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重庆军事会议探析

1942年12月下旬,在太平洋战争刚刚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扩大的背景下,为了统一和协调反法西斯战线的远东战略,加强中美英之间的军事合作,由蒋介石和罗斯福共同发起,在重庆召开了一次国际军事会议。……     

中美战时军事合作的个案分析——以浙赣战役期间蒋介石军事决策为中心

蒋介石的日记表明,在浙赣战役中,蒋介石对盟国合作的重视和期望影响了其军事决策。这一点体现在浙赣战役中,蒋介石多次变更战略部署,并因为怀疑中国军队为盟国所做牺牲的价值而最终取消了衢州决战计划。蒋介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十分期待日苏间爆发战争,因此对日苏关系走向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这也是导致他取消决战的原因。蒋介石并未意识到其决策影响了之后的中美军事合作。美国政府事后对浙赣战役过程的调查,让美国陆军坚信中国政府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决心保卫美国所需要的军事基地。     

如何评价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对日交涉——评《中国抗日战争史》的一段论述

如何评价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对日交涉——评《中国抗日战争史》的一段论述北京师范大学蔡德金自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９日，蒋介石提出“最后关头”之日起，直到全面抗战爆发，一直没有放弃呼吁和平，以政治外交方法，解决中日争端的口号，并进行了种种外交活动。对此...     

抗战时期美国战略情报局与中共军事合作的尝试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战略情报局曾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美军应与中共取得直接联系,并在对日作战和情报搜集等领域建立合作。在推动美军向延安派遣观察组后,战略情报局围绕盟军在华登陆计划、建设华北通讯网络等问题与中共磋商,双方出于各自的战略需求,表达了开展军事合作的意愿。虽然战略情报局高度评价中共的敌后游击战争,同时认为美军需要并且可能与中共进行联合作战,但始终无法绕过国民党当局向中共提供实质援助。尤其是雅尔塔会议后,美国政府明确了支持蒋介石政权以促使苏联对日宣战的远东政策,战略情报局与中共的军事合作计划只能被迫搁浅。     

国联调查团的来华及其颠倒是非的报告书

一“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一面下令东北驻军不准抵抗,一面即于1931年9月21日,即事变后的第三日,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企图借此掩饰其出卖祖国领土的罪恶行为,从而逃避中国人民的谴责。而在实际上,这个行动乃是在美英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企图把东北从日本独占的形势下向国际帝国主义作公开的拍卖。“九一八”事变爆发时,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基于反苏反共的立场,自始就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縱容和漠不关心的态度。美国并非国联会员国,但在远东问题的处理上,没有美国的参加,国联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因此,国联在接受国民党政府申请后,立即要求美国合作。美国一面复允国联的     

战时围绕英缅当局扣留过境援华租借物资的中英交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英三国开始积极谋划联合军事行动,然而就在此时,英缅当局为加强缅甸防卫,在还未征得中方同意的情况下,就匆忙将"土鲁撒"轮所载美国援华租借法案军火物资扣留,此举引发了中方相当的疑虑和不满。事件发生后,中缅运输局局长俞飞鹏在缅与英美官员紧急交涉,蒋介石接到报告,极表愤怒,声称不惜中断中英联合作战计划。其后英缅当局又接连扣留新到物资并欲将中国其他存缅物资亦纳入统一调配范围,蒋乃向英方递交措辞强硬的抗议书,坚持须先经中方同意才能改变援华租借物资的分配,这一要求得到了罗斯福的认可。鉴于日军攻缅局势的日益紧迫,双方从共同对日作战的战略利益考虑,在美国的调停下互相退让,英方同意全数退还扣货,中方向英方移转部分军火,事件乃得以平息。     

武汉会战前后蒋介石的战略决策——兼论国共两党持久战战略之发展

武汉会战期间,蒋介石的战略决策受到日苏关系、中日和谈与国共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高层虽然在具体战役指挥过程中认识到运动战、游击战的作用,但是未能上升到战略层面系统认识和把握持久战的作战原则和基本方针,一度准备与日军在武汉"决战"。1938年7月底,日苏在张鼓峰冲突爆发后,日军对武汉的攻势有所放缓,蒋介石对武汉会战指导方针由"决战"转为"固守",希望借助国际形势的变化,牵制日军对武汉的进攻。鉴于英法不惜牺牲捷克利益对德妥协的前车之鉴,蒋介石在坚持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同意直接与日本进行和平交涉。日本南进攻粤后,英美在华南的利益受到威胁,蒋介石的外交重心转向运动英美,积极推动英美在远东联合制日。武汉会战前后,毛泽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文章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持久战战略理论已经走向成熟。相比而言,蒋介石及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战略思想则缺乏系统性、灵活性与成长性。武汉会战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为艰难的阶段。国共两党在各自不同持久战理论的指导下,呈现截然不同的抵抗态势。     

