛地区和海岱地区先秦考古文化编年序列的逐步建立,很多学者开始对华夏和东夷集团的文化交往做全新阐释,但直到90年代后期,当学术界转向新一轮的文明起源研究热潮之际,仍未出现一部系统研究黄河中下游先秦考古文化谱系及其对应关系的专著。使华夏与东夷集团的文化交往,以及文明起源等更深入的研究缺少详细准确的年代对应框架。最近出版的郑州大学历史学位考古系靳松安先生的大作《河洛与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可以说很适时地填补了这一空白,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系统研究黄河中下游先秦考古文化交往的最新力作——《河洛与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读后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河洛地区和海岱地区先秦考古文化编年序列的逐步建立,很多学者开始对华夏和东夷集团的文化交往做全新阐释,但直到90年代后期,当学术界转向新一轮的文明起源研究热潮之际,仍未出现一部系统研究黄河中下游先秦考古文化谱系及其对应关系的专著,使华夏与东夷集团的文化交往,以及文明起源等更深入的研究缺少详细准确的年代对应框架.最近出版的郑州大学历史学位考古系靳松安先生的大作《河洛与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可以说很适时地填补了这一空白,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试论岳石文化北向发展态势

岳石文化在山东以北地区的发展态势,学术界向有歧见。本文通过对考古资料的深入分析和对比研究,认为岳石文化在渤海西岸持续北上至唐山一带,在东侧则是从胶东半岛渡渤海海峡北进辽东半岛南端。其北扩态势既有历史渊源,也因中原地区强大的二里头文化的挤压和豫北冀南先商文化的崛起。岳石文化这种北向扩展的态势收缩于二里头文化晚期,当与夏末夏桀东征东夷有关,而与中商时期的仲丁东征东夷无涉。     

二里头文化向南方的传播

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地点可分为九个区。分析这些遗存的年代、文化性质及分区可知二里头文化南传的路线和时间,而传播方式在不同时期和背景下有所区别。二里头文化的南传开启了南方地区古代文化宏观上伴随中原地区文化变迁的新阶段,南方地区也以此纳入了以中原地区为主体的历史体系。     

论湖广地区的越文化与杨越的关系——兼与朱建中同志商榷

在湖南湘江流域、广东西部、广西东部这一辽阔地域内发现的先秦越人墓所反映出的越族青铜文化,具有许多相同的文化特征和浓厚的地方色彩,这早已受到考古学界的瞩目。然而,对于这些地区越文化的具体族属,过去一直缺乏综合性研究。近来,朱建中同志在《试说湖南先秦文化与西瓯的关系》一文中,把这一广大地区的发现联系起来探讨其族属,颇有见地。不过,他认为包括湖南境内在内的越文化的族属当为古代的西瓯,这一点似还值得进一步讨论。本文认为,从目前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来看,无论是湖南还是广东西部、广西东部的越文化,都是百越之一支——杨越创造的。     

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东方

文章利用聚落考古资料对二里头文化不同时期东方地域内人文地理分布格局的演变做了概述,分析了造成这种格局的背景和深层原因,尤其对于二里头城址的设置和废弃做了深入剖析。二里头文化东方空间内涵的不断转变,正是二里头和东方族群复杂关系的折射,进一步厘清了东方地区在二里头国家形成、鼎盛、灭亡的不同时段的地位和作用。     

从考古视角看江西东周时期历史

本文从考古发现的角度审视江西地区东周时期的历史变迁。江西从西周时期就与吴越地区有较为密切的联系。至少在春秋中期,吴越就将其疆域扩展到江西。春秋晚期,楚国势力也进入江西。在越灭吴后,江西长时间在越国的统治之下;直到战国晚期,楚国再次进入江西并取代越国的统治。江西在吴楚越的经营开发下获得较大发展,为成为秦汉统一国家的豫章郡打下了基础。     

