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护国运动

在反对袁世凯的护国运动期间,孙中山主张以北方地区为重点,与袁世凯进行坚决的军事斗争;他主张护国运动应以建立巩固的民主制度为最终目标,而不应仅仅满足于推翻袁世凯;他主张各派反袁势力团结一致,即使发生矛盾也应和平解决,不应诉诸武力。在护国运动期间,孙中山对各地革命党武装的反袁军事行动进行了指导,帮助各地革命党武装筹措经费,动员各界人士参加反袁斗争,为反袁斗争进行了舆论宣传。许多革命党人在孙中山的派遣和指导下参加反袁斗争并作出重大贡献;孙中山对一些护国运动领导人的反袁活动起到了推动作用,对当时的社会舆论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再论袁世凯与辛亥革命的成与败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重新启用袁世凯镇压革命党。袁世凯预判中国政治态势,周旋于革命派、清政府、立宪派等各派力量之间,一方面以北洋军的强势压迫革命党人;另一方面以革命党人的杀气威胁清政府,最后迫使清朝皇帝退位,促成了中华民国,实现了政治制度的转型,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但是,袁世凯本质上是一个封建官僚,缺乏民主共和思想,他不但没有积极推进民主进程,反而妄图坚持独裁专制,复辟帝制,又成了阻挡历史车轮的势力。结合清末民初的社会现实,对袁世凯的性格心理及其所作所为进行分析,有助于加深对于袁世凯本人以及这段历史的认识。     

书与人

《革命逸史》1912年1月1日,冯自由参加孙中山就职典礼,并出任总统府机要秘书。1936年开始编写《革命逸史》。冯自由长期追随孙中山,可以说是革命党的"正统",但他对光复会、华兴会和其他革命党人的事迹都能如实记载,公正评价。他曾说袁世凯、黎元洪都不是革命党人,辛亥     

袁世凯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及其变化——以民国国庆纪念为重点的考察

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为袁世凯重新出山创造了良好的历史机遇,没有革命的爆发,袁世凯出山是极其困难的①。出山后的袁世凯,先是走向了与革命相反的道路——积极镇压革命,最终选择了与革命党合作的道路。袁世凯与革命党的合作,导致辛亥革命的迅速胜利和廉价胜利,基本实现了革命党人的既定目标——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废除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袁世     

孙中山“还位”辨正

史学界在论及１９１２年袁世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事时,几乎众口一词说是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的。然而历史事实表明,革命党人和南方独立各省,从开始酝酿到具体筹组民国临时政府,始终都是选定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后来选了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是独立各省与革命党人的权宜之计,事实上是替尚未来归的袁世凯行使主持政府的大元帅。孙中山所任始终是一有临时总统之名、无临时总统之实的“虚位待袁”的总统,系临时承乏。后来孙中山的卸任交印实属“还位”而非“让位”给袁世凯。     

冯国璋反对袁世凯称帝

所谓“北洋三杰”,是指清末民初北洋军事集团中的骨干分子冯国璋、段祺瑞和王士珍。他们三人都是袁世凯的心腹干将,尤其是冯国璋。1911年“辛亥革命”镇压武昌革命党人起义,袁世凯任命冯国璋为前线总指挥。冯身先士卒攻人武昌,扬了北洋的军威,为袁世凯争了名声。大功告成后,冯被调回北京,配合袁世凯逼宫。1912年1月,南方革命党与北洋军阀达成协议,由冯国璋率领北方军界60名将领通电全国,要求改变国体,实行共和。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走投无路,只好宣布退位,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告终。     

北洋军阀的统治始于何时

有些教材、专著认为北洋军阀的统治始于1912年,即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成果,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时。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不尽贴切,原因:(一)当时革命党尚控制着南方数省的十几万军队,阻止袁世凯的军事势力向南扩张;(二)革命党仍统辖、影响着南方七八个省区,并利用国会、《临时约法》向袁世凯进行有力斗争。所以,从军事上、政治上说,袁世凯的统治还未最终确立。革命党控制的军队在武昌起义后,迅速扩至十几万人,对袁世凯的统治构成极大的威胁。为此,崇尚军事实力的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极力阻挠黄兴出任陆军总长,而让其亲信段祺瑞充任;他还     

