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现代性、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晚近西方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

本文在回顾19世纪后期以降朝鲜早期民族主义史学与随后形成的殖民地史学,以及20世纪50至80年代两个朝鲜交织而又差异的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概况基础上,通过梳理晚近时期英语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研究状况,呈现韩朝历史编纂学重要观念和研究范式的推演流变。西方学术界的韩朝历史研究在50年代以后长期受现代性话语、西方中心主义、东方主义主导,80年代以后逐渐受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人类学研究方式等影响,出现历史修正思潮,与韩朝史学界自身以民族主义为中心的历史研究取向交错感染,辩难纠缠,形成非常复杂的学术状态。晚近韩国历史学家对西方的韩朝历史编纂学已经做出较有深度的评析。透过西方韩朝历史编纂学的推演历程,可以看到现实价值取向与历史客观性取向之间的复杂纠结。     

本期寄语

<正>本期"理论与思想"栏中,赵轶峰的《韩国历史编纂学中的民族主义》在回溯韩朝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演变历程基础上指出,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既是一种同质化的以民族意识觉醒和民族国家兴起为中心的宏大叙事,也是一种现实的社会思潮,经历了从国粹主义到民主主义,从激昂亢奋到相对温和的色彩转变,晚近西方学者对韩朝民族主义史学的批评也具有宏大叙事的性质。李根的《卡罗·金兹堡微观史学研究的理论指向》认为,卡罗·金兹堡的     

韩国历史编纂学中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对韩朝历史编纂学产生了支配性的影响,脱离民族主义而分析韩国历史学的理路是非常困难的。本文在梳理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演进历程基础上指出,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是一种同质化的、以民族意识觉醒和民族国家兴起为中心的宏大叙事,也一直是一种现实的社会思潮,在韩朝民族国家成长曲折道路上扮演重要角色。从申采浩到姜万吉,韩国民族主义史学本身也在不断经历调整,从国粹主义色彩到民主主义色彩,从激昂亢奋到相对温和。西方学者对韩朝民族主义史学的批评虽能指出韩国民族主义史学的缺陷,但因为将现代化价值绝对化,结果是肯定了殖民主义和日本亚洲侵略历史,实质是另一种有高度预设性的宏大叙事。如何在历史学中超越民族主义,是国际史学界共同的课题。     

现代日本历史编纂学的几种伴生观念

19世纪末开始形成的日本现代历史编纂学是模仿西方实证主义历史学建构的,但并没有像西方那样深厚的历史哲学基础,在思维层面对历史编纂学构成重要影响的是各种各样的历史观念。尝试梳理,可见有亚洲主义、东洋史观、皇国史观、现代化论、自由主义历史观等前后贯通,皆对日本历史编纂学产生重要影响,其程度足以提示对日本现代历史学在亚洲各国处于"领先"地位说以及日本实证主义历史学所能实践的客观性程度重新考量。亚洲现代历史编纂学皆在西方殖民主义东来大背景下以对本民族和国家的重新体认与重塑作为核心关照而展开。日本历史编纂学推演中的特殊张力,在于其在发展早期融入建立日本殖民帝国的语境之中,后来又在重述殖民帝国历史与现代化发展关系之间纠结,其对亚洲邻国历史叙述的基调和方式,也应在这一视角下加以透视。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及其当代价值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译《东方学》)一书自1978年问世以来,便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为分析西方与广义上的东方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理论框架,对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史学研究领域,《东方主义》一书提出的"东方主义"、"他者"、"殖民话语分析"等概念和方法,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后殖民史学的理论基础,在批判西方史学中固有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消除西方史学的话语霸权,反思西方史学对非西方国家历史的歪曲和误释,进而再现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有鉴于此,本期圆桌会议特约四篇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和反思《东方主义》一书对于当代历史研究的借鉴意义,以及它在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中的价值。     

论西方“历史人类学”及其学术环境

目前学界多站在西方史学脉络中、从西方史学“人类学化“的角度来讨论西方“历史人类学“。本文通过对引发人类学“历史化“的学术环境进行系统揭示,论证了西方人类学脉络中“历史人类学“产生和存在的客观可能性,为全面理解西方“历史人类学“展示了一种新的视角。     

澳大利亚历史书写中的人与自然:以殖民农业史为中心

殖民农业史提供了考察澳大利亚史学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可靠视点。澳大利亚历史书写的演变受制于社会发展和学术风向。殖民地时期以来,殖民农业史先后被纳入帝国边疆论、民族主义叙事、殖民批判和人地互动四种主要的研究框架中。在既定框架下,农业开拓议题最初被嵌套进"征服自然"说,又在澳大利亚民族国家建构时期被纳入"利用自然"的民族主义进步书写。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和文化危机,殖民农业史成为澳大利亚历史学界反思殖民进程引发的生态破坏,恢复和重塑少数族裔生态地位的重要步骤。近来它又成为澳大利亚史学超越进步主义与殖民批判语境,反思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主要内容。     

