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公元前5世纪中期雅典的陪审法庭变革

雅典的陪审法庭创建于梭伦改革时期,最初附属于公民大会。公元前5世纪中期,陪审法庭从公民大会中分离出来,成为雅典民主制的核心机构之一。从形式上看,它从单一的法庭转变成多个陪审法庭;从职能上看,陪审法庭新增了官员的任职资格审查和账目审计等职权;从性质上看,陪审法庭不仅仅是接受上诉案件的终审法庭,还是一审的法庭;另外,陪审津贴的颁行给每一个公民以出席陪审法庭的机会。陪审法庭的这些变革是雅典民主化进程的需要,也是人口增长和雅典帝国事务增多的结果。     

雅典古典时期的埃菲比亚文化

雅典古典时期的埃菲比亚是一种对即将成为正式公民的雅典青年进行军事训练和宗教、政治教育的传统。埃菲比亚传统中的誓词内容已得到铭文证据的印证,其基本要素在古典作家的记载中存在较为丰富的间接证据。埃菲比亚传统可能在莱库古改革之前尚未制度化,但其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的古老性却已得到大量相关史料的充分印证。埃菲比亚传统及其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并不构成对雅典民主制基本原则的损害,相反却对后者的生存与发展起到了保障与促进作用。     

试论雅典公民法庭的发展与演变

陪审法庭是古典时代雅典城邦重要的司法机构,曾在其政治生活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作为陪审法庭的前身,梭伦创设的上诉法庭是民主政体萌芽阶段的革新产物,它打破了贵族集团对司法权力的垄断,为司法民主化奠定了基础。作为以城邦公民为参与和决策主体的司法权力机构,上诉法庭和陪审法庭虽可统称为公民法庭,但二者在民主政体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各有不同,不可混为一谈。     

浅析古典时期雅典人的妇女观

妇女观是社会对妇女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一个时代的妇女观是这个时代妇女状况和社会地位的真实反映。古典时代是雅典民主政治的繁盛期,在许多戏剧和哲学家的著作中都论述了妇女。笔者试图以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和柏拉图的著作为出发点,以窥探这一时期雅典人的妇女观。     

古典时期雅典智者兴起的原因初探

本文从古典时期雅典社会流动性进行了考察,文章认为,雅典社会是一个具有相当流动性的社会。社会流动的形式包括向上与向下两种流动方式,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更明显,而这种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是智者兴起的重要因素。     

古典时期雅典国土防御问题研究综述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国外学者开始对雅典的国土防御问题进行研究,他们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雅典进行国土防御作战可选择的战略和战术上。具体体现在为以下三方面,探索雅典城邦战争期间的整体战略和国土防御作战战略;从军事地形学角度分析雅典乡村军用工事的作用和意义;探索古典时期雅典国土防御作战战略战术的演变过程。     

古典时期雅典城邦对贫富差距的制度调适

古典时期(600-338BC.),雅典城邦通过施行解负令、公民兵制、公职津贴制、征收非常财产税和公益捐等制度,抑制最富有的阶层,扶持最贫困的阶层,强化中等阶层,从而缓解了因贫富差距增大而引发的社会矛盾与激烈冲突,保证了雅典城邦的社会安定与发展.     

述论古典时期雅典城市的公共空间

本文主要论述古典时期雅典城市依托于公共建筑所形成的三类公共空间,即宗教性公共空间、市政性公共空间和文体性公共空间.雅典城市公共空间为城邦公有,向公众开放,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有和公用空间,是城邦公共活动的中心.公共空间的形成和发展是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重要基石.     

民众的统治抑或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寡头统治雅典民主政治新论——雅典民主政治新论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认识一直存在“民众的统治”与“贵族和富人或者奴隶主阶级的寡头统治”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本文通过对雅典民主政治中政治领袖与民众权力的考察和分析,得出结论：雅典民主政治既非“民众的统治”,也不是“贵族和富人或者奴隶主阶级的寡头统治”,而是民众与政治领袖的共治,民主政治权力为民众和政治领袖所共享。     

民众的统治抑或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寡头统治?——雅典民主政治新论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认识一直存在"民众的统治"与"贵族和富人或者奴隶主阶级的寡头统治"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本文通过对雅典民主政治中政治领袖与民众权力的考察和分析,得出结论:雅典民主政治既非"民众的统治",也不是"贵族和富人或者奴隶主阶级的寡头统治",而是民众与政治领袖的共治.民主政治权力为民众和政治领袖所共享.     

