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界的“老黄牛”——怀念原文联秘书长、著名书法家陆石

一大早接友人电话,告知陆石同志去世了,惊得我半天回不过神儿来。真是太突然了。前些日子去看他,还好好儿的,那天他谈兴很浓,谈到胡乔木、田家英、何其芳、周扬等很多老领导、老朋友。他慢条斯理,话语中充满了深情。我离开时,他还送了我一册《陆石诗书集》。现在怎么一下子就去世了呢!当我赶到陆石同志家时,他的夫人赵中同志,一位自控力极强的资深编辑,已悲痛地说不出话来;女儿雪梅也泣不成声,陆石同志平日坐的沙发也空荡荡的了。     

温济泽临终给自己定位:“我是一个好党员”

1999年4月16日晚7点多,我正在看新闻联播,于光远同志突然来电话,问我知道不知道温济泽同志去世了。他说,听说是在凌晨一点钟左右去世的,但他还没有核实。我立刻给温济泽的夫人钱家楣打电话,果然,老温已经不在世了。两三个星期前,我听说他因为肺炎住院治疗,还说要去医院看望他。家楣同志说,因怕患者再感染,医生不允许现在去探视。我说,什么时候让看了,告诉我一声。没想到转眼之间天人永隔,竟与老温永别了。家楣同志告诉我,一直到去世前的七八个小时,他的头脑还是很清醒的。15日下午四五点钟,他让家楣给青年出版社编辑吴晓梅…     

告别李普老友

2010年11月8日,本刊编委李普因病去世,特发此文悼念。小我一岁的李普老友去世了110月23日我和老伴到医院去看望前,才从女儿处得知,去年他就患了癌症,却没有住院治疗,真是伤感得很。我们七十多年的交情,尤其晚年的心心相印,在2006年为他的《自选集》写的序言“老来随心所欲之”中（此文在《炎黄春秋））2006年第4期发表）有一些叙述。《自选集》尚未能出版,此序可作为沉痛悼念之文,望他在天安息。     

梁漱溟:最后一个儒家的侧面

朋友聚会处就是我的家我是1928年出生的,父亲(注:梁漱溟)则是1988年去世的,从表面上来看,我的生命与父亲的生命在时间上有60年的重叠。但是实际上却不是这样,从我记事起一直到我20岁,父亲是很少在家的,在当时他的眼中,救国才是头等大事,家是次要的。母亲在世时是这样,母亲去世后,这种情况也没有什么改变。所以要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说出几个故事来,是比较困难的。     

回忆我的父亲周苍柏

周苍柏(1888～1970年)系中国第一代银行家。曾任湖北省第一、二、三届政协副主席。周小燕,著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大师。此稿写于1985年。我父亲周苍柏去世15周年了。15年来,我深深地怀念着他。虽然他曾经是银行界实力人物,可他身后没有留给我什么财产。他留在我记忆中的,是他那颗热烈纯真的爱国忧民之心,是他那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走的政治信念。     

梁漱溟：最后一个儒家的侧面

朋友聚会处就是我的家 我是1928年出生的,父亲（注：梁漱溟）则是1988年去世的,从表面上来看,我的生命与父亲的生命在时间上有60年的重叠。但是实际上却不是这样,从我记事起一直到我20岁,父亲是很少在家的,在当时他的眼中,救国才是头等大事,家是次要的。母亲在世时是这样,母亲去世后,这种情况也没有什么改变。所以要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说出几个故事来,是比较困难的。     

抗战前期的傅斯年与胡适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去世,胡适第二天即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发了一电：“傅孟真（傅斯年字孟真）的逝世,中国失去了她最有天禀的爱国者,对于我,则失去了最好的朋友,批评者和保护者。”接着又给傅斯年夫人俞大彩写了封信,信中说：“孟真待我实在太好了!他的学业根基比我深厚,读的中国古书比我多得多,但他写信给我总自称‘学生’,三十年如一日。     

痛悼李旭旦教授

我出生于公元1901年,先一年是庚子年,八国联军进犯我国首都,接着就缔结了辛丑辱国条约。不到两年,担任塾师的我父亲又因病去世,国难家忧汇集于我初出世的一身。幼年我就读私塾时,常见我的塾师搂抱其爱子教他读书写字,我目睹此情此景,一面含泪高声朗读,一面默誓我将继承父志,努力攻读,日后必以培育后生,为我毕生志愿!     

