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西阳郡沿革与地望考辨

东晋南朝西阳郡沿革与地望考辨石泉，鲁西奇一、东晋南朝西阳郡沿革《宋书·州郡志》（卷３７，下简称“《宋志》）郡州刺史“西阳太守”条云：“本县名二汉属江夏，魏立弋阳郡，又属焉，晋惠帝又分戈阳为西阳国，属豫州，宋孝武孝建元年，度郢州．明帝泰始五年，又度豫，...     

十六国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引论

十六国北朝特别是十六国,频繁而大规模的内部人口流动,是由胡族统治者实施的,并以强制迁移性质为主,强制迁移的目的,是以之为兵、用之耕耘。这样的移民状况加上其他复杂因素,决定了长期、普遍、广泛设置于东晋南朝的侨州郡县,在十六国北朝境内,总体上说,是不长期、不普遍、不广泛的。十六国北朝特别是十六国的多数侨州郡县,既无土地也无人民。如十六国的侨置,多与"虚设"无异;至于北朝的侨置,则不外以下几种情形:因招抚或安置流民而置,为安置特殊性质的移民而设,备职方而立,务广虚名,以及承东晋南朝之侨置而不废者。十六国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的考证与研究,既要具备与东晋南朝进行比照的观点,其研究难度也较之东晋南朝为更大。     

东晋南朝山阳、淮阳二郡侨实问题考辨

东晋义熙土断中,置有山阳、淮阳二郡,南朝相沿,学界往往将此二郡视为侨郡。山阳、淮阳为郡国之名是在汉代,西晋分别改为高平郡、陈郡。在东晋置山阳、淮阳二郡前,此二地已有山阳、淮阳之名。根据东晋侨郡用名之例和《宋书·州郡志》记载新置侨郡、实郡之例,山阳、淮阳二郡并非侨置。由山阳、淮阳二郡设置的历史、地理因素以及领县等情况来看,此二郡与土断中侨郡的设置情况不尽相符。山阳、淮阳二郡并非取旧土之名,在西晋没有相对的原郡,虽土断中所立,并不是侨郡。     

“南方经济大发展,北方民族大融合”质疑

范文澜同志著《中国通史简编》称东晋、南朝为“长江流域经济文化发展时期”,称北朝为“黄河流域各族大融化时期”;以后出版的几种关于中国通史的书,也多用“南方经济大发展,北方民族大融合”或类似的词句来概括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的历史。我馆《中国通史陈列》三国、两晋、南北朝部份的总标题,采用了这个提法。几年来未闻有什么不同意见,可见这个观点已被普遍接受。     

两晋南北朝与隋唐官僚特权之比较——从赃罪、除免官当的视角

魏晋南北朝是门阀士族获得重大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权的时代,但是东晋南朝与北朝的情况不尽相同。从法制层面对赃罪量刑和除免官当的考察表明,在法令的规定上北朝对待官僚较东晋南朝更为宽松,在法令的贯彻上北朝却相对严格。由此我们看到,尽管江左士族享有更多特权,但这些特权多在法令规定之外,不属于正常官僚政治的范畴。而北朝士族却积极在律令框架内寻求自身的权益保障,其努力所获得的丰厚成果为隋唐帝国的官僚所继承,从而为官僚政治的理性发展作出了贡献。     

江苏丹阳南齐陵墓砖印壁画探讨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是我国绘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特别是东晋南朝的绘画,在这个历史时期占有重要地位。文献所载东晋南朝的绘画作者、作品和评论很多,但因年代久远,所存实物极少,仅有如传为东晋顾恺之所作卷轴画摹本等少数作品,而这些摹本的作者、年代与真伪尚有争论。至于有明确年代的南朝绘画尤少,仅有梁肖景墓神道碑侧的线刻画等。河南邓县发现的彩色画象砖墓,巳被肯定为南朝墓,但绝对年代仍不明确。作为南朝都城的建康(今南     

南朝皇室文学文献考察

中国古代皇室文学,繁荣兴盛者当数中古；而中古皇室文学最优者,一为曹魏,二在南朝.由于年代稍远,流传面相对狭小等等原因,南朝皇室文学著作存在着散失亡佚等诸多问题.本文以《隋书·经籍志》所录文献为基础,参考《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艺文类聚》、《初学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等文献,对南朝皇室文学的著述及存佚情况进行疏证与分析.     