在雅典和罗马之间——古典传统与美利坚共和国的创建

在美国的建国历程中,古典传统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这在学术界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研究古典学的学者通常过分强调古典传统的影响,而研究现代史的学者则往往低估美国建国与古代经验的联系。实际上,美国的建国者对古典知识采取了一种实用的态度,把它置于他们所掌握的各种知识和思想资源中,并结合他们所处时代的特点加以综合利用。在建设新国家的过程中,他们充分吸收了古代历史的经验教训,既未彻底抛弃雅典民主的精神理念,也没有完全认同罗马共和的制度安排,而是借助自己的政治智慧和现实关怀对两者进行了改造和转化,最终超越了古典传统,确立了一种新型政体以及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建国者在雅典和罗马之间走出了一条新的建国道路。     

雅典政制的现实思考

本文通过对雅典政制的理论渊源和政治现实分析,提出雅典民主和社会阶层论的现实意义。     

雅典首席将军考辨

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 ,雅典宪法中有首席将军一职 ,伯里克利曾连续 1 5年担任该职 ,控制着雅典政局。这是一个误解。首先 ,十将军初设时 ,并无首席将军之职。其次 ,虽然希波战争后期雅典将军的影响有所增强 ,但并无可靠证据证明雅典设立了首席将军。再次 ,伯里克利时期 ,虽然有多种迹象表明他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 ,但那并不是因为他在将军中拥有特殊的宪法地位 ,而是非宪法因素所致。此外 ,首席将军一职设立与否 ,关乎对于雅典民主政治的评价     

演说与雅典民主政治

演说是雅典民主政治生活中极为常见的现象。它的兴盛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内在需要,并且在民主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作为政治领袖的演说家正是通过演说影响甚至左右民众在公民大会上的决策和陪审员在公民法庭上的判决。因此,在雅典民主政治中,民众的决策需要政治领袖的建议和领导,政治领袖的建议和领导需要民众决策的认可和制约。雅典政治领袖的领导权和民众的决策权长期处于一种相互制约和平衡的状态,从而使雅典民主政治在长达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     

浅论伯利克里改革与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

雅典历史上经历了无数次的改革,而正是伯利克里改革把雅典的民主推上希腊内部极盛的发展时期。古典时代的雅典产生了无数的先贤明哲,留下了巨大的文明宝藏,这一时期也就成为无数文人学者心中的乌托邦。本文试图着眼于伯利克里改革去探讨古典时代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及其意义。     

试析苏格拉底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认同

苏格拉底审判被认为是雅典哲学家与民主政治冲突的典型案例,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苏格拉底与雅典民主的一致之处。苏格拉底将父子关系从私人领域转移到公共领域,认为公民是法律的产物,公民的出生、成长、教育都仰仗于雅典法律的规定。他之所以能自由地从事哲学事业,也是拜法律所赐。为了报答城邦,公民就应该遵守城邦法律、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并使用自己的"特殊禀赋"为城邦服务。苏格拉底认为自己的"特殊禀赋"就是做一只教育公众的牛虻,叮咬雅典这匹懒惰懈怠的马,这也是履行公民职责、报答城邦的一种方式,符合雅典人共同的政治理念。因此,苏格拉底的哲学与雅典民主是兼容的,而审判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特殊的历史社会条件下的偶然事件。     

雅典民主政治的危机与民主信仰的重塑

以人民主权为基本原则、以公民广泛参与国家管理为基本特征的雅典民主政治,在公元前5世纪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使雅典成为希腊世界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但人民主权的发展,也使民主政治与法治之间的紧张凸显。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遭遇的败局,富有阶层对民主政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反对,令民主政治遭遇严重挑战。公元前5世纪末民主政治重建后,通过实现公民和解、提升法律权威、整顿思想,成功重树了对民主政治的信仰,确保了公元前4世纪雅典民主政治的稳定。     

试论演说家与雅典民主政治的互动

演说家是古希腊城邦社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在实行民主政治的雅典尤其如此。作为那个时代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他们与希腊城邦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他们既是城邦制度的产儿,也推动着它的不断发展;既享有体制内的"特殊话语权",但也受到它的严格制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努力维护公民权力的同时,客观上也在消解着体制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