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与德国

袁世凯在其小站练兵、入鲁主政、坐津督直、辛亥出山、帝制自为的五个时期,始终与德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和往来.而这种关系的构建及发展给予了袁世凯政治上的极大帮助,从中也可以看到袁世凯"仿德"、"防德"、"联德"及"排德"的政治、外交思想轨迹.     

论梁启超民国初年的政治思想

“以旧秩序的捍卫者自任”,“袁世凯专制独裁统治的竭诚拥护者”,“倡导袁世凯称帝的新帝制派”,这是史学界从建国初期到粉碎“四人帮”以来,对民国初年梁启超的基本评价。这些观点广泛流传几成定论,但是我们只要认真分析一下梁启超民国初年的政治思想,对上述观点便不能不产生怀疑。     

晚清民国时期唐绍仪“民主共和”政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民主共和”是唐绍仪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唐绍仪幼年赴美留学期间是其“民主共和”思想萌芽的重要时期;第一次南北和谈期间,唐绍仪初步公开了他“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担任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后,唐绍仪“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日益公开化,并具体化为对西方民主制度中内阁、国会、约法等要素的效仿和学习;此后,唐绍仪在辞任内阁总理及与袁世凯决裂等事件中,体现出对“民主共和”思想的维护和贯彻。袁世凯去世后,愈发紧张的“内忧外患”局势及此前“民主共和”实践中的受挫均使唐绍仪认识到,“和平”对国家和人民十分重要,动荡时期国会和约法不可持续,由此,在“民主共和”思想中加入了“和平”这一思想前提。这也体现出唐绍仪的“民主共和”思想与中国国情和时局发展的联系日益紧密,其“民主共和”思想逐渐走向成熟。     

袁世凯之案翻不得

近日有一篇叫《另说袁世凯》的文章,却以“新观点”的面貌出现。文章赞扬袁世凯在政治上实行了“宽松政策”,并说,“正是由于袁氏北洋政府政治上的宽松政策,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代新文化大师脱颖而出;蔡元培成功地改造了北京大学;邵飘萍、黄远庸两大新闻巨擘一则则独家新闻、一篇篇时论文章众口交传;革命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文章指出,说袁世凯政府在政治上实行的是“宽松政策”,它的各种政策“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显然,这是历史的颠倒。袁世凯政府实行的是专制独裁政策,是违反…     

袁世凯为何不重用梁启超

在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堆里,梁启超的才能无人能及。24岁之时,就名满天下。袁世凯对他的才华敬佩有加。“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日本12年之后,梁启超在袁世凯函电不断地催促下,回国就任法务次官。袁世凯在梁启超刚刚踏上中国的土地时,给予梁启超空前的礼遇。给他住贤良寺,那是当年曾国藩、李鸿章做封疆大吏入京时住的地方。给予一个手无寸铁只有一枝笔的梁启超这样的礼遇,对于善玩政治的袁世凯来讲,肯定有着自己的政治目的。     

蔡锷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经过

袁世凯复辟帝制蓄谋已久。早在1913年10月10日就任大总统之后,就开始了复辟帝制活动。1914年恢复“祭天把扎”,为复辟帝制大造舆论。1915年8月,袁世凯授意杨度、孙流药、刘师培等六人组织了“筹安会”,公开策划复辟帝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声讨。蔡愕在北京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极为活跃,引起了袁世凯的注目,对蔡严密侦察,派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到蔡愕离处搜查。蔡愕为了逃避袁世凯的耳目,防备袁下毒手,干是伪装游手好闲,不问政治,每天出入于八大胡同妓院,与妓女小凤仙颇为亲热,名传遗迹。袁世凯以为蔡愕是一个醉生梦死、…     

再论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告密"问题

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告密”是聚讼百年仍未能定谳的疑案。是案历经政治、道德和学术的评判阶段,具体而微地映证出近代学界在重大“问题人物”的研究中所走过的颇具共相的曲折历程。关于是案,笔者既不同意八月初五日（９．２０）袁世凯回津告密是引出次日政变原因的旧说;也不接受袁世凯告密并没有引出政变而只是引出“戊戌六君子”被害的新解。笔者以为：袁世凯是告密了,但不是在初五日返回天津之后,而是在见到谭嗣同后的初四日（９．１９）,袁告密是造成慈禧提前回宫发动政变的最直接原因。     