试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的外交政策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苏联忙于应付对德战争无暇东顾,停止了对华援助,国民党遂冷却了抗战爆发以来与苏联的密切关系,将其寻求外援的对象转向美英两国,美英为加强中国抗战也对国民党进行了巨额援助,国民党与美英关系迅速升温,借此国民党积极开展了谋求大国地位和修约外交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1934-1936年间国民政府划拨外交机密费史料一组

九一八事变后,蒋汪合组国民政府,由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主持军政,汪精卫则出任行政院院长并兼外交部长等职,主持内政及对日交涉。不久两人在合作过程中矛盾加剧,为拉拢汪氏继续在前台主持,经中政会议决由财政部于每月初拨发5万元作为行政院外交秘密活动费。本组史料从一侧面反映了抗战爆发前蒋汪两派合作与争斗情形。     

信任的流失: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美关系

蒋介石日记所展示的抗战后期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其严重性大大超过人们以往的认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在欧亚战略优先选择等问题上的举措,引起蒋的严重不满.蒋对罗斯福支持中国的诚意、魄力及动机逐渐产生了怀疑,认为美国有称霸远东的企图,担心日后中国将与其争夺亚洲领导权.开罗会议是战时一次极为重要的盟国首脑会议,但蒋对此次会议远不如以往所认为的那样积极,中国对会议的准备及会议中的会晤采取了低姿态.史迪威事件中,中国内政因素的影响不可忽视.孙科被蒋视为美国中意的目标.蒋介石认为,美国在军事上要以史迪威取而代之,在政治上则要以孙科取而代之.这种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蒋处理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的态度.在史蒋冲突激化的过程中,蒋介石曾一度考虑辞职.在史迪威被召回后,中美之间虽没有大的冲突发生,但稍有风吹草动,不信任感便会冒出头来.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英修筑滇缅公路交涉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在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也着手切断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企图以此迫使国民政府投降。为保障国际运输路线的通畅,国民政府开始寻求与英国政府和缅甸政府的合作,修建从云南通往缅甸的滇缅公路。英国出于遏制日本的战略需要,同意配合修筑滇缅公路。然而,作为筑路主要执行者的缅甸政府,与英国政府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致使缅段公路的修筑进度和质量明显不及中国的滇段公路,国民政府不得不一再为此与英国进行交涉。英国方面对修筑滇缅公路的考量相当复杂,不仅有援华制日的目的,也有维护其殖民统治,扩张政治、经济利益的诉求。总体而言,英国对中国的筑路要求采取积极配合的态度,在筑路过程中多次劝说和敦促缅甸提高工程质量,使滇缅公路最终得以顺利建成,为中国的持久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七七事变前后蒋介石日记看他的抗日主张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坚持抗击日本侵略军的立场.从蒋介石这一时期日记看:蒋对日本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主张抵抗,反对妥协退让:蒋积极推进国共第二次合作,与苏联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队在正面战场抗击、迟滞了日军的侵略步伐,为抗日战争从防御阶段进入相持阶段奠定了基础.     

朝鲜战争与中国的台湾问题

中国海峡两岸的分裂是冷战时期遗留的问题,也是朝鲜战争的一个后遗症。朝鲜战争爆发导致美国直接派兵进入朝鲜,招致美国插手台湾事务,再度在政治、军事与经济上援助蒋介石,全面卷入中国内战。朝鲜战争爆发和美国介入中国台湾问题,与海峡两岸长期分裂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第一次史迪威危机与中美战略分歧

太平洋战争初期,以第一次史迪威危机为标志,中美之间军事战略上的分歧开始表面化.中国希望美国实行"先日后德"的战略和尽可能的增加对华援助,可是美国确定了"先德后日"战略以及尽量利用中国自身资源的援华政策.虽然导致第一次史迪威危机的焦点问题是美国援华的租借物资的管理权,而主要原因是史迪威的身份问题和第一次缅甸战役失利的责任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中美之间军事战略的分歧.危及爆发时恰逢美国总统特使居里第二次访华,居里与蒋介石讨论了中美之间的分歧,努力调解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关系.虽然蒋介石暂时缓和了与史迪威的关系,但美国并没有修改自己的军事战略,导致史迪威危机的根本原因并没有解决.     