从娄叡墓壁画看北齐画家手笔

长期以来,在我国绘画史的研究上,论述两晋南北朝绘画,几乎全是介绍东晋南朝几个著名画家的作品;论述北朝绘画,则又都以敦煌北魏壁画为主要对象,很少知道画家的姓名。1966年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     

《南齐书·州郡志》文本溯源与年代断限

与《宋书·州郡志》相似,萧子显所撰《南齐书·州郡志》也源自国史。萧齐建元二年所定国史编撰体例将《州郡志》与《百官志》合二为一,使得国史《州郡志》形同简目。在此基础之上,萧子显将上至永明元年,下至永元初年的累年国史《州郡志》进行叠加,再藉有限资料加以补充、调整,于是便直接承袭了国史《州郡志》的简陋。《南齐书·州郡志》中出现的大量郡、县双列现象,正是萧子显叠加国史《州郡志》而又疏于检点的结果。至于其所列政区错讹、州郡之间断限不一等现象更是不一而足。由此可知《南齐书·州郡志》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断限年代。萧子显所欲展现的只是在保证其所能知晓的最晚的行政区划基础上,保留永明元年至永元初年之间政区名目及隶属关系而已。     

千年古刹长芦寺

长芦(今南京市大厂区长芦镇)这一地名．《南齐书·州郡》就有字记载。南朝的萧齐王为加强首都建康江北的军事防卫,特将秦郡划出部分地区设置齐郡,治所徙至瓜步(今六合县瓜埠镇),并于建元三年(481年)在长芦“置三军”。     

南北朝《左传》章句好尚不同说疑义辨正

《左传》章句好尚的南北差别是中古经学史的重要命题,而史传所说简略,相应就产生了很多疑问需要解答。就南朝而言,根据齐永明年间的尚杜讨论可以推导出东晋以来南方一直存在着《左传》尚杜的趋势,这一趋势在南朝梁代发展至高峰,其虽然受到了来自北方的挑战,但依旧占据了学术的主导地位,并且在陈代由王元规接续又呈现出一片鼎盛态势。另一方面,北方的"河外尚杜"并不是南学北传,北朝儒士习《左传》本就是兼习服、杜。其崇尚服义不是由徐遵明开始,而是北朝国学教育系统的一贯主张。这样就阐明了史传的简略可疑之处,回应了现有疑问。     

《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出版

由罗新、叶炜合著的《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一书已于2005年3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本书上承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和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二书,汇集了2003年底之前公布的新出魏晋南北朝及隋代墓志,共231方(其中魏晋十六国南朝21、北魏43、东魏北齐23、西魏北周28、隋代116方),每方墓志包括录文和疏证两部分,录文准确,疏证精要,兼具资料性和研究性。《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出版$中华书局@张继海     

前言

<正>本期刊发专题论文、书评和读史札记16篇,如同以往各期,涉及了包括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在内的较为宽广的学术领域。《谈曾侯铜器铭文中的"南公"》通过考察新近公布的曾侯铜器铭文,分析了成康时期周人对南土的经营。《良乡、广阳二县两汉隶属、县界考》在缕析西汉调整燕地区划的历史过程中,力图显示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对行政区划安排的直接干预。《东晋南朝的书籍整理与学术总结》研究了从东晋中期到南朝官、私不断聚书的文化现象。《柳怀素墓志所见武周改立"二王三恪"史事考》以柳怀素墓志提供的线索,对武     

