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养与本色之深入：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的华北基督教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西方基督教差会被迫减少对华传教事业经费,裁减传教士人数,对华北基督教产生重要影响。华北教会为此提倡受托主义,鼓励教徒捐献,并减少职员薪金;同时,教会为减轻经济负担,还组织各种义工训练班,注意培养义务工作人员为教会服务;教会学校与医院在差会经费减少的形势下,通过裁员减支、增收学费与住院费及向政府、社会力量请求援助等多种形式维持运营。此次经济危机有利于增强中国教会及教会机构的自养,破除教徒的依赖心理,推动了中国教会的本色化进程,但不能从根本上使其摆脱对西方经费的依赖。     

早期基督教诺斯替教派和正统派对比研究

基督教诺斯替派是早期基督教的一个重要的派别,受古希腊哲学影响极大。以诺斯替主义为教义基础的诺斯替教派和基督教正统派在对神的认识、获得救赎的方式、道德观、对社会生活的态度和教派组织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正是这种差异使得两派不可调和,也使得正统派战胜了诺斯替派。但诺斯替主义仍然存在。正统基督派和诺斯替派都对西方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深入了解两派的差异性很有必要。     

战争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基督教会——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研究

1930年代后期,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发起了一场旨在服务西部民族地区以巩固抗战后方的运动,号召教会内外有为之士,到当时被称为“边疆”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生计、教育、医疗卫生等多方面的服务工作。此外,总会还联络研究机构及学者从事边疆研究,形成服务与研究的互动,促进了边地尤其是川康地区的社会进步以及与边地相关学术的发展。边疆服务是基督教自1807年传入中国以来第一次在中国政府支持下从事的大规模社会活动。这场运动延续到1955年,不仅经历了战争的洗礼,也经历了新中国建立之初剧烈的社会转型。边疆服务的历史,对于认识基督教传教活动在近代中国经历的变化,提供了一个为以往的研究忽略了的重要例证。     

周恩来与基督教青年会人士的交往

周恩来和基督教青年会人士的交往,除了在青年时期与南开学校基督教青年会、留日学生基督教青年会有过短暂的接触外,主要是从全面抗战时期开始的。他先后结识了基督教青年会的吴耀宗、邓裕志、刘良模等人,这些基督教青年会人士通过与周恩来的交往,思想发生很大变化,在政治上积极向中国共产党靠拢,逐渐认同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救国主张,加人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里,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     

美国基督教锡安主义的发展及影响

美国基督教锡安主义是影响美、以关系和中东局势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基督教主流一自由派主要出于世俗的、人道主义的考虑而支持或反对锡安主义,美国基督教福音一基要派则主要出于“神定时代论”的末世信仰而支持锡安主义和以色列。美国基督教锡安主义是美国长期偏袒以色列的社会文化基础。其宗教极端主义的成分加剧了中东的文明冲突,阻碍了中东的和平进程。     

广东基督教自立会的鼻祖华人宣教会与兴华浸信自立会

基督教传入中国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 ,中国平民百姓将基督教视为异端邪说 ,对信奉基督教的人抱有鄙视和排斥的态度 ,将信教者视为“洋奴汉奸”。在这一社会环境下 ,一些正当奉教的人遭受巨大的压力。也正因为这一原因 ,一些基督教界的有志之士一直在寻求建立华人自立、自养、自传的教会。一、华人宣教会中国基督教会最早致力于自立、自养、自传的 ,始于１８６２年成立的厦门长老区会 ,其次则是成立于１８６５年的山东华人长老区会 ,以及１８６８年在厦门附近成立的属于公理宗伦会的自立教联会 ,再往后便是成立于１８７３年的广州“华人宣教会…     

1940年代川西羌族地区的教会教育——以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为例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在西南民族地区发起边疆服务运动,开展以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生计改良和传教为主的各类服务工作。羌族地区自清代末年始有了近代学校教育,但教育质量和效果不佳。边疆服务部在川西羌族地区开展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使一定范围内的羌族民众接触或接受了具有近代内涵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对羌族地区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当然由于边疆教育的特殊性和作为宗教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基督教会的自身局限,教会教育在羌族地区的作用不可评价过高。     

