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中日学术研讨会”述评

《东南文化》1990年1至3期发表南京艺术学院阮荣春先生文章,该文以3万多字篇幅,系统地研究了印度和中国佛教造像的起源,他认为,汉晋时期由中印度经长江流域至日本存在一个受秣菟罗造像风格影响而形成的早期佛教造像南方传播系统(简称“南传系统”);中国早期佛教造像先兴于南,而后盛于北,因该观点与中国早期佛教造像受西域传入的犍陀罗艺术影响的传统观点相悖,由是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1991年4月,南京艺术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博物院和日本龙谷大学派员成立了《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日方称《佛教初传南方之路》)研究班,先后五次到中国南方的浙江、江苏、安徽、四川、云南等省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获得汉晋佛教造像资料140余处,其中有确切纪年的30余处.     

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中的楚文化因子

一、问题的提出 1990年,阮荣春先生在《东南文化》第1—3期上撰宏文指出;公元三世纪前后,从中印度秣菟罗地区到我国长江流域,直到东瀛日本,存在着一条横跨三个国度的早期佛教造像传播路线。为了区别于传统的由北印度犍陀罗地区到我国北方丝绸之路直到黄河流域的“北传”佛教造像传播路线,他将兴盛于我国长江流域,以秣菟罗造像风格为其特征的佛教造像系统命名为“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系统”。中日两国学者又先后数次投足长江流域,他们上入巴蜀滇黔,中穿三峡洞庭,下探禹穴山阴,沿着早期佛教造像南传路     

“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研究专栏

近几十年来,在中国南方考古中,不断有汉末到西晋时期的佛像与佛饰器物出土,但人们对这些器物的学术价值一直未给予足够的重视,1989年前后,南京艺术学院的阮荣春先生对其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我刊1990年1—3期发表的《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系统》一文,集中反映了阮氏的研究成果.近两年,这一研究课题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因为它牵涉到印度佛教造像传入中国的时间、途径、过程、地域、风格、表现手法即中印、中日早期佛教文化交流、中日早期佛教造像的流派、印度早期的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学术问题,需要进行艰苦细致的、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为此,1990年,日本著名的佛教大学龙谷大学委派研究印度、中亚佛教学及佛教史学和研究中国历史文     

“画纹带佛兽镜”质疑——与王仲殊先生商榷

近段时期以来,南方地区的一些学者提出了“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问题,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反响.就目前南方各地相继发现的一些佛像和与佛像有关的文物看,似乎向我们揭示,在我国佛教传播的早期,存在着一条佛教造像的南传路线.对此,已有许多学者论及.在造像方面,大家所熟悉的铜镜,也是佛教造像的载体,它上面的佛教造像,也是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佛饰镜”.目前,很多地方都发现铜镜上存在佛像或与佛教有关的图纹,其中,湖北鄂州出土铜镜中佛饰所占的比例尤为突出,对此,王仲殊     

佛教蜀身毒道传播说质疑

近年开展的《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研究,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南方实际存在着一条佛教由印度经缅甸、云南、四川(早期)传入的路线,即所谓“蜀·身毒道”.对此,我曾就有关的基本中料进行认真的考(?),感到有些问题还难于作出合理的解释,因为它牵涉到此次讨论的根本问题——中国南方早期佛教造像的传播途径,无法回避,故检要点质疑.一中国史籍最早记载蜀、身毒道并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和大宛列传,其《西南夷列传》称:     

四川早期佛教造像滇缅道传入论——兼与吴焯先生商榷

中国南方早期佛教造像主要分布于长江流域诸省,在长江上游四川省发现的早期佛教造像历来为学术界所重视。最近,吴焯先生发表了《佛教蜀身毒道传播说质疑》和《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和传播途径的考察》两篇研究四川早期佛教艺术的重要文章,重新考订了四川早期佛教造像的年代和传播途径。吴先生的基本观点是:四川早期佛教造像年代为蜀汉时期,其传入途径未经滇缅道(亦称蜀身毒道),而系经“丝绸之路”南段,从青海道到四川。笔者认为,四川早期佛教造像时代大多为东汉晚期,系从印度经滇缅道传入,对此笔者曾有论文涉及。本文将阐述滇缅道的开通过程、年代,中印早期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并进一步论述四川早期佛教造像风格、年代、滇缅道沿线早期佛教艺术及其传播,以求教于吴焯先生。     

