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天津租界中国存银问题——以中英交涉为中心

1938年春夏之交,为避免留存于天津租界的巨额白银被日本窃夺,中国方面展开以英国为主的对外交涉。因国民政府最高决策者蒋介石对天津租界存银问题关注不够,直接从事对英交涉的外交部与主管货币银行事务的财政部未能充分沟通和融洽合作,加上英国一味维护自身利益,不顾中方反对,对日采取妥协退让政策,进而影响法国也向日本作出同样让步,中国存银最终被日本监控并攫夺。在对英交涉中,国民政府对英国不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重大利益的本质有了深刻认识,因此英国在国民政府战时外交全局中的地位下降。     

战时围绕英缅当局扣留过境援华租借物资的中英交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英三国开始积极谋划联合军事行动,然而就在此时,英缅当局为加强缅甸防卫,在还未征得中方同意的情况下,就匆忙将"土鲁撒"轮所载美国援华租借法案军火物资扣留,此举引发了中方相当的疑虑和不满。事件发生后,中缅运输局局长俞飞鹏在缅与英美官员紧急交涉,蒋介石接到报告,极表愤怒,声称不惜中断中英联合作战计划。其后英缅当局又接连扣留新到物资并欲将中国其他存缅物资亦纳入统一调配范围,蒋乃向英方递交措辞强硬的抗议书,坚持须先经中方同意才能改变援华租借物资的分配,这一要求得到了罗斯福的认可。鉴于日军攻缅局势的日益紧迫,双方从共同对日作战的战略利益考虑,在美国的调停下互相退让,英方同意全数退还扣货,中方向英方移转部分军火,事件乃得以平息。     

从“国际解决”到“单独交涉”:长城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对外交涉

1933年初,日军攻占山海关,占领热河,进攻长城一线,直逼平津,国民政府被迫在长城一线布置兵力进行抵抗。由于中日双方实力的差距,战事渐渐难以支撑。国民政府一面寻求国际援助,争取各国出面调停,一面秘密开展对日直接交涉。不过英、美、法等列强并不愿意出面调停,日本则在战争目的达到的情况下,试图迫使国民政府与其单独谈判。最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与关东军直接交涉,签署《塘沽停战协定》。长城抗战期间的对外交涉活动表明,国民政府开始尝试绕开通过国联解决的框架,实现中日在无第三方力量介入下的单独交涉,这对之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胡白事件到《何梅协定》:蒋介石对华北事变的处置

1935年5月至7月之华北事变,是日军企图侵占华北的重要一环,蒋介石由"委曲忍让"而"隐忍至此"。一方面,他要集中精力解决西南问题而对日"委曲忍让",由何应钦出面对日交涉。他指示何应钦对于日军提出的于学忠等人撤职、中央军撤出华北等一系列问题以"自动实行"方式加以接受,不能给予"任何书面之承诺",出现了特殊的外交文件《何梅协定》。另一方面,蒋介石只能"隐忍至此",对于日军要求将停战区扩至平津地区、华北人事等附带事项须按照日方意思处理等问题拒绝接受,并考虑下"最后之牺牲"的决心。何应钦比较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处理方针,日军因基本企图得逞而表示河北问题"告一段落"。蒋介石认为自己有效地应对了华北事变,并认为比起处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来说较易些。     

英国与南京事件交涉(1927—1928)

南京事件发生后,英国先是联合美日等国向武汉国民政府提出五国联合通牒,后又力图推动五国联合制裁,但因列强内部意见不一而被迫放弃。宁汉分裂后,英国选择从汉口撤使,转而与南京国民政府交涉。然而,由于中国政局动荡、南京政府改组频繁,加上英方拒绝道歉和承诺修约,中英交涉一波三折。但随着中美协定的签订,五国联合阵线的瓦解,英方不得不放弃强硬政策,同意在中美协定的基础上换文。而日本出兵山东,制造济南事件也促使蒋介石与国民党高层决心对英妥协,解决“宁案”,以英美牵制日本。因而中英在北伐结束后重启谈判,迅速达成协议。中英南京事件的交涉过程,既是英国对国民党政权由观望到承认的过程,也是国民政府谋求与英国修订新约、建立新型中英关系的过程。     

炸黄河铁桥、决花园口大堤真相

1938年6月,震惊中外的黄河花园口决堤,而在此之前4个月,黄河铁桥也被炸掉,这是蒋介石为了抵抗日军的进攻所采取的一项军事行动。本文将通过史料记载,揭开它扑朔迷离的事实真相。炸桥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平津,随即分兵向华北扑来。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与强敌做殊死抗击     