基督教与近代西欧私人财产权利观念的形成

基督教与现代西方文明密不可分,对近代西欧私人财产权利观念的形成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中世纪西欧是一个基督教的世界。在基督教语境中,与自然权利或主体权利紧密相连的财产权观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以天赋、排他、平等、抵抗等四大价值理念为核心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原则逐渐明晰。本文从基督教与近代西欧私人财产权利观念的形成展开分析,以理清基督教思想特别是中世纪基督教与近代启蒙思想与私人财产权观念上的精神联系。     

日本基督教会战争责任初探

1931-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日本基督教会积极鼓吹侵略扩张理论、为日军军事行动提供服务、协助日本控制沦陷区基督教会,有力地配合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行为.虽然日本教会政治态度的形成有很多客观原因,但其行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其战争责任不可推卸.     

20世纪20年代基督教青年会音乐推广活动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非常时期,表现为政局动荡、思想活跃、文化丰富等多种特点。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作为一个拥有众多青年成员的宗教社会团体,在此期间,顺社会变革和艺术发展之势,于传播宗教与服务社会之时,以其丰富的音乐传播活动深入于各地城市社会之中,在联络与教育青年、推进工作开展的过程中,向广大青年和社会民众大力推广音乐文化,扩大了近代西方音乐文化在中国的影响,促进了中西音乐艺术的结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基督教青年会"服务社会"活动的开展,都促进了基督教青年会工作的发展。随着其向本土化、世俗化的转变,这种音乐推广活动所产生的社会成效更加明显,不仅丰富着城市民众的文化生活,也推进了中国音乐文化的近代发展。     

太平天国领导人的基督教史观

太平天国领导人的基督教史观指洪秀全、洪仁Gan,李秀成等人关于上帝教与基督教史的一些观点,涉及中国人拜上帝的历史,创世纪与人类始祖,洪透全的宗教使命等。他们认为中国人拜上帝是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他们倾向于认为,中国传说中的“盘古”就是上帝始造之亚当,中国人来自西方,于“代羲前一二代间”“由川陕入中土”; 透全就是《圣经》中的麦基洗德,洪透全不同于耶稣的宗教使命是扫除偶像,建立地上天国,这些观点显然与正统基督教史观不相符合,究其原因,或出于对基督教史的无知和猜测,或出于对基督教史的误解,或出于对基督教史的“修正”,从主观上说,其出发点只有一个,就是使上帝教与基督教史的阐述和解释适合于他们所领导的太平天国宗教与政治运动的需要。     

赴国难、爱中国：浙江基督教教育的抗日救亡运动探析

在中国国难日深的情况下,基督教学校能否如中国的国立教育一样爱国,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纵观抗战期间的浙江基督教教育,无论是基督教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无论是坚持人格救国的另类基督教教育机构还是直面救亡的基督教医疗教育机构,虽蒙受巨大损失,但均能坚持抗日救亡运动,或在流亡中办学,弦歌不缀,直至停办,是谓＂积极的有为＂;或严格律己,抵制寇伪诱降和大后方安逸生活,是谓＂消极的有不为＂,两相结合,有力地为中国＂造就领导民众人才＂,修正了晚清以来其被固定化为＂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个旧时的形象,彰显出如中国国立学校一样的国民品质和国族认同。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研究

面对国破家亡的民族危机,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改变了以演讲、体育、启发民智、传播西方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工作方式,发展出以军人服务、学生救济、难民救济的工作内容。从1936年的百灵庙慰劳到1943年的印缅分部的军人服务,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全盛时期有50个支部和5个游行工作队。它始终与中华民族的全民抗战在一起,与战争紧密结合,随战争的转移而转移,随战争的需要而服务,鼓舞士气,安慰民心,服务官兵。这一切为基督教进一步融入中国本土社会、为在新社会中基督教的改造做出贡献奠定了基础。     

左、李塞防与海防之争新论

清同治、光绪年间,统治阶级内部在国防部署上曾有过一次塞防与海防之争.海防派以李鸿章为首,认为东南沿海千里海防是国防重点,主张弃新疆,专注海防.塞防派以左宗棠为首,主张塞防、海防并重,强调新疆在国防上的重要地位,坚决要求收复新疆.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国防前线的战略部署和国家有限的财力如何分配;争论的焦点则是收复新疆还是放弃新疆.这场争论是公开的、正常的,其主张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其见解有高低之别,但不是爱国与卖国之争,不应因此给李鸿章戴上卖国或投降主义的帽子.     

