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文艺社忆旧[下]

《文艺新报》与《罢委会通讯》　　联大自1944年纪念“五四”的活动以后,诸家壁报先成立了壁报协会,《文艺》、《耕耘》、《生活》3家壁报当选为报协常委。秋季开学后又组织了更广泛的壁报联合会,和各系系会一起酝酿并进行学生自治会改选。新成立的学生自治会为进步力量所掌握,齐亮、陈定侯、程法当选为常务理事,张源潜、王楫也先后当选为理事。学生自治会有时单独、有时联合云南大学等校及其他团体,对时政问题发表宣言,表明立场和态度;有时还组织学生参加全市性的游行,如1944年的护国纪念游行,1945年的“五四”纪念游行。《文艺》壁报已…     

习仲勋与“三师革命”

1928年春,在地处陕西渭北要冲的关中重镇三原县城内,发生了一场引起省内外强烈震动的革命学潮。学潮中的突出事件就是受党内盲动思潮影响,由中共三原县委领导的陕西省立第三师范(简称“三师”)毒杀反动校长和训育主任的斗争,由此引发了多名学生被国民党地方当局逮捕并关押数月,经省政府主席宋哲元亲自过问,才得以最后了结。后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习仲勋时为该校的学生,策划和参与了此次学潮。“三师学潮”虽已过去了70多年,早成为尘封的历史,但提起此事仍众说纷纭,甚至不乏微词或误解。此事究竟何因何果,孰是孰非?且由本文一一道来。革命…     

虽是“牛气”也“憋气”——竺可桢与浙江大学

正竺可桢自1936年任浙江大学校长,一干13年,把浙大办成了李约瑟称誉的"东方剑桥";也干得心力憔悴,常哀叹衰哉倦矣,多次辞职而不获准,最后终因大陆政权易手方改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这期间留下数百万字日记。本文主要依据《竺可桢日记》,参考其他资料,尝试从他的"牛气"与"憋气"两个方面,勾勒一下他当浙大     

“兵”的操守与“官”的操守

<正>在传统社会,收受"红包"一直是少数手握权力的人的一种习惯动作。"红包"一般是下位者送给上位者的,但少数时候,某些上位者为了笼络人心,也会给自己的权力之鞭管不到的下位者送红包。民国老报人陈纪滢写的《我的记者和邮员生活》一书,就谈到时任新疆督办的盛世才给他送红包的故事。1938年秋天,受《大公报》指派,陈纪滢前往新疆采访"全疆各民族第三次代表大会",盛世才热情款待了他,并为其采访提供大量方便。陈纪滢离疆前     

明清地图中的“苗疆”与“生苗”

明清时期,湖南、贵州、广西等省区交界地带是尚未纳入王朝直接管辖之下的"生苗"聚居区,被称为"苗疆",属于明清王朝的"内在边疆"。明代中期以来,明廷在以湘西凤凰腊尔山为中心的苗疆地区设立卫所、营寨,修筑苗疆边墙,隔绝"生苗"和"熟苗",加强对内在边疆的控制。明嘉靖《麻阳图》和万历《楚边图说》表现并强化了"苗疆"的存在。清代苗疆内在地缘结构改变,黔东南、桂东北取代湘西成为"生苗"聚居中心,康熙、雍正初年的疆域图中绘有三块"生苗"空白区,标明了清王朝疆域内的"化外之地"和"内在边疆",反映了清王朝的"疆域观"和"族群观"。随着雍正朝经略西南、开拓苗疆和改土归流,清王朝国家权力的空白地带--"生苗"区域逐渐减少并被代之以正式的国家政区,作为"内在边疆"的苗疆最终消失于清王朝的版图之中。疆域图生动表现了清王朝统一的深化和国家的内在拓展。     

国立大学与国民政府——以抗战爆发前浙江大学校长更迭为主线的考察

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与其他国立大学类似,浙江大学在其发展中遭遇了一系列困境:教育经费短缺与拖欠,校长频繁更迭,教师索薪罢教,学生运动迭起。浙大历任校长皆试图解决各种问题。在其经费、校长人选、学潮等问题的产生及应对过程中,除校方的种种努力外,也可以看到国立大学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由于特殊的地缘因素,蒋介石及其亲信的浙籍官员对于浙大事务多有插手。浙大为解决自身发展所遇到的种种问题,也设法与蒋介石等联系,以争取自身利益,甚至试图影响国民政府的某些高等教育政策。     

