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的新民会

文章对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的新民会这一汉奸傀儡政治组织的演变发展过程、对沦陷区人民的奴化活动及其内部倾轧争斗等方面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探讨和论述。     

抗战时期河南沦陷区的奴化教育

抗战时期,河南沦陷区奴化教育是全国沦陷区奴化教育的一个缩影。沦陷区奴化教育作为短暂的、特殊的和具有欺骗性、侵略性的一种文化教育现象,实质上是一场“教育一体化”的政治阴谋,是一种思想渗透和文化侵略。这种文化侵略比其政治上的统治、军事上的进攻、经济上的掠夺更恶劣,更可怕,更具有隐蔽性。     

日伪统治时期华北沦陷区的职业教育

在日伪统治时期,华北沦陷区的职业教育不仅开办极不景气,其整体类型呈一种马鞍型,而且从其办理过程和开设内容来看也极不平衡。尤其就职业教育的内容而言,在机构类型上明显偏重于农业职业教育的开办,在课程安排上则日语、日文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时,在职教机构的教育与管理上大多为日本人所把持。由此可见,这种奴化教育无外乎养成能听应日本人需要的奴化人才,以实现“日本工业、华北农业”的侵华战略目的。     

日伪统治下华北沦陷区的高等教育

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日寇对我华北地区高教事业进行毁灭性的破坏后,又扶植伪政权“开办”了一些高等院校,并处心积虑地将这些教育机构抓牢在手中,迫令它们全面实施奴化教育,力图将其办成“奴隶养成所”和培养侵华文化工具的战略基地。     

论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的“村政建设”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日本在国际上更加孤立。在物资贫乏、战争迁延日久、军需储存消耗殆尽、兵源枯竭及劳动力缺乏的情形下,日军对华北的依赖性日益加大。在华北,丰富的资源和广大的人力散布在农村,而农村又掌握在中国抗日革命的势力手里,华北日军只控制着寥若晨星的点和线。华北日伪通过"村政建设"向敌后抗日军民展开农村争夺战。"村政建设"主要源于中国历史上统治者控制乡村的统治术,也仿效了日本和伪满洲国的"街村制",体现了日伪利用中国旧有制度,实行法西斯统治的狡诈性。其目的在于根绝共产党及八路军抗日活动的民众基础。随着日军无条件投降,华北日伪的"村政建设"彻底破产。     

关于战时沦陷区国民党与伪组织关系的问题研究——以河北省为例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河北省地方党组织与伪组织的关系,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抗战初期,河北省的国民党员多数参加了抗日,只有少数投降了日军,作了汉奸卖国贼。第二个阶段是在国共两党基层关系破裂之后,国民党河北省地方党组织的工作重点,遂从敌后抗日根据地内转移到沦陷区。在沦陷区,国民党上级党部派遣大量党员楔进敌伪组织内部,以此利用伪组织开展组织活动以及对付中共,同时也暗中破坏敌伪组织的活动。第三个阶段是在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极力争取伪军势力,甚至帮助伪军对抗中共的进攻,以此与中共展开竞争,争夺控制敌后地盘。     

1940 年代前期的华北蝗灾与社会动员——以晋冀鲁豫、晋察冀边区与沦陷区为例

1940年代前期的华北,面对空前的蝗灾,晋冀鲁豫、晋察冀边区实行广泛的社会动员,破除视飞蝗为"神虫"的愚昧思想,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灭蝗救灾斗争,实现了灭蝗救灾与思想启蒙、民族解放与社会进步同时并举.在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也曾制订防除蝗虫计划,"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还编印书籍,专门研究蝗虫习性,并且设计了种种治蝗方案.但是,伪政权的治蝗社会动员缺少民众基础和具体组织措施,甚至一些官吏盲信迷信,借治蝗以中饱私囊.沦陷区内"官吏猛于虎,苛政猛于蝗".历史表明,不同政权控制区的蝗灾治理与社会动员方式上的不同,导致不同的治蝗效果;蝗灾的监控与治理检验不同政府的管理状况,一定意义上折射出民心向背和政权兴衰.敌后抗日根据地大规模的群众性治蝗运动,预示着中国救灾体制正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型.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争夺沦陷区教育权的斗争——以南京及周边地区为研究中心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与日伪为争夺沦陷区教育权问题展开过激烈斗争,它一开始就制定和实施战区教育政策,一方面派员深入战区及日伪后方指导和协助地方恢复学校,以维持沦陷区各级教育,从而使战区化命脉得以延续;另一方面针对敌伪在占领区域用煽惑、威胁、利诱等手段推行奴化教育的状况,采取相应对策设法加以摧毁,同时发动沦陷区教育界知识分子教育民众,宣传民族意识,培养抗战力量。     

抗战初期华东沦陷区伪组织大民会考论

大民会是抗战初期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下最大的伪组织,与华北新民会遥遥相对,其成立与解散之经过均完全受控于日伪当局。在其存续的两年半期间,大民会试图在苏、浙、皖三省广设支部,遍征会员,但由于伪维新政府统治力有限和经费短缺,并未如愿。为标榜中日亲善,大民会积极开展奴化宣传和民政事业,但这除了使大民会奴化、拉拢的动机昭然若揭外,改变不了沦陷区民众的普遍困境,更改变不了其汉奸组织的本质。     

抗战时期的沦陷区教科书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华北等广大沦陷区实行愚民政策,以培养服从其殖民统治的顺民,进而巩固其在沦陷区的殖民统治。日本人认为中国人从事反日行动源于反日教育,而反日教育的直接表现就是教科书,特别是文科教科书。因为国文、历史、政治、地理等文科类教科书对广大青年学生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故而侵略者对教科书的修订问题极为重视。     