辛亥革命后“二次革命”爆发的原因和经过

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后,即加紧向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势力进攻。他一方面和黎元洪勾结,杀害了武昌首义人员张振武和方维,另方面便虚伪的表示拥护民主共和,借以欺骗麻痹革命党人,甚至当时孙中山也曾被袁世凯的虚假面目所蒙蔽,说“十年以内,大总统非袁莫属。”黄兴更幻想实行所谓“政党政治。”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和袁世凯的伪装和蒙骗, 许多同盟会员都在幻想着依靠袁世凯来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作为当时议会政治积极推行者的宋教仁,为了争取在国会中占到优势,便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1912年8月)。国民党是由同盟会联合了一些旧官僚和立宪派分子组成的,妥协是它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前后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国内局势极为复杂。同盟会已名存实亡,在立宪派和旧官僚的拉拢下,革命阵营内部派系林立,矛盾日趋尖锐。孙中山回国前,立宪派人士就与袁世凯达成了“清帝退位,即拥袁为大总统”的协议。北方袁系势力与南方立宪派人士在上海英租界内的“南北议和”已经开始。革命党虽然在全国许多地方夺取了政权,但因袁世凯势力强大,仍不能控制国内局势。     

辛亥革命的历史，就此拐弯了

历史经常会因一些偶然事件拐弯,明末如果没有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兵人关,当时尚未有中原之志的满人,显然不会那么快取明而代之。而到清祚将尽之际,如果吴禄贞不死,辛亥革命北方的形势,也将会大不一样。即使北京不会落入北方革命党人之手,袁世凯的作用也不会如此之举足轻重。革命后的天下,很可能会是革命党的。     

袁世凯谋取共和国总统的最初一次活动

武昌起义后,清廷迫于革命形势兴起,不得不重新起用三年前被赶下政治舞台的袁世凯。但袁世凯是个沉浮于官场十多年的老手,他知道没有帝国主义的支持是会一事无成的。当时他的一批门客亲信“咸集洹上”,纷纷向他献计献策,有的主张他南面称帝,有的劝他不要应命,以待时机。袁世凯表面上声称他不会作革命党,决心维持清室统治;但实际上,他在采取行动之前正在     

护国时期的唐继尧与孙中山、梁启超

发生在1915到1916年的护国运动是继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之后的又一次革命行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称之为“第三次革命”。护国运动摧毁了袁世凯的“洪宪”帝制,维护了共和民国,其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应予肯定。反袁护国战争的爆发,孙中山及其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的宣传和组织发动工作固然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与梁启超、蔡锷等人的积极策划密不可分,但是首先发动护国起义、宣布脱离袁世凯反动政府的,却是以云南都督唐继尧为代表的西南地方实力派,如果没有唐继尧的参与和支持,护国战争是很难迅速发动起来的,因此,唐继尧对护国战争可谓举足轻重,功不可没。     

“南洋革命第一”人——陈楚楠

陈楚楠,原名连才,福建厦门禾山人,1884年出生于新加坡的一个富商家庭。他是最早加入革命党的南洋华侨之一．也是新加坡最早支持革命的华侨,在反清斗争中做出的贡献又十分突出,因而被孙中山誉为“南洋革命第一人”。陈楚楠早年追随维新派．后来逐渐转变为坚定的革命党人。他曾任新加坡同盟分会会长,并且创办《图南日报》等革命报刊,还筹款接济革命,安置革命党人,为辛亥革命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辛亥革命与“多党政治”

辛亥革命之后,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出现了“多党政治”的局面。“多党政治”反映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集团政治斗争的激烈,说明革命与反革命、新旧势力的重新组合与角逐。围绕民主共和与独裁专制两种前途、两个命运的大决战,革命党人做了不懈的努力搏斗。“多党政治”对于袁世凯窃国确实起了积极的抵制作用。但是,“多党政治”的消极后果也是不容忽视的。这是当时的革命家所始料不及的。马克思说过:“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     