竺可桢的“死脑筋”

正抗日战争时期,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他给浙大确立的校训是"求是",要求学生实事求是用终身来追求真理。而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对学校制度一副"死脑筋"的执行,由此而引发一系列耐人寻味的故事。1949年2月7日,时任浙江省主席的陈仪找到竺可桢,介绍郁达夫之子郁飞到浙大借读。听明陈仪的来意后,竺可桢一脸微笑,以借读之人太多,婉拒了陈仪。竺可桢的不给面子,陈仪虽然不     

书痴曹聚仁

链接>>曹聚仁(1900—1972),字挺岫,浙江兰溪人。民国著名记者、作家。1916年秋,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五四运动中任学生自治会主席,主编《浙江新潮》。1921年来到上海,创办沧笙公学,并在爱国女中任教,受知于《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先生,成为     

1948年震惊上海的“一·二九”事件

１９４８年１月,上海同济大学学生自治会领导机构任期届满,按章程需改选。不料校方压制民主,违背广大学生意志,公然命令旧理事留任,不准改选。当全校学生按正常程序选出新的自治会领导机构后,校方竟无理开除学生干部。此事几经冲折,最后导致了学生与军警的大规模冲突,造成了震惊（南）京沪乃至全国的镇压学生民主运动的“—·二九”事件。 当年我是同济大学法学院的学生,从头至尾经历了这一事件。我曾以蒋修苗的笔名写了一篇《同济——准备赴京请愿之前》的通讯,刊登在当时的上海《时与文》周刊上,详细介绍了事件的前段原委。感…     

“五四”学潮中的官场内情

“五四”学潮爆发时,徐世昌已就任民国总统。他在清末特保的四位留日学生、有“四大金刚”之称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金邦平,其中三人成为“五四”学潮中为万人所指的“卖国贼”,而以“辞职照准”的形式罢免三人职务的,又是徐世昌本人。段祺瑞亲日集团对徐都有“卖友求荣”的责难;曹汝霖事后虽“仍事（徐）以师礼”,但也有“以东海素称德高望重,为北洋元老,犹不免使用权术,可知政局之复杂阴阳”之叹。“五四”学潮与政坛斗争“五四”学潮是因巴黎和会交涉失败引发的。但就当天北京大学等十余校学生集会游行,并火烧赵家楼一事…     

“人格”的四重奏:五四运动前后女校学潮中的群体心理与社会历史(1911-1925)

本文通过考察民国时期女校学潮中学生的心理及其得以产生的日常情境与历史环境,试图探讨宏观层面的社会历史对学潮学生的主观性倾向和“捍卫人格”的精神气质的影响。正是通过这些个体心理与宏观结构的关联,才能对学潮女学生的言论与行事有更为共情式的理解。学潮女学生经常提到对“人格”“女子人格”的捍卫。“人格”作为一种话语,除了表达女学生面对外部环境、捍卫独立与自由的社会性意涵,还具有对于历史上传统女性缺乏“人格”的克服与超越;同时,捍卫人格的学潮实践在伸张个人价值的同时,更包含了对“女子人格”这一群体权利的维护。这四重内涵共同构成了此一时期女学生对于自我的整体性认识,对于理解近代新女性的自我与人格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西南联大文艺社忆旧[上]

从《文艺》壁报到文艺社西南联大在昆明成立之初,就诞生了群众组织和校园文化活动,出壁报就是一种基本的活动形式。１９３８年秋成立的群社,除主办文艺专题讲座外,还出版综合性的壁报《群声》。冬青文艺社是从群社的文艺小组发展而成的,后来成为联大文艺团体中的老大...     

