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20世纪德国两次民主制度替代专制制度的国际因素

20世纪以来,德国发生了两次民主制度替代专制制度的变革,即魏玛共和国议会民主制替代德意志第二帝国的专制,以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议会民主制替代第三帝国法西斯专制。第一次制度变革的结局,议会民主制仅存续14年即被法西斯独裁所替代。第二次制度变革的成果则是议会民主制度稳固下来,最终在1990年统一了德国。国际因素在这两次制度变革的发生、变革成果的存续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此简要梳理和分析,探讨全球化时代国际因素与政治制度变革的关系。     

日本式企业制度的变革及启示

本文给出了分析企业管理模式的基本框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三种日本式企业制度,指出这几种制度都具有命运共同体的性质,并呈制度互补关系,它们与传统文化同构,与环境相适应,这为日本企业在战后取得成功提供了制度保障。但是,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日本企业制度呈现不适症。本文介绍了近年来日本企业变革的动向,特别指出传统制度与美式制度的混合型体系可能是日本企业的最佳选择。     

深化改革要靠制度的变革和创新

我国的改革已经历了20多年的历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改革仍然是任重而道远,目前正处于攻坚和开创新局面阶段。如何使改革继续深入下去,巩固已取得的成果,创造出更理想的新成果,从而实现改革的目标,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思考和探索的重大问题。笔者认为,深化发展改革的措施可能有多条,但关键在于对社会主义各项具体制度进行变革和创新。只有勇于和善于对各项具体制度进行变革和创新,才能排除改革进程中的艰难和险阻,不断开拓新局面,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ZI世纪。一、社会主义各项具体制度的变革和创新…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婚姻家庭变革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改革婚姻家庭制度,在这一变革的过程中,出现了法律与习俗、两性关系、新旧婚姻观念之间的冲突,表明了社会变革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边区政府为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这一时期婚姻家庭变革的实践促进了边区的建设和持久抗战,并为新中国建立以后继续实行婚姻家庭制度的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帝国基本法”与统治的契约化——契约观念下神圣罗马帝国的“帝国改革”(1500—1521)

1500-1521年神圣罗马帝国的帝国改革是1495年沃尔姆斯帝国议会所确立的"帝国改革"的继续。"帝国改革"实质上是权力妥协的结果,特别是作为"帝国基本法"的1519年《选举让步协议》,使得帝国皇帝的统治契约化和帝国阶层的政治参与扩大化,促进了帝国权力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发展。1521年发布的"沃尔姆斯敕令"使更多的宗教因素混入"帝国改革"和帝国宪法的发展。从契约观念的角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神圣罗马帝国的制度状况以及其"帝国改革"。由于帝国阶层和皇帝都低估了对方的实力,这一时期的"帝国改革"并未取得较多的成果,但是通过"帝国改革",神圣罗马帝国在制度形式上具有了更多的"近代性"。     

变革中的西方经济地理学:制度、文化、关系与尺度转向

1980年代以来,在社会科学日益走向多元化和"后现代主义"的背景下,西方经济地理学开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急剧变动时期,无论是研究的主要论题,还是研究的内容、理论和方法以及表述的方式与风格,均经历并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与上一世纪50-60年代的"计量和理论革命"和70- 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转向"相比,这次变革不仅发生在方法论和认识论层面,而且许多也发生在本体论层面,它使西方经济地理学的视角走向了高度的多样化和复杂化。本文在分析这次变革的起点:马克思主义转向及其批判的基础上,从制度转向、文化转向、关系转向、尺度转向4个相互交织的方面,系统勾勒了西方经济地理学理论视角变动的主线,讨论了这些视角变动的方向、成因、意义和局限性。     

早期西方文明历史文献的译介与研究

公元5世纪至9世纪末的500余年,为西方社会演变进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段,随着匈奴、日耳曼诸部族的大迁徙,西罗马帝国统治的倾覆,蛮族国家建国,法兰克人崛起,墨洛温王朝与加洛林王朝的更替,查理曼帝国建成与分裂,新兴的世俗王权与罗马教权的联盟,基督教世界东西两大教派的分离,穆斯林的扩张,诺曼人南下侵袭,封建制度萌发及形成,"加洛林文艺复兴"等众多历史变故,西方社会发生了一种结构性的巨大变革,并且一种以"基督教一欧罗巴"取向为主要特征的新型文化认同逐步定型;此外,西方社会在同拜占庭帝国、伊斯兰穆斯林世界以及北方诺曼人、东方斯拉夫诸部族等周边地区的交往上也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关系.     