服从命令是天职，不幸成了反革命——“北洋忠狗”冯国璋

一、死心眼的“白乌鸦”有革命就有反革命。，对于辛亥革命而言，冯国璋，就是第一号的反革命。很遭革命党嫉恨的满人亲贵铁良、良弼等人，固然镇压革命的叫嚣叫得很响，但真正动手镇压，而且镇得革命党人肉痛的，就数冯国璋。正是他，带领北洋军一通猛攻，拿下了武汉三镇中的两镇，让革命党号称知兵的副统帅黄兴，灰头上脸地离开了武义。     

利用会党:辛亥革命的一个误区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即已认识到利用会党是一个失误,因而才转而依靠新军。会党是当时社会成员异化的结果,广大农民对会党的诡异行为普遍持恐惧、戒备、鄙夷心理;会党的种种不法行为只能使之成为革命党人动员农民的障碍,而不是什么纽带。革命党人对会党纯粹是“利用”,根本没有想到要去改造会党,进而结成政治同盟。会党能否充当革命党联系农民的纽带,完全是后来的学者提出的理论问题,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从未将发动农民问题提上议事日程。革命党人利用会党起义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其激励民众的作用远远弥补不了给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失。各省独立后,会党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民国初年,一些会党由对革命党不满发展到反对民主共和,图谋颠覆新生革命政权,很快蜕变为反动势力。     

梁启超与护国运动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一夕崩溃,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但此时南方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并无力统一全国,北洋军阀袁世凯手握重兵,雄踞北方。经过两个月的你来我往,孙中山与袁世凯达成协议,只要袁世凯驱清帝退位,拥护共和,则中华民国大总统之位属于袁世凯,从而实现全国一统。1912年2月14日,清帝退位,袁世凯当上了临时大总统,在袁世凯就任总统仪式上,共和派人士被袁世凯“誓守约法”、“捍卫共和”的言辞所陶醉,肉麻吹捧袁世凯为中国的华盛顿,举国沉浸在一片喜气洋洋当中。     

陆荣廷与“二次革命”

发生于1913年7月的“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失败后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势力同以盗国大盗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独裁专制势力的一次重大武装斗争,其目的是要保卫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这次斗争虽然很快失败了,但它唤醒了人们对袁世凯独裁反动统治的警觉,并给袁世凯独裁反动统治以一定的打击,为以后护国战争粉碎袁世凯的皇帝梦和推翻袁世凯的独裁反动统治起到了准备作用,     

赵尔巽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行为

赵尔巽曾在东三省任军政要职。武昌起义前,以“贵密、贵速、贵周、贵细”的策略,镇压辽南人民起义。武昌起义后的一个月时间,赵采取“频繁会商,维持治安”、“实行戒严,以防不虞”等十项措施,竭力阻挠革命势力的扩大。自保安会建立到民国成立,他制定了“乱未起,预防之;乱初生,力制之;乱既起,痛剿之”的十八字方针,镇压革命党人,剿杀民众起义。自民国成立到赵离职,则实施“剿抚并用”的反革命手段,残杀张榕等革命党人,痛剿、遣散民军。赵尔巽忠于清王朝,维护专制统治,仇视民众,镇压革命,残杀革命党人的一系列政治行为,说明他并非“世界伟人”、“天下所共钦共仰者”,而是逆历史潮流发展的封建卫道士。     

袁世凯政府对中华革命党的侦缉与策反

二次革命后,孙中山等人流亡海外组建中华革命党,举起革命低潮下的讨袁旗帜。以革命的对手方为着眼点,此时袁世凯政府采取的侦缉与策反的政治策略,是孙中山实现革命理想的障碍之一。袁世凯政府针对孙中山及中华革命党的相关行动呈现着武力镇压、刑事侦缉、策反与招抚等阶段性特点,反映出彼时国内外政治波谲云诡的剧变,以及袁世凯政府与中华革命党之间因时因势而变的政治较量。这对重新认识孙中山等党人的革命活动和中华革命党的真实面相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