华北危机与国民政府对日交涉方针——1933-1935年中日停战协定比较研究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关东军占领东三省,实现了日本由来已久的夺取满洲之计划。在日本特务机关策划下,1932年3月1日,成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其国土包括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内蒙古一部分。日军并不罢手,下一个侵略目标是中国的华北地区。1932年7月,关东军向热河进犯;1933年1月,进攻山海关、3月,侵占热河、日军越过长城,兵锋直逼平津地区;5月7日,日军发动关内作战,17日唐山陷落,日军兵临北平城郊,举国震动,平津若失,华北必不保,中国面临巨大的危机。蒋介石政府自“九一八”事变后,实施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内线,卧榻之侧有鄂豫皖、湘鄂西、湘赣、湘鄂赣、赣东北及左右江等红色根据地,是蒋的心腹大患,直接威胁国民党政权的存在;在外线,是虎视眈眈,陈兵华北,觊觎平津的日军;而华北却控制在张学良等     

日本对胶济铁路利权的觊觎和攫夺——以中日关于运价和货捐交涉为中心（1914—1928）

1914年日军占领青岛及胶济铁路后,日本政府对在胶济铁路运输的本国商品征收低于他国商品的运价,排挤他国商贸,把山东变为其势力范围。日本政府迫使北洋政府与之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将其对胶济铁路利权的攫夺"合法化"。在北洋政府的坚持下,中日条约订明青岛为中国自开口岸,这为日后中国自主制定运价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1922年中日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后,中国收回胶济铁路管理权,自主制定运价,对铁路运输商品实行统一运价并按照运价征收货捐。日本反对征收货捐,不断提出交涉。但直到1928年北洋政府统治结束,日本的目的也未能实现。中日关于胶济铁路运价和货捐的交涉,其实质是中国反对日本侵夺中国铁路利权的斗争。     

中华民国后期的环境卫生

<正>1945年8月9日，阎锡山在克难坡从蒋介石国民政府广播中，听到日军准备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立即召开会议，研究返回和接收太原之事。8月10日，安排赵承绶等从浮山县、经临汾，先行到太原与日军进行交涉。8月30日，阎锡山返回太原，要求山西各据点的日军就地待命，等候接收。同时，明确要求所有的伪职人员照旧行事。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中英广梅铁路借款交涉

1937年1月初起,中英之间就广梅铁路借款进行了半年左右的谈判交涉,在中国的坚持和英方的努力下,英国突破了新四国银行团关于对华借款问题的限制,得以单独对华贷款,但在中国把中央银行改组为中央准备银行和提供盐余担保等问题上,双方一度僵持。全面抗战爆发后,中英双方均以更积极的态度推进谈判,对借款基本条件互相做出妥协,最终在7月30日签订了借款合同。广梅铁路借款虽因中日战事扩大未能在伦敦公开发行,但有关谈判交涉促进了战时中英财经合作的步伐。     

程锡庚事件真相

1939年4月9日夜,在繁华的天津英租界．发生了一起震惊全中国、影响波及世界的重大案件——亲日派的新任天津海关监督兼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天津支行经理程锡庚被爱国抗日志士所刺杀。如在平时,此事件也就是一般的刑事案件,但因其发生在英租界,就引起了一系列日英之间的问题,导致两国一年多的外交交涉。     

武汉会战前后蒋介石的战略决策——兼论国共两党持久战战略之发展

武汉会战期间,蒋介石的战略决策受到日苏关系、中日和谈与国共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高层虽然在具体战役指挥过程中认识到运动战、游击战的作用,但是未能上升到战略层面系统认识和把握持久战的作战原则和基本方针,一度准备与日军在武汉"决战"。1938年7月底,日苏在张鼓峰冲突爆发后,日军对武汉的攻势有所放缓,蒋介石对武汉会战指导方针由"决战"转为"固守",希望借助国际形势的变化,牵制日军对武汉的进攻。鉴于英法不惜牺牲捷克利益对德妥协的前车之鉴,蒋介石在坚持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同意直接与日本进行和平交涉。日本南进攻粤后,英美在华南的利益受到威胁,蒋介石的外交重心转向运动英美,积极推动英美在远东联合制日。武汉会战前后,毛泽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文章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持久战战略理论已经走向成熟。相比而言,蒋介石及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战略思想则缺乏系统性、灵活性与成长性。武汉会战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为艰难的阶段。国共两党在各自不同持久战理论的指导下,呈现截然不同的抵抗态势。     

