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产的毛蒋会晤:1942—1943年国共关系再考察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共关系逐步由合作走向摩擦,前后经历过三次"国民党反共高潮":第一次是1939年12月爆发的山西新军事件;第二次是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第三次是1943年5月,国民党准备闪击延安。中共党史著作对此多有叙述,然而往往没有注意到,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反共高潮"前后两年多期间,国共关系一度相当缓和,且有过一段较为密切的接触,特别是1942年这一年,蒋介石主动提出要与毛泽东会晤。为此毛泽东多次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希望面对蒋介石会商国共关系,后因周恩来的反对,而改派林彪到重庆见蒋介石。最终双方因差距过大,谈判不了了之。此后不久,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国共双方又展开了新一轮的对抗。     

1945——1949年国民党政府的对美政策

随着抗战的胜利,民族矛盾的缓解,国共冲突又重新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如何制服以至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势力,确保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又成为国民党政府当前所要解决的最主要问题。从外交方面来说,这一点也是国民党制定对外政策的真正出发点和基本依据,鉴于国民党当时不可能单独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中共问题,寻求外部支持显然成为其对外政策的核心内容。战后世界同中国事务有重大关系的大国,主要有美苏两家。蒋介石等人出于对苏联与中共关系的考虑,从未寄奢望于对苏外交。他们所谋求的仅仅是同苏联“和平共     

皖南事变善后过程中的日军因素

皖南事变爆发后,国共合作濒临破裂.国民党持续推进"剿共"部署,日本的中国派遣军亦有计划于1941年春季集中兵力肃清河北、江苏、山东三省.中共中央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采取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的应对方针.就皖南事变一事,日军认为国共最终会相互妥协,不会对战局造成大的影响,参谋本部亦因"南进"方针,否决了中国派遣军的计划,要求其在"南进"之前对国民政府军事施压,以便于从中国战场脱身.中国派遣军趁汤恩伯集团为"剿共"而调动之际发起袭击,即豫南会战.中共继续在军事上保持克制.豫南会战影响了国民党军队的"剿共"部署,但未能改变其方针,国民党甚至讨论赶在日军进攻陕西之前,先出兵攻下延安.就在此际,日军开始为消灭卫立煌集团而集结兵力,并有意散播将进攻陕西的虚假情报,隐藏其作战计划.国民党在日军压力下,软化立场向中共请求支援,许诺中共"配合作战"便可谈好"根本问题".在皖南事变善后的过程中,日军虽非有意去影响国共关系,但其军事行动打乱了国民党的部署,为国共关系的缓和提供了"转机".抗战期间日、国、共三方互相影响的复杂关系,在皖南事变的善后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陇东事件与国共关系之演变

合作与冲突始终与抗战时期国共关系风雨同行。日本的侵略促成了国共两党携手御侮,但政党之间的分歧仍然侵蚀着国共两党合作的肌体,加剧了国共之间的权力博弈。陇东事件发轫于国共两党对陇东统战县域的争夺,根源于共产党寻求发展与国民党必欲遏制之间的碰撞。陇东事件是经蒋介石默许,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具体策划,国民党陇东当局实际执行的一次试探共产党合作底线的有计划、有预谋的军事摩擦行动。冲突的发生虽夹杂着国民党地方当局对中共力量发展的疑惧及其对重庆政权意图的主观臆测,但总体上是沿着国民党"限共、溶共、反共"的轨道运行,冲突的发展也未逾越甘肃省政府既定之"地方化"的解决范畴,国共双方交涉最终陷于蒋介石推脱责任,甘肃省政府居中调停,陇东署县政府承担一定责任,交涉双方相互指责的扯皮之中。     

武汉谈判与签订《汉口协议》

1945年8月28日,为了争取和平民主,避开全国性的内战爆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亲自率中共代表团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又签署了《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与声明》,约定1月13日午夜停战令生效后,双方军队在各自所在的位置上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国共双方和美国政府各派一名代表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监督停战协定的执行.执行部下设若干执行小组,分赴各军事冲突地点调处军事冲突.     