从上博简《诗论》“天保”看周代分封的理论依据

上博简《诗论》“天保”是讨论“德”与分封制关系的新材料,《诗论》所言“顺颁惠”在周代的具体政治表现就是分封制度。从《天保》诗文和诗旨及周代青铜器铭文中的“顺颁惠”情况,得见“顺颁惠”实为周人分封的理论依据。     

袁记“政治研究会”的出笼

1916年3月22日,窃国大盗袁世凯,被迫宣布撤销洪宪帝制。在此之前九天,北京城内,一个鲜为人知的团体幽灵似地出现了。这个团体名叫“政治研究会”,是奉袁世凯之命而秘密拼凑起来的。有关政治研究会的情况,见之于陆征祥、曹汝霖1916年3月14日致顾维钧的函中(原件存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顾维钧当时为驻美公使,负有宣传帝制     

云南护国军发行中国银行兑换券始末

1913年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当上了正式大总统。当年12月11日,参政院两次上书劝进,“恭请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次日,袁世凯发布命令,承认帝位。31 日,袁世凯下令次年改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     

国内外要闻(1902年11月)

4日纽约：麦迪逊广场公园发生爆炸,死15人,伤70人。8日英国：德皇威廉二世到达英国进行12天的访问,力求改善英德关系。9日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天津设教养局,收容无业游民、贫民,以资“教养”。12日中法签订《汉口展拓法租界条款》,汉口法租界扩界。12日撤退上海外国驻防军协议签立。自是月22日起,日、德、英、法先后自上海撤退其驻防军。14日梁启超主编之《新小说》在日本创刊。按月发行,内容有论说、历史小说、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地方戏本、世界名人逸事等,开创中国小说之新体例。14日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在巴黎被搬上舞…     

吴长庆与袁世凯关系述论

吴长庆是淮军名将、儒将,是1882年中国军队成功平定朝鲜壬午兵变、稳定朝鲜社会秩序的军事统帅.吴长庆与袁世凯叔祖袁甲三、嗣父袁保庆及袁世凯本人有着三代世交关系.青年袁世凯投军吴长庆部,受到吴长庆的特别关照和精心培养,脱颖而出,迅速成长为一名优秀青年将领.吴长庆与袁世凯关系密切,袁世凯对吴长庆的恩情铭记在心.     

袁世凯与民初“党争”

从表面观之,民初党争运动发生在立宪派和革命派之间,居于幕后操纵的却是袁世凯。民初党争,与其说是西式的“政党政治”,不如说是中式的“派系政治”。在中国,最高权力一直掌握在君主手中,无论是西式的三权,中式的中央与地方,都是在下面分,最高权力则不能分。辛亥革命后,虽然没有了君主制,如何集权则是袁世凯面临的主要问题。袁的“不党主义”,及其他凌驾于党争之上的举措,似乎均与此有关。进言之,袁之后的中国最高统治者都面临这个问题：一方面是掌握了话语霸权的西式民主、选举、分权、权力制衡,另一方面是对不可分割的最高权力的“路径依赖”。     

摄政王载沣驱袁事件再研究

摄政王载沣驱袁事件,既是清廷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同时也夹杂着复杂的国际因素,与当时中美日三国外交存在十分微妙的关系,尤其与袁世凯的联美制日外交的失败直接有关。在这场政治权力斗争中,载沣之所以没有处死袁世凯,固然由于载沣本人性格优柔寡断、缺乏政治斗争经验,以及慑于袁世凯的北洋势力,但同时与列强尤其是美国的强力干预有着密切关系。而就几个主要列强来说,它们对载沣驱袁的态度和反应并不一致。其中,因为袁世凯的联美制日外交妨碍了日本对中国东三省的侵略,日本方面对袁世凯遭罢黜实际上持欢迎和支持态度,极不愿意看到袁氏复出;而美国政府由于担心清末新政改革政策发生逆转,同时也为了抵制日本对清政府的控制及与日本争夺中国东三省的控制权,坚决反对载沣罢黜袁世凯,从一开始就期待袁氏尽快复出。在载沣驱袁权力斗争的历史背后,同时也浮现出日、美两国较量的影子。     