二里头文化时期江淮分水岭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浅析

本文通过分析二里头文化时期江淮分水岭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年代、构成等问题指出,这个时期,作为地理上南北分界的江淮分水岭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在地域上主要发现了来自其东、西方的考古学文化影响。二里头文化和岳石文化进入该地区后,可能由于本区域先前已经历河南龙山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等考古学文化的涤荡,因而没有遇到本地土著文化的有力反抗,从而使江淮分水岭地区处于这两大强势文化影响构成的旋涡之中。而长江中、下游的文化也对该地区施加了一定的影响。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本地的土著文化因素并没有消亡,而是保留和生长了下来。     

从后羿代夏论二里头二期文化的变化

后羿非"东夷",而是"西夷".二里头类型中心所在的伊、洛地区的早期文化不见鬲、甗与陶器,说明二里头类型文化的源流不是受到东边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而是受西边山西龙山和东下冯类型文化的影响所致.     

试论广西地区先秦至汉代考古学文化变迁——兼论汉代合浦的历史地位

先秦时期,广西地区主要是"西瓯"、"骆越"的聚居地域。西瓯、骆越有着独特的文化传统,商周时期受到岭北青铜文化的影响,开启了广西青铜文化的缓慢发展。至战国时期,由于岭北楚、越系青铜文化大量进入,促使广西西瓯、骆越青铜文化得以快速发展。秦汉时期,广西考古学文化面貌又发生较大变化。从广西先秦至汉代考古学文化变迁看,本地文化是受到楚文化、秦文化、汉文化的影响而发生重大变化的。发生变化的历史背景,是与岭北越人的南迁、秦征岭南、汉武帝平定南越有直接关系。汉武帝统一岭南后,加大了对岭南的开发,北部湾地区成为当时面向海外的战略要地,开通了汉王朝对外交流与贸易的国门,而合浦、徐闻、日南则成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的重要港口。     

青铜时代早期东南沿海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和年代关系

通过对青铜时代早期中原地区的新砦、二里头文化与同期环太湖东南沿海地区的马桥文化陶器的比较分析,可知二者间早在新砦文化时就已存在较为密切的交流。两地间的交流基本上以马桥文化吸收来自中原地区的先进因素为主。马桥文化早期大致相当于新砦文化和二里头文化阶段,马桥文化早期与中期之交大体处于二里头文化四期之内。从考古学的角度,印证了历代相关文献对大禹或与大禹有关传说事迹在江浙一带的记载,说明在夏代早期阶段,夏族人群已经影响到环太湖东南沿海一带,并与当地先民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文化交流。     

论西汉南越国时期的高等级墓葬

目 次 一 岭南秦至西汉南越国时期高等级墓葬综述 二 西汉前期东瓯、闽越、长沙国与先秦越国高等级墓葬举要 三 南越国高等级墓葬形制特点与族属探讨 四 余论 岭南在先秦时期主要是南越、骆(雒)越、西瓯等越人族群的势力范围.公元前333年楚败越之后,除了偏居浙东南的东瓯,长江中下游地区多是楚文化的势力范围.而五岭阻隔下的岭南,还处在各有种姓、自有君长的百越时代.体现在考古学文化上的,是以几何印纹陶器和原始瓷器、越式青铜兵器和工具、底铺石子或有腰坑的竖穴土坑墓等为突出特征的传统越人风貌为主,但楚文化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已不断逾岭南下,影响着岭南越人的固有传统,如大量楚式青铜器的出现,正是岭北楚文化南下的表现.真正使岭南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是秦征岭南和汉平南越这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公元前214年秦定岭南,置南海、桂林、象三郡,将岭南纳入秦帝国的政治版图.公元前207年秦亡,南海郡尉赵佗趁乱自立为南越武王,定都番禺(今广州),建立南越国.公元前111年汉武帝重新统一岭南,自此不仅使岭南从政权统治上重新归属中央王朝,而且从经济、文化上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也渐趋统一,成为华夏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中原汉文化裹挟着荆楚文化迅猛南进,并与当地越文化角力、最终融合一统的时期.本文拟从辨析秦至西汉南越国时期高等级墓葬的丧葬习俗和文化内涵上考察这一历程,藉此更深刻地理解秦汉岭南华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