“禅让”与“起元”:魏晋南北朝的王朝更替与国史书写

从率先以"禅让"模式完成王朝更替的魏晋时期开始,王朝国史书写的实践是"禅让后起元",即必须在前代王朝纪年之下书写本朝的"创业之主",行用本朝之纪年须待禅让完成之后。而以刘宋大明年间的徐爰撰修国史为转折点,在南北朝所实践的国史书写之中,都出现了起元"前移"的显著变化。即自本朝开国之君创业伊始,就废弃前朝年号纪年而行用本朝之纪年,并无须等到"禅让"完成。这显示出虽然"禅让"的王朝更替模式未变,但南北朝的皇帝权力起源在"正当性"上相对于魏晋时期发生巨大转换。"创业之主"取代"前朝功臣",即"创业"这一暴力成就本身,取代对于前朝而言的"功业",成为此间皇帝权力起源的新起点。     

1934“妇女国货年”

正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民族危机与经济危机背景之下,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举办了五个不同主题的国货年运动,分别是1933"国货年"、1934"妇女国货年"、1935"学生国货年"、1936"市民国货年"、1937"公务员国货年",这五个不同名称的国货年运动,将20世纪初发展而来的国货运动推向高潮,是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的最高峰。笔者将以《申报》副刊《国货周刊》的报道为主要史料,分析妇女国货年中的女性     

《中国靖江宝卷》中“官”字俗语的民间政治文化分析

文章以《中国靖江宝卷》中"官"字俗语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民间的政治文化。《中国靖江宝卷》中的"官"字俗语,集中反映了民间对于政治系统的认知以及对于政治权力的情感。民间对于政治系统的基本认知,形成了民间面对权力时的种种复杂心态和矛盾情感。     

萧军与王实味“交往”始末

正萧军和王实味都是延安时期著名的文化人,一个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抗")延安分会驻会作家,创作之余还兼任"文艺月会"干事、《文艺月报》编辑和《鲁迅研究丛刊》主编等多项职务;一个供职于延安中央研究院,不到4年便有近200万字的译作面世,包括著名的《政治经济学论丛》、《价值、价格与利润》、《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及20卷本《列宁选集》     

赤胆留芳韵 冰心在玉壶──曹瑛革命生涯中的文化活动纪事

赤胆留芳韵冰心在玉壶──曹瑛革命生涯中的文化活动纪事文仄〔一〕１９２６年２月,出身于革命家庭并已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曹瑛,曾以湖南岳州第三联合中学学生自治会会长、岳州学生联合会副主席的名义,积极从事学生爱国运动。当时他受中共党组织的指示,创办校刊《三联》...     

《遵义市志》与浙江大学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后期,１９４０年初,国立浙江大学经过辗转西迁。终于在遵义、湄潭安顿下来。从此,浙大师生同遵湄人民、相濡以沫地度过了将近七年的艰苦岁月,直到抗战胜利后的１９４６年９月,浙大才复回到浙江杭州。最近,我们有幸阅读了１９９８年５月出版,由遵义市志编纂委员会编著的《遵义市志》中有关浙大的章节内容,心里充满无限喜悦和感激之情。《遵义市志》翔实地记述了浙大与遵义长期建立起来的密切互助的史迹,展示了遵义的父老乡亲曾竭尽全力,含辛茹苦地哺育了浙大师生;而浙大师生也诚挚地从各方面、尤其在科技文教等方…     

从“天王圣明论”说“权力神圣观”

张绪山教授《"权力腐败论"与现代民主政治》(《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一文,对流行至今的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原理进行了具有突破意义的解说和探讨,很值得关注。我们应该有勇气面     

施存统的《非孝》与“浙—师风潮”

施存统,金华人,原名施复亮。1919年他是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五年制)二年级学生。该校的教导宗旨,—反当时封建式的严厉束缚学生思想的常规,主张重视学生的个性,只在思想上加以合理的辅导,不加硬性束缚。尤其在“五四”运动以后,思想上大大解放,制度上亦已实行“学生自治制”。学生会办校刊,作为大家发表作品的园地。一师的这种做法对当时教育界具有推动作用,因而也就被当时封建反动势力所忌恨。正在这时就发生了施存统在《浙江新潮》上发表《非孝》一文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