中国史学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一、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现状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是当代西方诸多的新史学流派中独树一帜的史学劲旅。国内史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起步较晚,这是历史条件的限制所致。但近20年来关于这一领域的学术空白日渐得到填补,主要是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给史学界带来的宽松学术环境。总的来看。史学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了一些可喜成绩,涌现了一批该领域的知名学,其成果大致表现为一些编的专门论述和数十篇发表的学术论。     

“庶民研究”与后殖民史学

“庶民研究”是印度近二十余年来以后殖民主义为研究视角的一种历史编纂实践。它主张摒弃传统史学撰述中的精英主义话语,从“庶民”的角度重写印度殖民与后殖民时期的历史。“庶民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代表了当今后殖民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既批判了西方现代史学观念中的历史主义弊端,又对近现代以来非西方史学在西方普遍主义话语之下继续“受殖”的状况进行了深刻反思。“庶民研究”努力建构的书写非西方历史的新模式,以及由此导致的后殖民史学对非西方历史学的重新定向具有一种普遍意义,值得第三世界的历史学者借鉴与思考。     

说历史编纂学:一个中西史学文化比较的立场

言及"历史编纂学",人们总会联想到与之对应的英文"historiography"。一般也是如此对应翻译。但这种以主要意谓"史学"或"史学史"的"historiography",去界定和理解中国语境下历史"编纂"之学存在很大问题。语义分析表明,中文"编纂"所指的是单纯的文本编织组织,而没有"historiography"的意指。中文所谓"编纂",是对国家职掌管理、整理档案文献职能的史官组织历史文本行为的描述。这种"编纂"的性质,决定了中国传统史学文本的以连缀组织已有文献为主的生产方式,而史官的官僚性,也决定了文本组织的立场和视角的国家性,决定了反映内容的社会性和整体性,决定了其对于政治实体的治乱兴衰,以及为容纳多重内容而追求的文本组织形式的多样性。与此不同的西方史学,由于相当长的时期属于个人行为,没有被纳入到国家的职能之中,所专注的焦点多局限于个人或亲历或传闻的诸如战争等重大事件,关注的是人性的善与恶,导致在组织文本时,不太考虑社会各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和整体性,更注意表现事件的线性过程和事件的情节。因而,在西方史学中,与历史(history)一起组合使用来表示文本历史的,一般采用narrative或writing,如history narrative,或history writing等。"编纂"一词的分析,或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中西史学文化上所存在的差异。     

“亚洲视野下的朝、中历史、文化、政治学术研讨会”在首尔举行

2006年11月23-25日，东北师大亚洲文明研究院与韩国延世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在韩国首尔共同举办了“亚洲视野下的朝、中历史、文化、政治学术研讨会”（Korea，Chinain Asia：History,Culture，and Politics）。中国、韩国、法国与会学者在会上，就亚洲经验的特殊性与普世性、近代以来中、韩两国的相互认识、日本大众文学在话语层面对文化民族主义的解构、进化论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关系、亚洲区域主义语境中的实力对比与社会差异、韩国议会和总统选举中的角色认同与代际差异意识、韩国现代汽车公司在美国的投资与全球化对美国汽车工业的影响、东北亚稳定性的要素等问题进行了热烈、坦率的讨论。     

近代历史编纂新格局与传统文化应变力

<正>伴随中国近代社会和史学的变迁,历史编纂学也迎来一场体系性革新,从编纂旨趣到理论体系、从承载内容到表现形式等,都展露出明显异于传统的新特点。近代历史编纂领域形成的新格局,与西学传播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有的学者将这一过程描述为对西方史学的移植和对传统史学的摒弃,似乎在传统和近代历史编纂学之间形成了一个断层。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有违中国史学、文化和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1))     

从新史学到新民族主义史学——略论宋学影响下的民国史学主流

由新史学发展为新民族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在抗战时期受宋学尤其是南宋浙东史学的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民初史学家通过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与浙东史学的价值。"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史学家发扬宋学、浙东史学精神,注重事功,经世致用,投身学术抗战,构建新民族主义史学,取得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其代表作为陈垣撰著的《通鉴胡注表微》。新史学发展有两条线:一是以梁启超、何炳松、蒙文通为代表,由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一是以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为代表,由历史考证通义理,进而转向宋学。两条线于抗战时期合一,形成了新民族主义史学。抗战胜利后,新民族主义史学融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新史学而新民族主义史学,又由新民族主义史学而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发展变化的路径。     