“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调查资料

这里统计的“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调查资料,其地域范围限于中国南方佛教造像传播系统,流传于北方或国外的实物,可明确为南方所造者,亦属统计之列,佛像以及受佛教影响的装饰器物,此处统称为佛教造像.迄今发现的早期佛教造像已达146例,其中有些资料散见于各种报刊杂志,而更多的则是我们中日联合研究组经实地调查得来.由于我们的调查工作刚刚开始,所进行的几次调查主要在江、浙、皖、川、滇几地区,故这些地区造像所占比例较大,广西、广东、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的调查尚待深入,和信还会有更多的发现,故上述统计资料,并不能反映南传系统的全貌.在140例造像中,31处有确切年代,最早的为云南大理市大关北郊汉熹平纪年墓出土的七件吹萧胡僧俑.(此七件遗像装束与吴地魂瓶上的胡僧俑完全一致)最晚者为纪年墓浙江绍兴凤凰山西晋水嘉7年出土的佛饰魂瓶.表明这个时期佛教造像已在由云南、四川至江、浙等地的长江流域兴起.佛教造像传入中国的途径是多元的,除了我们以前所说的滇缅道入长江流域和交阴或广州入长江的秣菟罗造像系统外,或间有犍陀罗系统的渗入.如四川绵阳出土钱树桩上的佛像头部似有犍陀罗束发式特征.与彭山、乐山等地出土佛像有一定区别.本表中对器物造型、风格未作分析,拟另文论述.传入中国的早     

就日本文化厅藏画纹带佛兽镜(1)——论“褒衣博带式”佛像的产生

我国早期佛像主要有三种装束,即右袒式、通肩式以及褒衣博带(即褒大之衣,广博之带)式.前两种装束由印度传入,而褒衣博带式(又称“冕服式”、“绅带式”)则是佛教造像入传中国后“汉化”了的产物.在敦煌、云岗、龙门、麦积山等石窟中,“褒衣博带式”造像多处可见.龙门开凿前后,这种装束的佛像成了石窟造像中的主流.日本的早期佛教造像亦接受了“褒衣博带式”的影响,如著名的飞鸟大佛,法隆寺释迦三尊等均属这一装束.关于褒衣博带式佛像产生的源点,中日学者均认为在中国南方.北魏的“政教合一”和崇尚汉文化的政策,则是“褒衣博带式”在北方普遍推开的主要原因.就现存早期佛造像看,北方在北魏期间开凿的云岗第十六窟中,褒衣博带式佛像已置于窟中主要位置;在南方,四川茂县出土的齐永明元年(483) 佛坐像亦属此类衣式.这两处造像,是中日学者长期以来作为褒衣博带式造像研究的最早范例.     

再谈“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在“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首先对诸位代表的光临表示由衷的谢意!下面就中日联合研究组的情况以及个人的一些想法向诸会代表作一汇报.“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是由南京艺术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博物院以及日本龙谷大学共同组成的联合研究组所进行的一个研究项目.研究组主要成员为:日方龙谷大学上山大峻教授、小田义久教授、山田明尔教授、木田知生副教授、人泽崇讲师;中方有北京大学副教授刘俊文、《东南文化》杂志社的贺云翱同志以及我本人.本项目总顾问由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和日本龙谷大学校长信乐峻(?)担任;顾问为南京博物院院长梁白泉、南京艺术学院林树中教授,日本龙谷大学北(?)典生教授和谷川道雄教授.调查研究工作是从1990年10月开始的,共进行了五次.日本龙谷大学对此项目十分重视,派遣了三位专治印度史和中国史的专家山田明尔、木田知生、入泽崇先生与中国学者一起考察,并在经费上给予了很大支持.     

中国南方早期佛教艺术初探

中国南方的早期佛教艺术过去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也没见过系统的研究.近两年,南京艺术学院的阮荣春先生对其做了深入的考辨并提出“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系统”的问题.遂给人们不少的启发.这一年来,我有幸参加了由中国的南京艺术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博物院和日本的龙谷大学联合进行的“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系统”(日本专家称之为”佛教初传南方之路”)课题的调查与研究,这方面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这些认识得以产生,一是建立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二是来自于实地的调查与思考,三是合作中得到阮荣春先生及日本专家山田明尔、木田知生、入泽崇诸先生的帮助,在此,首先向他们表示真挚的感谢!一、南方佛教艺术的肇始     

江浙早期佛寺考——“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研究

近年来,在中国南方诸省多次出土被认为是后汉到西晋年间制作的带有佛像的文物,对这些文物正在做进一步的考证.这些文物广泛分布在中国的四川、湖北、江西、安徽以及江苏、浙江各省,其出土数量有不断增加的趋势.这些文物昭示出这样一种迹像:这些与以前一直认为的佛教的北传系统不同,还存在着一条南传(海路·陆路)系统.龙谷大学则持有以上观点并与中国学者一同着手研究“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本文是现场调查和资料整理过程中的初步成果,不成熟的东西很多,切望各位专家指教.     