美国外交档案中有关中美英三国交涉西藏问题的史料选译

美国外交档案中有关中美英三国交涉西藏问题的史料选译吴景平译１９４３年,中国、美国和英国（包括英印殖民当局）之间,围绕西藏问题进行了多次交涉。这些交涉关系到向西藏当局提供无线电设备、开辟自印度经由西藏抵达中国内地的陆路运输线、中国在青海与西藏交界地区集...     

澳大利亚与西新几内亚争端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澳大利亚在外交和防务上开始逐渐摆脱对英国的全面依赖,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战略重心从西欧转向亚太地区,改变了战前一切唯英国马首是瞻的附从地位,注重加强与亚太、尤其是与东南亚新兴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联系。印度尼西亚作为其最大邻国倍受重视,在荷兰与印尼的西新几内亚领土争端中,澳从自身安全利益出发起到了引人注目的作用,并与美英两大伙伴产生了重大分歧,但澳外交中固有的双重性和对美英的政治、经济和防     

从“橙色”计划到“彩虹”计划——太平洋战争前美国的战略演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军方制定了以亚太地区为主要战略取向,以打败日本为目标的“橙色”战争计划。这一战略方针坚持了23年,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才正式被以“先欧后亚”大战略为基础的“彩虹5号”战争计划所代替。本文拟揭示这一战略演变的全过程,以期为进一步研究美国的军事战略发展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英军事合作提供必要的说明。     

抗战前后中美英西藏问题的交涉

作为我国边疆领土的一部分,在近现代历史上,西藏很早就受到西方列强的觊觎。与美国相比,老牌殖民帝国英国更早涉入西藏问题,早在20世纪初叶英国就确立了在西藏的势力范围优势。因此,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发现西藏的地缘战略重要性时,势必与英国在西藏的利益发生冲突。本文通过抗战前后中美英关于西藏地位问题的交涉,分析新老列强在西藏问题上立场的不同。由此还可以看到战后美国与英国等欧洲大陆国家的西藏立场差异之由来。     

短暂的合作:抗战后期中共与美国关系解析

出于对日反攻作战的需要,美国政府排除蒋介石的干扰向延安派遣军事观察组,与中共建立起正式的合作关系。中共方面对双方合作抱有真诚的期望,对美军观察组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活动给予全力支持,同意接受史迪威对中国军队包括中共军队的指挥权,准备以各种形式配合美军的战略反攻行动,并且认为在战后中国重建中双方有保持和扩大合作的必要。美国在远东的长期战略目标,是使中国成为一个由蒋介石主导的亲美国家,以抗拒苏联扩展势力的企图。尽管罗斯福主张在国共之间采取一种相对灵活的政策,但赫尔利却坚持了无条件支持蒋介石的立场。因此,在任何情况下,美国政府都不会放弃蒋介石,尤其是在美军放弃在华东沿海登陆的计划后。     

陇东事件与国共关系之演变

合作与冲突始终与抗战时期国共关系风雨同行。日本的侵略促成了国共两党携手御侮,但政党之间的分歧仍然侵蚀着国共两党合作的肌体,加剧了国共之间的权力博弈。陇东事件发轫于国共两党对陇东统战县域的争夺,根源于共产党寻求发展与国民党必欲遏制之间的碰撞。陇东事件是经蒋介石默许,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具体策划,国民党陇东当局实际执行的一次试探共产党合作底线的有计划、有预谋的军事摩擦行动。冲突的发生虽夹杂着国民党地方当局对中共力量发展的疑惧及其对重庆政权意图的主观臆测,但总体上是沿着国民党"限共、溶共、反共"的轨道运行,冲突的发展也未逾越甘肃省政府既定之"地方化"的解决范畴,国共双方交涉最终陷于蒋介石推脱责任,甘肃省政府居中调停,陇东署县政府承担一定责任,交涉双方相互指责的扯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