东晋南朝东官郡名辨

东晋咸和六年分南海郡立东官郡,郡名应与当地所设盐官有关。由于当时“官”“莞”同音,致使文献中“东官”“东莞”出现混用的情况。《宋书·州郡志》等地志材料曾有过统一检核,故皆使用“东官”,与纪传类材料迥异。整个东晋南朝在制度层面未曾有改“东官”为“东莞”的举措。唐至德二载改宝安县为东莞县,乃是沿用此前误用的“东莞”之名。     

略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环境保护

魏晋南北朝时代(公元220—589年)是我国古代战争频繁和政局最不稳定的时代。从魏文帝起至晋武帝灭吴,统一全国,经历了60年的战争。西晋统一后,全国仅11年(公元280—291年)无战争。随后,直到公元439年北魏统一中国北方时,前后共经历了148年的长期战争,作为我国经济文化中心的黄河流域几乎遭到彻底的破坏。东晋和南朝统治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也发生过战乱和政权更替,以及南朝与北朝之间的战争。但从全国整体来看,东晋和南朝时期战争较少,政局较稳。所以,长江     

略论敦煌吐鲁番出土的东晋南朝文献

敦煌、吐鲁番出土了一批东晋、南朝时期的文献,它们大多为佛经,也有道经,以及儒家典籍、书札,其中佛道写经的发愿文题记均有纪年,且含有丰富的历史信息,学术价值极高。从发愿文题记可知,这些东晋、南朝文献大多抄写于南方,通过当时东南与西北之间的交通渠道,最终流入到敦煌、吐鲁番等西北地区。这一情况证实：在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西...     

魏晋南朝义阳郡沿革与地望考辨

魏晋南朝义阳郡沿革与地望考辨石泉鲁西奇一、魏晋南朝义阳郡沿革（一）汉末章陵郡与魏、晋、宋义阳郡《宋书州郡志》（卷３６,以下简称《宋志》”）司州刺史“义阳太守”条云：“魏文帝立,后省,晋武帝又立。《太康地志》、《永初郡国》、何《志》并属荆州．徐则南豫也...     

东晋南朝士庶用语之“北化”与“吴化”问题——陈寅恪《东晋南朝之吴语》补论

陈寅恪先生《东晋南朝之吴语》一文曾提出"江左士族操北语,而庶人操吴语"之重要论断,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值得进一步挖掘。除了陈先生指出的政治变迁之外,导致东晋南朝士庶用语不同的原因尚有三端:一是中原文化占据优势地位,诗词写作须合乎中原正声,北人南渡以后的清谈和文会,更是引发了吴地士族的兴趣和追随;二是士庶生活环境不同,庶族置身南方之后,能够快速融入当地的吴语环境,而士族多居住在自给自足的庄园,接受着世代传承的家族教育,存有相对完整的北语环境;三是士族多文人而庶族多武将,后者很少参与赋诗清谈活动,仅以功勋而显达,不必在文化上征得士族之认同,故其语言但图便利、不求雅正。     

2007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

本年度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方面的论文数量与去年差别不大,大约三百篇左右。主要著作有：陶贤都《魏晋南北朝霸府与霸府政治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唐燮军《六朝吴兴沈氏及其宗族文化探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陈俊强《皇权的另一面——北朝隋唐恩赦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张鹤泉《魏晋南北朝都督制度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尹建东《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东豪族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蒙思明《魏晋南北朝的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韩树峰《魏晋南北朝顶级文臣》（花山文艺出版社）、高荣《先秦汉魏河西史略》（天津古籍出版社）、臧知非等《周秦汉魏吴地社会发展研究》（群言出版社）、何善蒙《魏晋情论》（光明日报出版社）、周海平《魏晋名士人格演变史》（陕西人民出版社）、姚维《才性之辨——人格主题与魏晋玄学》（人民出版社）、张亚军《南朝四史与南朝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晋宋时期山东侨州郡县考述

<正> 研究东晋南朝的侨州郡县以及与之相关的人口迁徒问题,主要有两种方法,在《东晋南朝山西州郡县侨置考述》一文中,笔者考述了山西本土州郡县的外侨经过与侨寄地,又据此大致复原了西晋末迄陈约300年间山西人口的南迁概貌。这是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