抗战时期华北日系农场的殖民经营--以天津地区为中心

天津沿海碱荒地带,自明清以来农业垦殖发展较快,逐步成为华北主要水稻产区。华北事变以后,日本为掠夺稻米、棉花等农产物,投资组设农场,强征当地土地、劳力,进行殖民土地开发,对华北日军的军粮供应,发挥了较大作用。日系农场多沿用旧租佃制,将土地分割小块出租。并未带来先进耕作方式,耕作者负担也比战前大大加重。日系农场在1941年前后较为活跃,到战争后期,由于周边抗日力量的兴起,不断遭受打击,最终陷入困顿。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沦陷区的言说环境——以北京上海文学为中心

由于受特定历史条件的局限,学术界和公众长期以来对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学的认识模糊,认为沦陷区没有学或只有汉奸学。90年代初期以来,随着一批相关论的问世,沦陷区学主体的面貌和性质已经基本上明朗。尽管如此,对于它的怀疑、贬低和曲解依然存在。不容否认．沦陷区的政治化环境,在总体上是与中国新学活动相敌对的。但具体到各个沦陷区．由于被占领的时间和社会形态不同,言说自由的程度也各不相同。本用确凿的史实证明,北京、上海沦陷区的言说环境好于其他沦陷地区。具有相对自由的言论空间。北京、上海的中国民族学之所以能够在沦陷时期继续迂曲生长并蔚为大观,与两地相对有利的言说环境密切相关。     

抗战时期沦陷区的学术研究及知识分子状况述论——以1940至1945年南京市为例

抗战爆发前,南京是全国的文化学术中心和知识分子的聚集地。日军攻城的炮火一夜之间使南京成为"文化沙漠"。汪伪建政后,在南京建立了若干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机构,并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知识分子群体也重新在南京出现,并形成了短暂的结社热潮。但这些都打上了很深的殖民文化的烙印。汪伪政权后期,日伪加强了对文化思想的控制。此外,由于沦陷区经济状况的恶化和伪政权的内部矛盾,汪伪在南京"恢复"中央研究院的计划流产,标志着日伪主导的学术文化的衰落。     

“元首”之争——华北、华中日军围绕“中央政权”的博弈

全面抗战爆发后,华北日军企图在华北扶植独立的伪政权,甚至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对国民政府取而代之。为此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在陆军省的支持下,试图说服日本政府与国民政府断绝关系,以新中央政府为目标扶植华北伪政权,并逐渐得到了日本中央认可。然而,在南京陷落前后,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扶植华中伪政权争夺未来新中央政府地位,与华北方面军爆发冲突。此事最终虽因日本中央协调,以确立华北伪政权优势地位而得到解决,但其反映的日军内部围绕自身利益的博弈,也为后来对伪政权政策的演变埋下了伏笔。     

华北的容与宗族—以山西代县为中心

山西代县的宗族礼仪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容的祭祀,容主要由祖像“影”和神主牌演变而成,且同时融合了影、神主、祠堂、族谱等诸多宗族要素的形制和功能。在其修传和管理上,能够区分和组织不同的人群。容在清代地方社会变动以及宗族庶民化的催生下得以流行,并最终成为华北宗族的重要表征。     

论近代农户收入的制约性因素——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华北棉农为例

近代中国20世纪20～30年代,影响农户收入的制约性因素,主要表现在小规模经营现状与大规模要求的不相适应性、高成本与低产出的制约、过度市场化与小农脆弱性的矛盾制约等方面.这些制约性因素的存在,使得小农难以准确把握市场时机与走向、无法克服大市场中的非市场因素,陷入到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小农户参与大市场的困境是难以逾越的时代阵痛,同时也说明小农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适应大市场的竞争主体.     

抗战时期日占区以粮食为中心的南北物资交流初探

抗战时期日本在占领区实行“分治合作”政策,同时为整合资源,积极推动南北物资交流。华北是日本三角贸易的重要环节,也是日本重要的国防资源基地。这决定了日本的南北物资交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以华中的粮食与物资支援华北的“开发”。但华中的“维新政府”与汪精卫政府对南北物资交流则比较冷淡。     

桂西北高校大学生就业现状调查与分析——以河池学院为例

随着大学生毕业分配制度的改革,大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文章从桂西北高校大学毕业生就业情况入手,分析大学生就业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晚明华北宗族与族谱的再造——以山东青州《重修邢氏宗谱》为例

山东青州邢氏原是务农的家族,在邢玠科举成功为官之后,转型为官宦之家,成为地方望族。从万历时的邢玠开始,到崇祯时的邢彤庭,邢氏从事宗族建设,制定并实践各种宗族制度,宗族乡约化、组织化。邢氏受到宋代程颐、程灏的宗会思想很大影响,通过"宗会"复兴"宗法"。这是宋以后宗族组织化的一种重要模式,以往的宗族研究重视不够。邢氏也编修了族谱,有家庙或者家堂,将御赐的祭田作为族田,还设置了宗学、义仓,族长实际上就是宗正。邢玠受到苏洵苏氏谱法以及睦族主张的影响较大,邢氏族谱着眼于睦族,收录大量宗族制度的文献,内容非常丰富,面貌大为改观,成为重要的民间文献。晚明不仅再造宗族,也再造了族谱,完成了中国近世宗族与族谱的基本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