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与传播途径的考察

1990年秋,我就四川早期佛教造像和有关的佛教艺术品进行了实地调查,将能够看到的实物尽可能做了观察笔记,并结合以往个人对佛教传播史的粗浅研究,对四川早期佛教艺术遗存及其相关的若干问题提出以下看法。     

“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研究概说

佛教造像于何时、通过什么途径传入中国以及怎样兴起的?这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心的问题.由于大量石窟遗迹分布在中国北部地区,近百年来中外研究者们皆把视点投在犍陀罗地区以及由西域而东的丝路上,亦往往认为中国佛像的产生、兴起与此有关.然而,近年来在中国南方发现了大量三世纪前后的佛教造像(图版壹,1—5;图版贰,左下;图版叁,1、3),在风格上,明显受到中印度秣菟罗造像(图版贰,左上、左中、右上、右下)的影响,遂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     

论早期佛教造像东渐的“时空差”

近年来于中国南方发现的大量佛教遗物,清楚地显示出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由西而东的整个流势,即佛教南方之路的大致轮廓。木田知生先生曾作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他将江浙等地方志中有关汉至西晋间的佛寺记载作了统计,结果表明,方志所载与近年来出土早期佛教遗物的地点,基本上是一致的。由此可见,方志虽不可全信,但仍有一定参考价值。即此可以认为,汉至西晋间吴地已出现了许多佛寺建筑,这与近年发现的大量佛教造像有一定联系,均与当时当地的宗教氛围分不开。长江上游的佛寺情况尚未整理,但由江浙等地的情况可以推想出,四川等地佛教艺术的出现亦不是孤立的现象,是有一定的宗教思想为基础的。     

盛唐以后莫高窟引入中印密教及唯识系经变思想关系研究

近来研究敦煌石窟的学者已注意到中唐敦煌石窟在经变内涵、分布格局及与主尊间的互动等方面皆产生巨大的变化,而致力于探求其变化背后的原因,本文认为这场时代的巨变应摆在中、印佛教交流的大格局下来看待.盛唐以后中印度南传佛教以密法"佛顶尊胜经变"为首进入敦煌后,连带地引入中印胎、金两界密法与相关的唯识、真常"有系"经典的思想及造像.敦煌传统以北传为主的佛教则选择"空系"的"金刚经变"及"思益经变"等以为响应,而揭开了南、北传佛教交流时在敦煌石窟所产生扣人心弦的一场巨变.     

略论四川早期佛教造像

本文论及的四川早期佛教造像,包括迄今发现的四川东汉晚期、蜀汉时期的佛教造像.近年来,四川地区在考古工作中陆续发现了一批早期佛教造像资料,已有学者进行了初步研究.但是,人们对四川早期佛教造像的年代(如乐山麻浩崖墓佛像,绵阳摇钱树佛像)认识不太一致;关于四川早期佛教造像的来源,也颇多争议;至于它的特点,尚无人涉及.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拟从四川早期佛教像的年代、特征、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早期佛教造像的关系和来源诸方面,略抒己见,作为引玉之砖,祈请方家匡正.     

平凉出土北魏佛教石刻造像探析

平凉地处陇东地区,为古丝绸之路重镇。北魏时期佛教文化发达,佛教石窟和石刻造像丰富。尤其是孝文帝迁都以前的佛教石刻造像,为研究早期佛教艺术和了解丝绸之路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早期佛教初传中国南方之路》京都中日学术讨论会综述

《早期佛教初传中国南方之路》京都中日学术讨论会综述何志国，李凡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２３至２９日，《早期佛教初传中国南方之路》中日学术讨论会在日本京都龙谷大学举行。中国方面应邀出席的有：南京博物院梁白泉院长、唐云俊副研究员，《东南文化》编辑部主任束有春，南...     

飞鸟前期佛教造像服饰问题研究——兼论日本早期佛教发展

佛教在飞鸟时期的导入被认为是日本早期一系列重要社会变革的关键,飞鸟佛教的研究对于认识日本早期社会的形成意义重大。然而文献和考古资料的不足导致相关研究难以进展,以致佛教在日本的早期发展状况不明。通过考察日本飞鸟前期佛教造像的服饰表现,重点分析造像造型上不合理的服饰细节,可以认为这些服饰问题反映出佛教图像形式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在当时还未被本土充分理解的状态,体现了佛教传播初期的发展特征。同时,服饰问题在飞鸟前期造像上集中出现,进入飞鸟后期基本消失,反映了飞鸟前后期佛教发展的内部变化。     

十一面观音像式研究--以汉藏造像对比研究为中心

传佛教中的供养神,最早最重要的是观音,在观音的诸多身形中,又以十一面观音这一身形传入的为最早,据《西藏王统记》载,当年松赞干布(617-650)为了寻找自己的本尊神,曾派化僧去南印度等地,请来了十一面观音等像,也就是说十一面观音像式至少在7世纪就传入吐蕃作为吐蕃赞普的本尊神受到供养。同样在汉传佛教中,十一面观音经在北周时期就有译经传入,经中也有详细的造像样式描述。但通过实际调查及图像的排比,发现十一面观音像由于传播途径不同,实际上存在两个像式系统,即汉一-日系统和印-藏系统。本以佛教造像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十一面观音像为中心,讨论其流传像式。