试论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经济变革之原因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大变革时代。在这数百年间,我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变革。其中,社会经济的变革尤为引人注目,其变革之原因可谓错综复杂。文章着重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思想的发展、商业对社会经济的分解作用以及当时各诸候国的变法改革四个方面,略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周恩来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高等教育变革

周恩来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高等教育变革做出了重要贡献:一是在《共同纲领》的起草、修改中,强调高等教育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要与基础教育、中等教育先后衔接,共同为提高人民大众的科学文化水平服务,从而明确了高等教育在新中国教育体系中的发展定位;二是在平、津等大城市解放后,制定实施了稳步改造旧有高等学校的方针政策,并抓住有利时机,彻底将外国势力从新中国的高等学校中清除出去,维护了中国教育的主权;三是在第一届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前后,对建立集中统一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问题做出了重要指示,并领导政务院颁布了相应的法令法规,从制度上保障和巩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变革的成果。     

官民互济视角下中国近代文白变革

一个国家民族的语言不仅仅是人际沟通的工具,也内蕴着一个国家民族的道统与文脉。不管是古代中国以“雅言”为尚的语言传统还是近代中国以“白话”为尚的语言变革,都承担着“文以载道”的道统意识,关涉官民互济的文脉建构问题。面对帝国列强的武力侵略和欧风美雨的文化渗透,朝野双方在互动中将文言/白话打造成“国文”“国语”建构起的新的语言统绪,以凝聚民族认同,应对文教危机。学统、政统与道统历来是语言与文脉绕不开的命题,及至近代文白变革朝野互动更显其缠绕与紧张。在官民互济视野下反思汉语之文化复兴之路,我们会清晰地看到现代性演进过程中,语言统绪所面临的紧张与焦虑。     

唐宋地方监察体制变革初探

唐前期的地方监察体制由御史和诸道使臣组成,属于朝廷派出性质的单一型监察体制。安史之乱以后,伴随赋役制度的改革,出使郎官、转运使、巡院等新的监察体系出现,我国封建社会地方监察体制开始向固定型、多元化、多层面变革,宋代完成了这一变革。元、明、清各朝基本延续和发展了宋代多元化、多层面的地方监察体制。由此而论,唐宋地方监察体制变革是我国封建社会地方监察制度前后两期的分界线。     

淮南、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制度变革与纺织业发展

抗战时期,纺织业作为淮南、淮北根据地的支柱产业,密切关联着根据地的政权巩固、经济发展以及民生所需.在和平环境缺失的条件下,为克服纺织业面临的困难,实现纺织品的自给自足,两淮边区政府作出了实行互助合作及产、供、销一体化服务、奖励人才与技术、改革分配制度等一系列的制度变革与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变革取得了巨大绩效,不仅为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与社会基础,而且对抗战的胜利产生深远影响.     

农村基层政府治理变革的外部困境

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与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客观上要求基层政府要进行与之相适应的各方面的治理变革。农村基层政府治理环境的剧烈变迁,使其治理变革陷入困境之中。这种困境主要表现在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双重规制、社会转型、政治化的转型这三个方面。     