试论中世纪基督教婚姻思想中的矛盾性

中世纪基督教的婚姻思想是基督教神学、法律和宗教法规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千多年来贯穿在基督教的社会伦理道德观中,出现在许许多多的圣经经文评注、教父著作、教皇与主教的教令与书信、苦行赎罪的规则书（以下简称规则书）、宗教会议制定的法规以及宗教法规汇编中,其数量之巨大、内容之宠杂,几乎涉及到婚姻生活的方方面面,令人叹为观止,它们构成了基督教关于婚姻问题的总看法和基本规定。然而细究这些观点和法规,我们就会发现在它们中充满了模糊性、变动性和不确定性,甚至是矛盾性。基督教关于婚姻问题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存在着不一致…     

基督教会对近代烟台经济、文化的影响

广义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教,均以信奉耶稣基督是救世主为主要教义。据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碑记载,早在公元635年,基督教已由波斯传入中国。但由于未能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基督教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甚至几度消失。19世纪,基督教从西方重新传入,由于传教活动受到列强不平等条约保护,教会受差会控制,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对我国殖民侵略和掠夺,因而从根本上看,在我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的背景下,基督教的传入和传播,基督教会的活动,严重阻碍了我国近代的历史发展。但是也要看到基督教的传入和在我国的发展,开阔了国人…     

基督教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

基督教自18至19世纪期间,由于欧美教会出现过两次宗教觉醒之复兴运动,此乃受耶稣被钉十字架逝世后,使徒起而将"福音普传"世界使命之影响,相继组织差会(Missionary Society),差派传教士至亚、非洲等地普传教义。较著的差会,如英国之伦敦传道会、圣公会;欧陆信义宗的三巴会——巴色、巴冕、巴陵;美国的浸信会、长老会、美以美会、美部会等。而中国即为上述欧     

明治时代日本基督教的悖谬

明治政府建立之初,全盘继承了德川幕府的禁教"祖法",后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被迫取消禁教政策,日本基督教会迎来短暂的"小阳春"。然而,随着"文明开化"的退潮和《教育敕语》的公布,日本基督教再度遭受媒体和政府的打压,虽几经抗争,但最终转向全力支持政府对外侵略战争的"护国宗教",由主张泛爱的上帝子民沦落为专制天皇制国家的仆人。观照明治时代的政治文化生态变化曲线,可以发现明治日本基督教经历的跌宕起伏是由专制天皇制的国家需求决定的。此外,基督教人士先天信仰不足也是日本基督教会走向异化的重要原因。     

抗战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

抗战爆发后,中国士兵在前线浴血奋战,伤者颇多,但国民党军中医疗力量极为落后,主要依赖中国红十字会在平津、上海等前线进行救护工作。南京沦陷之后,中国红十字会随南京国民政府西迁,将主要医护人员与工作人员迁往武汉,并继续从事战地救护工作。西迁武汉后,为适应战局变化,中国红十字会决定调整策略,放弃以往在大城市设置医院救护伤兵的做法,改为成立医疗队,组织精干医护人员,配以切合战地实用的医疗器械与药材,奔赴各个战区进行战地医护工作。     

陈垣基督教信仰考

关于陈垣是否宗教徒,此前学界一直未有定论。从教会档案、民国期刊以及胡适的回忆等各种资料可以佐证,陈垣是北京缸瓦市教会基督教徒。在缸瓦市教会他是一位威望甚高的教友,对教会管理事务有一定参与;在基督教界他对中国基督教教会的改造和本色化均有关注,也有亲身参与,但主要是以授课或者演讲的方式间接参与。从陈垣的散佚文章和著作的部分早期版本,可以看到他对基督教信仰的表达、他的宗教经验及有关于“罪”的信仰告白等,这些也进一步印证了他的基督教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