习近平关于立德树人重要论述的创新发展与贯彻落实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这一重要的理论创新不但确立了我国教育事业的根本任务,也确立了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为新时代、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提出了新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2月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①这一重要讲话首次将“立德树人”确立为“中心环节”,这是在新形势下对立德树人思想要求的新拓展、对立德树人地位作用的新提升、对立德树人实施路径的新要求,我们应当深入研究和认真贯彻落实。     

辛亥革命与“多党政治”

辛亥革命之后,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出现了“多党政治”的局面。“多党政治”反映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集团政治斗争的激烈,说明革命与反革命、新旧势力的重新组合与角逐。围绕民主共和与独裁专制两种前途、两个命运的大决战,革命党人做了不懈的努力搏斗。“多党政治”对于袁世凯窃国确实起了积极的抵制作用。但是,“多党政治”的消极后果也是不容忽视的。这是当时的革命家所始料不及的。马克思说过:“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     

孙中山“还位”辨正

史学界在论及１９１２年袁世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事时,几乎众口一词说是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的。然而历史事实表明,革命党人和南方独立各省,从开始酝酿到具体筹组民国临时政府,始终都是选定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后来选了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是独立各省与革命党人的权宜之计,事实上是替尚未来归的袁世凯行使主持政府的大元帅。孙中山所任始终是一有临时总统之名、无临时总统之实的“虚位待袁”的总统,系临时承乏。后来孙中山的卸任交印实属“还位”而非“让位”给袁世凯。     

阎锡山与洪宪帝制

史学界关于阎锡山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作为的研究目前仍显薄弱,有大量史料未能得到研究者的注意或充分利用。因此,使用当时的报刊报道、《政府公报》、日记、书信、档案等多元材料,并与阎锡山等人的回忆、来往函电等进行对比考辨,从当时的政治脉络出发,能比较详细地重建阎锡山这一时期的所作所为及其同袁世凯的关系情况,特别是阎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之举的具体表态和支持情况,乃至洪宪帝制取消后阎锡山的骑墙观望态度与袁世凯去世后的自保善后举措,希望借此揭示阎锡山支持袁世凯背后的内在逻辑、阎锡山与袁世凯的互相利用关系,以及当时的帝制文化构建情形及其实践效果。阎锡山后来在个人回忆中利用其收藏的来往函电等档案资料,重构了他同袁世凯的关系,大大美化自我形象,以掩饰其昔日参与洪宪帝制的行为。这提醒当今近代政治史研究过度依赖的所谓档案资料,内中实存在不少陷阱与局限。     

梁启超与护国运动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一夕崩溃,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但此时南方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并无力统一全国,北洋军阀袁世凯手握重兵,雄踞北方。经过两个月的你来我往,孙中山与袁世凯达成协议,只要袁世凯驱清帝退位,拥护共和,则中华民国大总统之位属于袁世凯,从而实现全国一统。1912年2月14日,清帝退位,袁世凯当上了临时大总统,在袁世凯就任总统仪式上,共和派人士被袁世凯“誓守约法”、“捍卫共和”的言辞所陶醉,肉麻吹捧袁世凯为中国的华盛顿,举国沉浸在一片喜气洋洋当中。     

从君宪到共和:袁世凯的一段心路历程

在辛亥传统叙事框架中,袁世凯重出江湖后一味搅局:先是利用武昌危机与清廷讨价还价攫取权利;继则用清军打压南方,威逼革命;终则利用南方革命党人逼退清帝,进而交换中华民国大总统宝座,"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成果。这个传统叙事框架在过去特殊年代自有其解读的合理性,但显然不是从史料发出,用事实论证,多少带有以袁世凯后来帝制自为倒推其重出江湖时的心情和作为,与历史事实具有相当差距。本文根据新旧史料最大限度还原袁世凯在武昌起义后的一段心路历程,重建袁世凯从君宪到共和的踌躇、无奈、顺势及转变的限度。本文认为,作为晚清重臣,袁世凯从维新到新政,再到仿行立宪,一路走来,基本上充当着晚清政治变革重要推手,他们那一代政治精英能够认同的也就是君主立宪,所以袁世凯重出江湖后的政治选择就是利用政治危机推动政治变革,实现君主立宪,只是当君主立宪被各方面抛弃后,袁世凯方才顺势而为,变成一个有限的共和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