唐宋变革论于日本成立的背景

随着先秦古史分期和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讨论近年以来的逐渐沉寂,关于中古社会变迁的研究却日益热闹起来。这些年海内外每年都要举行数以十计的学术讨论会,讨论唐宋变革或中古变迁问题。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中古”时代虽然迄今仍然莫衷一是,但若说中古社会的变迁,大体都会包括“汉唐”的历史走向和“唐宋”历史变革等问题。过去贺昌群、侯外庐、胡如雷等大多着眼于这个时期的土地关系、政治口号的变化。最近的讨论一般以社会变迁为论题。这里发表的几篇笔谈,切入的角度各不相同。谷川道雄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张国刚从家法伦理观念、吴丽娱从“礼”与书仪形制的关系分别讨论了汉唐历史的走向问题。王利华则试图将中古以后的宋代和中古以前的汉代做一个大跨度的对比,讨论中古文化与环境的互动。王永平从文化方面对于唐宋变革进行了概括。学术界一般认为最早提出唐宋变革问题的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葭森健介结合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学习西方文化的大背景,叙述了内藤史学受到西方文化史学影响的具体史实,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认识。由此可见,本期笔谈的一组文章,虽然不是也不可能对于“中古社会变迁”这一主题作全面探讨,但是来自中国和日本不同年龄段的诸位作者都展现了比较新的观察视角,或者试图提出一些新问题。这     

试析阎锡山与山西村制变革

1917年9月阎锡山被任命为山西省省长,开始在山西农村实行整顿,逐步对村制进行变革。民初山西所行村制,既是阎锡山政治革新思想的反映,也是革新传统乡村制度的时代要求。山西村制的变革顺应了近代地方自治的发展潮流,树立了全国乡村自治制度的范例。在中国乡村制度上,山西村制占有重要的地位。     

试论清代科举考试在贵州的变通与变革

清代科举考试,在贵州推行中出现了一些与民族地区发展实际相适应之变通与变革。从变通方面来看,这是务实官员努力之结果。它不仅使贵州士人有更多的机会和条件参与全国性的考试竞争,而且促进了贵州人才流动,扩大了这种制度文化在贵州的影响力。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有识之士在贵州走上了变革科举考试的道路,使贵州考试步入了近代化的轨迹。     

试论公元前5世纪中期雅典的陪审法庭变革

雅典的陪审法庭创建于梭伦改革时期,最初附属于公民大会。公元前5世纪中期,陪审法庭从公民大会中分离出来,成为雅典民主制的核心机构之一。从形式上看,它从单一的法庭转变成多个陪审法庭;从职能上看,陪审法庭新增了官员的任职资格审查和账目审计等职权;从性质上看,陪审法庭不仅仅是接受上诉案件的终审法庭,还是一审的法庭;另外,陪审津贴的颁行给每一个公民以出席陪审法庭的机会。陪审法庭的这些变革是雅典民主化进程的需要,也是人口增长和雅典帝国事务增多的结果。     

中国五帝三代时期政治文化规则浅议

传说中的五帝时代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滥觞期,其由蛮荒走向启蒙的漫长历程积淀出了两大文化原则:一是天地物候规则,二是血缘亲族规则。夏商周三代与五帝均源于一个单一的氏族集团,即黄帝氏族集团。它们文化上的传承和因袭关系远大于废止和变革关系,并且始终以"族权"高于"王权"的方式获取普世权威。而政治文化也在五帝时代的两大文化原则的基础上衍生出了天人合一、祖先崇拜与礼制三大规则。     

战国中期秦国的军制变革

在秦国发展的过程中,商鞅变法是一个特殊的转折点,使其一举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走上强国之路。而商鞅对秦国的改造,主要集中于耕战之上,所以,秦国军制的变革是商鞅变法最重要的体现,这种变革主要集中在兵役制度和武器装备上。兵役制度的变革与田制、户籍等方面关系密切,武器装备的优劣与手工业发展情况和行政效率关系密切。因此从两方面入手,可以管窥秦国整体的变革。     

历史研究变革大趋势下的世界史重构

新世纪社会生活的巨大变革要求中国历史研究突出个性化。更新观念 ,主动参与和自觉应对经济全球化引发的社会文化变革 ,是解决 2 0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缺少个性化研究这一问题的关键。历史研究的个性化表现为选题、研究理论思维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而宽松和谐的治学环境和公正合理的学术评价体制是个性化历史研究的保障。世界史体系的重新构建是历史研究变革大趋势中的必然过程。克服“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是世界史体系重新构建中必须扫除的思想障碍 ,而关注人与环境和资源的关系为其中的核心。人类世界的历史就是一部对生存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关系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