往事漫忆简

我二姐文树新于1934年4月,与杨晦先生一道到上海去了。当年7月,我父亲（文宗淑,时任中国驻日使馆外交官）回国来,把母亲和其余的6个子女带到东京去受教育。1935年4月19日,我二姐在医院里生下一个女儿,小名叫绵绵。然而她本人不出一个月就染伤寒而去世。     

王韬卒年月日考实

王韬是近代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关于其生年,他自己有明确的交代,而其去世的时间,则历来有多种说法,出入很大。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中最早提出王韬在1862年上书太平天国后,     

张松樵与我爷爷肖厚生

我爷爷的舅舅是张松樵 张松樵是裕华纱厂的经理、裕大华集团的常务董事。他是我爷爷的嫡亲舅舅,爷爷是他的得力助手,鞍前马后几十年,帮他打理裕华纱厂。1948年,爷爷积劳成疾,才58岁就因病去世了。那时,张松樵已年近古稀,白发人送黑发人,好不伤心。他亲手为我爷爷写了一副挽联,挂在灵堂上,彻骨之痛藏于联内。上联是：汝幼小,我抚孤,汝长成,我提携,汝病殁,我悲哀,如此薄情,问汝何以舍我;下联是：人事变,心光明,人虽病,心尚强,人已死,心犹存,这般惨状,叫人怎不伤心。     

远远的南山 亮亮的灯——悼念孙谦先生

孙老去世了,作协大院里又少了一位好长者,——我是把前年去世的李束为先生也算作这个大院里的人的,虽说他搬出好些年了。 如今称他先生,称他老,只是遵从某种不成文的惯例,孙老还没走远,定会回头笑话这是矫情,一种他最不具备也最不喜欢的作派。“往常叫啥就叫啥,”他准会用他那带着浓厚乡音的文水话,丢下这么一句,扭头再走他的路。 往常叫啥呢?当着他的面,我,不,我们这一茬人,总是叫他孙老师;背后呢,说来不恭得很,就那么直和,筒筒地叫他老孙。有时说顺了嘴,当面也会这么叫。他听了,从不以为忤。     

哭梁湘

1998年,我身陷囹圄。有一天,我看到12月21日的《海南日报》,在报纸第二版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有一个“豆腐块”的消息,说梁湘去世了。一看标题,我的脑子一下子就蒙了,眼镜也雾了,我木然地坐了很久,待我缓过劲来,一幕幕往事,就像放电影一样,在我眼前展现。     

追忆老同学梁从诫及其父母

2011年4月,当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清华历史系邀请1952年院系调整前曾在本系学习过的老校友返校聚会。当天到会的共有20多人。其中最年长的是1939年在西南联大入学的何兆武先生,现已年届九旬。最年轻的则是1951年入学的王敦书先生,也已78岁。聚会中的话题之一是半年前刚刚去世的老校友梁从诫,特别是他在清华学习时的一些情况。遗憾的是那天在场的老人中,与梁从诫同班的校友只有我一人。     

父亲

母亲出嫁那年,只有20岁,而父亲已经62岁。这段婚姻并非为了爱情,仅是我外婆想要一个大城市的女婿,在乡亲中有面子。据说那天,外婆把母亲领到索未谋面的父亲家就头也不回走了,一分钱和一句话也没留下。一年后,有了我。到05年父亲去世,他共陪伴我13个年头。     

《读画一得》注评(上)

徐澐秋(1908-1976年),名征,江苏苏州人.近代著名书画鉴定家、版本目录学家、书画家.他生前为南京博物院书画征集与入藏,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他在“文革”期间患高血压去世后,为当时政治环境的恶劣和强加他身上的所谓“历史问题”拖累.在他去世之后,中国书画鉴定界很少有人提及他在书画鉴定方面杰出的成就.我到南京博物院工作之...     

悼胡绳

十月五日上午,新华日报老友李慎之来电话,说胡绳去世了。这突如其来的噩耗使我差一点哭出声来。我一时语无伦次,在电话里说我十分悲痛,说我在新华日报写的那个专栏,几乎每一篇都曾得到他的指导。然后我才问老胡去世和治丧的情形,慎之也不知其详。要我问社科院办公厅,告诉了我电话号码,说那里二十四小时有人值班。我这才知道他是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的,先在他家里设个灵堂,已经派人去布置了。第二天我去到他家里,向他的遗像鞠躬的时候又不禁热泪盈眶。     

《富春山居图》的传奇身世

2010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回答台湾记者的提问时提到了《富春山居图》：＂元朝有一位画家叫黄公望,他画了一幅著名的《富春山居图》,79岁完成,完成之后不久就去世了。几百年来,这幅画辗转流失,但现在我知道,一半放在杭州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在杭州市）,一半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我希望两幅画什么时候能合成一幅画。画是如此,人何以堪。”     

怀念陈炳应老师

听到陈炳应老师去世的噩耗。我恍惚如痴人一般,很久很久说不出话来。 陈老师患病时日已久。电话中他也坦然地告诉了我病情已经恶化。但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还是因惊惧而恍惚良久。当泪水漫过我的脸颊。老师慈祥、和善的面容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两次打开周总理的保险柜

1955年1月,从部队转业到国务院机要处不久的赵炜,被调到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工作。从1955年至1976年周恩来去世,赵炜为周恩来总理工作服务了21年;从1965年起她又任邓颖超的秘书,直至1992年邓颖超去世。有人说,只有近距离感受到的伟大才可称其为真正的"伟大"——光环褪尽、还原为生活中的普通人后,他(她)所折射的人性光辉才是最震撼、最持久的一种力量。而赵炜眼中的周恩来,便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