日苏关系与国共的战略利益——1943年蒋介石制裁中共的策划与取消

关于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毛泽东当年多次判断其起因主要是蒋介石相信日军即将进攻苏联。对于毛的这一判断,迄今,相关论著或者完全回避,不予论及,或者语焉不详,不能把问题说透。原因无非两点:其一,没有弄懂日苏与国共三国四方之间的战略关系;其二,没有从蒋介石那里找出相关的证据。本文将着重提出并回答这两个问题。关于此次反共高潮的结束,通常判定为7月中下旬,从现象上看,这一论点可以成立。其实,接下来蒋还制定了多个肃清或制裁陕北的计划,这些计划的制定、删改与放弃,本文亦将予以研究。简言之,国共之间的这场政治纠纷,其发生与终结,都是蒋介石基于国际战略动向的观察而做出的选择。这一过程较为集中地体现了蒋的战略视野及其对于多种战略关系的联系与权衡。     

“不许讨价还价“的国共北平和谈

1949年初,随着国民党政治军事形势的急剧恶化,导致蒋介石的下野与李宗仁的上台。国民党“求和”,国共两党进行了举世瞩目的“北平和谈”。但是,由于两党力量对比已今非昔比,中共“不许讨价还价”,结果不肯“投降”的国民党最终被中共以武力“扫地出门”,从而宣告了其在大陆的政治出局。详情请阅《“不许讨价还价”的国共北平和谈》。     

再议美援在美国调处国共谈判中的作用

1945年抗战胜利后,美国派遣马歇尔特使来华调停国共冲突,并给予国民政府大量援助,帮助国民党运送军队。美国提供援助的本意并非支持国民党打内战,但最后走向了最初愿望的反面,未能成为促使国民党改革及国共和谈的推手,反而成为"内战的制造者和鼓舞者"。本文主要利用蒋介石日记及其他档案史料,研究蒋介石与马歇尔之间的博弈,分析蒋介石如何使美援从压力变为助力。     

父亲最大的遗憾是没能战死——我的父亲胡宗南

毕业于黄埔一期的胡宗南,是蒋介石最信任的军事将领之一。到1947年指挥进攻占领延安时,胡宗南已成为手握几十万重兵、指挥几个兵团的二级上将与名震一时的西北王。而在国共几十年的争斗中,胡宗南也成为与中共交手最多的一个对手。随着国民政府的冰山崩塌,他也迅速从顶峰上跌落下来,从陕北一直退到西昌,几十万军队土崩瓦解,最终成了国民党兵败大陆的象征性人物。到了台湾后的胡宗南成了边缘人物,直至抑郁而终。胡宗南的次子胡为善是台湾中原大学副校长,年幼时他陪着父亲度过了那一段特殊的时光。     

武汉谈判与签订《汉口协议》

1945年8月28日,为了争取和平民主,避开全国性的内战爆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亲自率中共代表团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又签署了《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与声明》,     

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的政治较量

皖南事变发生之后,国民党内随即产生四派意见：何应钦主张为叶挺另编一新四军;白崇禧主张取消新四军番号;徐永昌主张政治上与中共全面破裂;王世杰、张治中、贺耀祖等则力主缓和。蒋介石采纳了白崇禧的意见。国共在尖锐对立的同时,又都为避免全面破裂设置了各自的限制,这一设限集中表现为避免新四军牵扯八路军。在势态得到控制之后,最后一个问题即皖南事变政治了结的条件。国共围绕条件的较量集中在二届一次参政会。第三方面以调解国共纠纷为契机,提出了自己独立的条件。蒋介石运用现实利益的杠杆作用,满足了第三方面的条件从而将其吸引过来。结果,中共通过拒绝出席参政会,将皖南事变的政治性质暴露出来,而蒋则通过吸引第三方面使参政会全票否决中共条件,双方互有胜负。两党关系转入“拖”的局面。     

对日受降权争端背景下的中共与美关系

国共两党抗战胜利后围绕对日受降权问题的斗争,成为国共军事冲突的直接导火索。美国从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从一开始就站在国民党一边,拒绝承认中共作为战胜者一方接受日本投降的正当权利。尽管声称不卷入中国内战,可杜鲁门政府以协助受降为名,通过派遣海军陆战队在华北登陆、大规模空运海运国民党军队、继续实行租借法等一系列举措,增强国民党的军事实力,帮助国民党夺取战场优势。美国的所作所为,已经远远超出受降的需要,形成了对国共内战事实上的军事介入。在对受降权据理力争的同时,中共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灵活调整对美政策,政治上发动宣传攻势批评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军事上则保持了适度的克制和忍耐,使以斗争为主、斗争与合作兼而有之成为这一时期中共对美关系的主要特点。     

雅尔塔协定、中苏条约与重庆谈判

雅尔塔协定、中苏条约与重庆谈判之间具有相当密切和直接的关系.当时,美苏通过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所协调和确立起来的两国共同支持国民党而不支持中共的对华政策,对战后国共重庆谈判的举行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商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发挥了主要作用.但到关键时刻在关键问题上,美苏的影响和作用又是相当有限的.我们对此必须要有辩证的清醒的认识.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研究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由巅峰走向破裂的转折点。在此次会议上 ,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就政协宪草原则和东北问题发生激烈争论 ,蒋介石亦表现出政治动摇。各种矛盾冲突最终形成巨大的政治破坏力 ,使蒋介石、国民党从政协会议全面倒退 ,由此构成国共两军四平决战的政治背景     