后现代史学的实践与反思——以何伟亚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为中心

后现代主义既具破坏性又具建设性,它对历史学的挑战集中体现在对西方现代历史编纂学的理论和实践及其阐发的重要历史观念的批判,以及对历史主观性的强调,冲击了现代史学赖以存在的主要基础,但同时也有助于我们修正和思考现代史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无疑对历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学者何伟亚于1995年出版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一书,被视为后现代史学实践的典范:其对中英礼仪之争的现代主义阐释模式的挑战,从文本的深层结构质疑史料与历史、历史解释之间的关系,对历史事件所处时空语境的强调等,都展现了后现代史学所取得的成就。与此同时,也引发了一场"世纪末之争",迄今未息。倘由此引申开去,这场争论关乎到后现代史学评价等史学要旨,值得我们今天继续予以深入剖析与反思,其理论价值与学术意义都是非凡的。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出版10周年

癸未岁末,北京史学界开会纪念《东方历史学术库》出版10周年。10年来,“库”共出版史学专60部,涵盖了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外关系史和世界史诸领域,其中有关中国近代史以及近代中外关系史的作有朱德新《二十世纪三     

非洲史研究的新视野——环境史

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研究相比,非洲史研究起步晚、难度大。但是即便如此,20世纪的非洲史研究还是取得了长足进步,尤其是在民族解放运动取得胜利之后。非洲史研究不但成为世界史研究中一道亮丽的风景,而且为冲破历史研究中的“西方话语霸权”贡献出了自己的地方性知识,丰富了世界史研究的史料学、理论观点、方法论。环境史是继传统史学、殖民主义史学和民族主义史学之后的另一重要流派。本将从史学史的角度着重分析环境史在非洲史研究中的兴起发展、主要的观点和方法以及存在的问题。     

“西方思想的现代性演进”研讨会综述

为促进国内西方思想史研究的学术交流 ,推动国内西方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2 0 0 3年 9月 1 1日到 1 4日 ,主题为“西方思想的现代性演进”的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本次学术研讨会是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历史》编辑部和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共同主办 ,是《世     

历史时间、历史实在与历史表现——科泽勒克与当代史学理论

以叙事主义为主导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强调历史认识的想象性和历史表现的故事性,将历史真实性问题转化为意义之赋予和效用的问题,丰富和改变了有关历史实在的讨论方式,但同时也让历史实在与历史表现之间的关系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科泽勒克的史学研究实践表明,对历史时间问题的思考或许有助于人们进一步理解历史实在与历史表现之间的复杂关系,弥补叙事主义的不足。他的史学研究以历史时间为主线,以概念考察为实例,指出历史行为主体的经验可以衔接实在与表现。科泽勒克强调历史认识主体本身所具有的彻底的历史性和时间性,这为克服历史认识论中的主客二元对立提供了启示。以时间性为切入点来反思历史实在论,可能有助于弥合历史与史学、生活与思想之间的鸿沟。     

柯林武德的世界史学叙事及其缺憾

柯林武德终其一生都在历史哲学的层面反思和批判西方历史思想中的实质主义和自然主义传统，从而倡导一种彻底的人文主义和历史主义思想。然而，在全球史学史的视野下，将柯林武德关于世界史学的探讨对勘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的讨论，可以发现柯林武德并没有从东方的中国或印度开始讨论历史学这一概念的发展历程，而是将希腊的希罗多德看作是科学历史学的开创者，不自觉地将自己预设的“科学历史学”的标准当作了一种实质，从而没有将历史主义思想贯彻到底，不免落入他自己所深刻批判的实质主义的陷阱之中，带有不可克服的欧洲中心论的色彩。当然，在柯林武德所处的时代，虽然已经出现了斯宾格勒、汤因比、雅斯贝尔斯等人对于欧洲中心论的批判，突破了黑格尔以来世界历史的线性进步史观，但关于世界史学的讨论还是凤毛麟角，由此也不应苛责前人。进一步而言，柯林武德在探讨历史哲学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勇于自我挑战、不断自我反省的精神，仍旧是全球史学语境下不可或缺的史学理论遗产。     

明代宋史撰述的历史编纂学成就研究

明人在宋史研究和撰述中,讲究史料的增补、史观的变革和史体的创新。就史体创新而言,明人出于重修《宋史》之学术旨趣,灵活运用纪传、编年、纪事本末等诸种体裁,别创义例,条理纲目,剪裁结构,栉疏章法,表现出形式多样、书法独特、求实致用的历史编纂学特点。明人基于宋史撰述对传统史体的大胆革新,不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传统史书体裁,推动了明代历史编纂学的长足发展,而且更加充分地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宋代历史,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和文献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