图像中的《南京条约》:鸦片战争中英交涉史实新释

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在英舰“康华丽”号上正式签署。英方为此专门绘制了《〈南京条约〉的签订与钤印》一图,其史料价值不容忽视。该图的绘制与印刷均由英国官方授意,其目的在于宣扬战争胜利、美化殖民扩张。耆英等人在画中的不同形象,反映出英方对中方官员的态度差异,进而影响了清廷对战后中英交涉负责官员的选派。与该图配套的人员名单和相关图像资料,暗示了中方翻译在交涉中的参与和“康华丽”号的精确停泊位置,亦呈现了中方官员在签约谈判过程中的处境和措置。     

争与让的变奏:民初昌黎事件之中日交涉

昌黎事件是指1913年9月11日京奉铁路昌黎车站日军驻兵残杀5名中国铁路巡警的事件。事件发生后,中日双方围绕责任问题展开反复的争辩和较量,最终彼此退让,以日方抚恤、道歉及惩兵的方式了结。这场中日之间的交涉,是在中日关系紧张复杂的形势下双方多层力量的交织博弈。中方因缺乏武力作外交支援,对日交涉在争与让之间变奏,最终未能使昌黎事件得到法律上的正当解决。日方则以武力威胁为辅对中方频施外交压力,在交涉中常居主动,最后虽做出让步,但免却了对凶手的法律追究,拒绝承担主要责任。昌黎事件实际上演变成中日双方争夺与退让变奏下的交涉事件,是民初中国外交的一个缩影。它表明,在强权政治时代,没有强大国力做依傍的外交话语是软弱的。     

中国驻印军收复密支那之战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后，继又乘势攻占泰国（原名暹罗）、马来西亚等国（当时为英、法殖民地），气势嚣张。一九四二年初，日军企图占领缅甸后，直逼英属印度，同德、意、在伊朗会师。英国根据当时的形势，要求中国出兵缅甸，截击日军，以阻击其进攻印度。当时，中国抗日战争已经四年，沿海城市均已陷落，国际交通，只有确保缅甸安全，才能利用仰光海上通航，勾通中、印、缅公路，作为争取外援通道，经过中、美、英首脑会商，达成协议，美国派史迪威将军为中国战区统帅部蒋介石的参谋长兼任美军驻华部队司令。蒋介石先…     

自叙经历

自叙经历□曹靖华抗战初期（１９３７—１９３９）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７月底，日军占领平津。战乱中，我将鲁迅先生给我的书信分别藏在旧衣中，打成包裹邮寄罗山。在寄递中，每丢失一只包裹，就丢失一批信件。８月１０日，平津刚一通车，全家...     

回忆西北办学的苦与乐

西迁入陕联合办学1937年7月7日,日寇发动"卢沟桥事变",平津岌岌可危。南京教育部令天津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及北平师范大学在西安组成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接到教育部通知时,战事已起,陆路交通断绝。学校紧急通知师生分头赶赴西安。平津师生历尽千辛万苦,通过日军百般搜查捕讯,才得以到达当时的安全地带——天津法租界及英租界,     

英国与“重庆”号事件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发生的"重庆"号事件完全是中日之间的外交摩擦,但其最终实际上由英国出面了结。英方坚持与中国交涉的唯一理由是"重庆"号悬挂的英国国旗受辱。英国所提出的正式道歉和逞凶两条要求,中间虽经历"最后通牒"风波而始终不变。中方鉴于"重庆"号事件是由"高升"号事件而起,对于英国方面的要求最初不愿响应,但迫于英方压力,终由大沽炮台鸣炮21响向英国国旗致礼道歉作结,对此英国方面非常满意。逞凶问题由于证据不足,英方实已主动放弃。中方留存的内容翔实的逞凶报告中所指"元凶"需存疑。"重庆"号事件为类似的重大事件如"高升"号事件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案例。     

九一八事变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晚,日本关东军预谋炸坏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一段路轨,反诬称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突然进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与沈阳城,同时在辽宁、吉林各地发动进攻。蒋介石向张学良下了“力避冲突”的不抵抗命令,使日军于１９日清晨占领了沈阳、鞍山、海城、长春、营口、安东、本溪等重要城市。不到一星期,日军便占领辽宁、吉林两省大部分地区。１９３２年１月初,日军占领锦州,２月５日占领哈尔滨,东北三省全部沦陷。 “九一八”事变迄今己有７０年了,那场事变使中国人民从此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可是日本…     

《南京条约》的签订与香港

南京条约︾的签订与香港英国政府凯觎香港由来以久。１８４１年１月,中英广州谈判尚无结果,英方即出兵占领了香港。中方不予认可,广州谈判告停。为了迫使清政府就范,英国政府进一步扩大战争。到１８４２年８月中英在南京重开谈判时,清政府已无讨价还价的资本,割地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