短暂的合作:抗战后期中共与美国关系解析

出于对日反攻作战的需要,美国政府排除蒋介石的干扰向延安派遣军事观察组,与中共建立起正式的合作关系。中共方面对双方合作抱有真诚的期望,对美军观察组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活动给予全力支持,同意接受史迪威对中国军队包括中共军队的指挥权,准备以各种形式配合美军的战略反攻行动,并且认为在战后中国重建中双方有保持和扩大合作的必要。美国在远东的长期战略目标,是使中国成为一个由蒋介石主导的亲美国家,以抗拒苏联扩展势力的企图。尽管罗斯福主张在国共之间采取一种相对灵活的政策,但赫尔利却坚持了无条件支持蒋介石的立场。因此,在任何情况下,美国政府都不会放弃蒋介石,尤其是在美军放弃在华东沿海登陆的计划后。     

1949年蒋介石命运再探

1949年国共内战最后的关键时刻,国民党政府内部的权力轧倾与蒋介石对未来的反共布局,远比吾人所理解的更加复杂与诡谲,处于极端劣势的蒋介石,在风雨飘摇的关键时刻里所作的每一个决定,都将深深影响日后中国局势的发展与演变.本文借由检视处于风雨飘摇之际的国民党内部情势,以及蒋介石所面对的外部挑战,重新思考国共内战晚期蒋介石与国民党内要员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此刻美国对国民党与台湾未来地位的思考.希望透过这段历史的细步探究,能够为未来国共内战史研究课题与新题材的发掘,提出一些新的思考.     

从“皖南事变”看国共关系

正"皖南事变"是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冲突的一个大爆发点,发生的原因复杂多样,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探究"皖南事变"产生的原因、经过、结果,有助于考察当时国共关系的真实状况。"皖南事变"发生的原因及其必然性国共第二次合作以来,初期双方合作虽使两党关系改善但主要是在军事方面,在政治上,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防范心理依然占据主要地位。全面抗战初期就有国民党将领宋希濂、戴笠、蒋鼎文等致电蒋介石,称共产党借此     

抗战胜利前后国共日三方互动关系研究

抗战结束前夕,中日双方的军事较量与日本在大局不利时“和平”解决中国问题之企图以及中国内部国共双方着眼于战后之角力相交织,展现出国共日三方互动关系之错综复杂的图景。日军已无法改变其所处之总体被动状况;国民党在局部战场的作战表现有了改观,同时力图遏制中共的扩张;中共向南方敌后发展的军事战略和推动民主联合政府运动的政治战略取得了相当成效。就国共日三方互动关系而言,国共合作对日,国方重正规军事,但因实力所限未有重大进展,中共重敌后蚕食,因广大空间而如鱼得水;日本对国民党的军事压力与政治诱惑并举,同时亦不放弃利用国共矛盾以渔利。日本投降后,国民党虽在战后接收中得到了投降日军的合作与支持,但并未能实现其遏制中共扩张之企图;中共有了较之以往更为有利的态势与国民党争夺中国的主导权,并以其正确的战略战术而成为这场战争最大的赢家;最先发动这场战争的日本则成了最大的输家,以其无条件投降而结束了多年侵华的历史。     

北平军调部淮阴执行小组华中调停始末

1946年1月10日,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在重庆正式签署《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与声明》。协议达成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即向所属各部队下达了停战令,蒋介石也向国民党各军政长官下达停战令。鉴于命令传达至分散于各地的部队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规定:国共双方所领导之武装,均须于1月13日晚12时起停止冲突,停战协议生效。     

抗战时期美国战略情报局与中共军事合作的尝试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战略情报局曾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美军应与中共取得直接联系,并在对日作战和情报搜集等领域建立合作。在推动美军向延安派遣观察组后,战略情报局围绕盟军在华登陆计划、建设华北通讯网络等问题与中共磋商,双方出于各自的战略需求,表达了开展军事合作的意愿。虽然战略情报局高度评价中共的敌后游击战争,同时认为美军需要并且可能与中共进行联合作战,但始终无法绕过国民党当局向中共提供实质援助。尤其是雅尔塔会议后,美国政府明确了支持蒋介石政权以促使苏联对日宣战的远东政策,战略情报局与中共的军事合作计划只能被迫搁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